在《工业革命系列》中，我们提到了，工业化是一个稀罕品，能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

除了白人主政的欧美地区，东亚地区也实现了工业化。

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组成的东北亚经济体，从贫穷落后状态迅速实现了追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

这也用事实证明了一点：工业化和人种无关，只要路子对，白人也好、黄种人也好、黑人也好，都能实现从贫穷到富裕。

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经济体，它们比东北亚经济体拥有更好的资源禀赋，也有强烈的发展意愿。

但是，它们却在工业化的路上磕磕绊绊、后劲不足，至今没有完成工业化。

造成东亚和东南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用两篇文章，来分析下这个问题。

今天是第二篇。

后发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后发国家不能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倡导的自由贸易路线，而要走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倡导的幼稚工业保护路线。

后发国家政府要采用高关税、产业扶持、直接补贴等手段，来保护本国刚刚起步的工业不被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摧毁。

只有当一个国家确立了自己的工业优势之后，政府才应该全力推行自由贸易体系。

这其中的道理，在《西方国家给落后国家开的经济药方，根本不是通往发达国家的指南 西方国家给落后国家开的经济药方，根本不是通往发达国家的指南》有详细阐述，大家可以去看下。

用保护政策保护本国幼稚工业，这点东亚经济体做了，其实东南亚经济体也在做。

我们先来看马来西亚，这是东南亚地区最积极推行幼稚工业保护的国家。

1957年，马来西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在随后的20多年中，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殖民时期形成的买办阶层控制着马来西亚的种植园和食品加工业。

直到1981年，政治强人马哈蒂尔上台，宣布著名的“向东看”政策，学习东亚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

比如，马哈蒂尔派遣了数千名马来西亚人去日本接受培训，甚至让全体内阁成员学习日本茶道。

马哈蒂尔还效仿韩国朴正熙政府的重化工投资运动，大力扶持和补贴本国企业，希望实现弯道超车。

但没想到的是，那些得到了政府支持和巨额补贴的私营企业家，并没有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制造业、推动技术进步，反而通过私下获得各种特许经营权，在国内市场跑马圈地、巩固自己的寡头地位。

这些寡头企业家把持着马来西亚的石油、电力、通信、采矿、房地产等上游业务，积累了庞大的私人财富，却根本没有为马来西亚的工业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除了扶持私人企业，马哈蒂尔也尝试着通过国有企业来拉动本国工业发展。马哈蒂尔推动成立了国营的柏华惹钢铁厂，希望能够实现高级钢材的自给自足。

但是他却用人失误，选择的企业掌舵人既无能又贪腐，让钢铁厂陷入巨额亏损。

马来西亚政府为柏华惹钢铁厂先后投入了60~80亿美元的巨资，基本打了水漂。

当然，马来西亚的国有工业也有亮点——同样是由马哈蒂尔推动成立的宝腾汽车，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拥有自主品牌的车企，辉煌时期还曾经是马来西亚国内汽车市场的行业老大。

但是客观来说，主要是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才让宝腾汽车拥有这样的行业地位。

2003年马哈蒂尔下台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宝腾汽车的支持力度下降，宝腾陷入连年亏损。

2017年，中国吉利汽车收购了宝腾汽车49.9%的股份。

从这段历史我们看到，马哈蒂尔试图用高关税、巨额补贴来扶持本国工业发展。

但是，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它们靠着保护和补贴政策在国内市场躺着赚钱，根本没有意愿去搞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这么多年下来，马来西亚的工业依然停留在初级水平。

这其实是东南亚国家在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时遇到的普遍困境。

虽然马哈蒂尔一直向日本和韩国学习，但他没能领悟到一个关键问题：实施幼稚工业保护需要有一个附加条件。

企业家都是精明的商人，他们如果有机会在国内市场躺着挣钱，那他一定不会去参与激烈的全球竞争，更不会去辛辛苦苦搞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企业家追逐利润的本能和国家的工业发展战略并不是天然一致的。

所以，东亚政府在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时，都是一方面给企业提供支持，一方面强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利用市场机制淘汰掉没有竞争力的企业。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东亚政府都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纪律”。

所谓出口纪律，就是对那些受到补贴和保护的制造企业，政府会定期检查它们的出口成绩单，只有成绩好的“优等生”才能继续享受优惠政策。

比如，日本企业享受的减税幅度，是根据它们的出口业绩来决定的。

韩国企业必须每个月向政府汇报出口业绩，政府根据这个成绩单来决定企业可以获得的信贷额度。

为什么必须是出口业绩呢？

因为企业可以躲在高关税背后享有国内市场，但它们是不是真的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必须用国际市场来检验。

