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二)开展情报工作和敌伪军工作，给武装斗争以有效的配合，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1)广泛建立情报关系，组成了侦察敌人的情报网及时准确地提供情报，使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为了开展抗日工作、加强对敌斗争和完成公安局担负的锄奸保卫工作任务，根据上级公安机关和县委的指示，公安局始终把开展和加强情报工作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抓。河间县城是敌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对献县、肃宁、任邱等邻县敌伪活动有直接影响，敌人在县城设有宪兵队、特务系、特务队等特务组织,是敌人特务活动的中心，对抗日力量有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因而公安局把河间城内敌伪做为侦察之重点。
柳洼早在1939年敌人就安设据点,经常驻有日军,伪警所、新民会都设有分支机构，对县级机关经常活动的四区北部有严重威胁，因此，公安局也一直把柳洼之敌作为侦察重点。刘抗难同志是县城方向情报工作、敌伪军工作的主要负责者，县局曾先后选派范宗海、马文澜、邓俊德等同志予以协助。马秉成同志是柳洼方向情报工作、敌伪军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不管是在他担任四区治安员还是担任特务队长时期，一直以主要精力,面向柳洼开展工作,县局也曾选派王子经、马铁、王汝才等同志进行协助，情报工作一直受到局长董光的关注和指导，他亲自对重点情报关系进行教育，布置工作，重大工作任务的决定和部署以及比较重要的敌伪活动情报，他都能及时地向县委请示和报告。
在敌伪内部和敌占区域建立的情报关系大体上有两种:
一种是潜伏在敌伪军和伪组织内部，以拉出来和打进去的方法建立的内线情报关系，据粗略计算，这种情报关系仅县城方向就有13人，他们之中有伪保安联队中队长、小队长、文书和班长，有伪警察所的警长和警察，有为日军服务的炊事员和汽车司机，还有伪大乡长联保长等;
另外一种