是骡子是马，拉到国际市场上比比就知道了。

出口业绩很难长期造假，这是衡量一个企业竞争能力的理想指标。

对于出口不达标的企业，政府会停止发放贷款、取消补贴、甚至是暂扣生产许可证、强制破产等等，以此来淘汰落后产能。

日本政府把这种方式叫做“管理竞争”，韩国政府更是把“管理竞争”做到了极致。

朴正熙政府决心发展汽车工业的时候，并不是像马哈蒂尔那样把宝押在一家企业身上，而是先后扶持了6家车企，让它们相互竞争。

对于业绩不佳的企业，由政府主导进行破产清算，或者与业绩好的企业进行合并。

在不断的优胜劣汰中，韩国培育出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车企——现代汽车集团。

现代集团的创始人叫郑周永，他是个极其精明的生意人，无论是在日本殖民时期还是战后美国人主导时期，他总能发掘赚钱的项目。

到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时，郑周永已经是韩国五大建筑商之一。

朴正熙上台后，铁腕命令韩国的各大财阀家族，必须进行大规模工业投资、进军制造业，拒不从命的企业家一律以“投机倒把”罪抓起来。

郑周永并没有被抓，他以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转向制造业和出口业务。

1968年，现代公司和美国福特汽车合作，开办了第一家汽车装配厂，正式进军汽车行业。

据说，郑周永每周都要和朴正熙共进一次晚餐，当面汇报业务发展情况。

同一时期，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LG集团创始人具仁会等，也被迫接受政府条件，配合政府实施工业战略。

在朴正熙上台后的10年中，韩国制造业出口额以每年40%的惊人速度增长，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从25%提高到了80%以上。

韩国通过制造业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从一个几乎是零工业基础的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韩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好像是一桩在枪口逼迫下缔结的婚姻，而那个拿着枪的人正是朴正熙。”

当然，韩国的例子可能过于极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东亚经济体在实施幼稚工业保护的同时，政府都严格执行了“出口纪律”，都采取了“管理竞争”的办法来优胜劣汰，都对本国的工业战略和产业发展进行了有效引导。

而这些工作东南亚国家政府基本没做，幼稚工业保护也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虽然“华盛顿共识”拼命鼓吹金融自由化的好处，但金融自由化对后发国家来说恰恰是一副毒药。

后发国家政府不但不能搞金融自由化，反而应该牢牢控制住本国的金融系统，让金融系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

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支持农村发展的农业信贷，还是支持本国工业发展的工业信贷，利润率都不高。

对金融业来说，利润率最高的是消费信贷、房地产投资以及证券投机业务。

所以，如果放任金融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后发国家本来就稀缺的资金一定会流向这些高利润行业，而急需发展的农业和工业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也就是说，金融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和国家重点扶持工农业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为了让金融业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金融抑制”。

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都对金融系统实施了严格管制，由政府主导信贷资金的流向，并且通过故意压低存贷利率，为重点扶持的工业企业提供廉价资金。

这等于是向普通储户征收了一种隐形税，用来补贴工业。

比如韩国，在经济腾飞期每年通胀率高达15%~20%，而出口企业却能以极低的利率拿到贷款，除去通胀后的实际贷款利率为-10%~-20%。

直到彻底完成工业化之后，日本和韩国才解除了金融抑制政策。

日本政府直到1980年才取消资本控制，而韩国在朴正熙时期对银行系统实施了国有化，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才开启金融自由化之路。

反观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它们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就早早实施了金融自由化，本该去支持本国工业长期发展的资金，却大量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

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把这些国家的经济打回原形，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通过上一篇文章《东南亚工业化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 》和今天的文章，我们发现，东亚之所以能实现工业化，东南亚之所以失败，主要关键是在农业、工业和金融政策上的不同。

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引导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严格控制金融系统的资金流向。

而东南亚国家政府因为没有做到这几点，错失了工业化发展的良机。

所谓“企业家才能”其实并不稀缺，东南亚国家并不缺乏精明的企业家，它们的真正短板是政府的治理能力。

一国的政府，能不能强有力地推行土地改革，能不能控制国内资本家继续创新和竞争，能不能顶住国际金融巨头的压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说白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掌握在其政府手里。

被巨富们控制的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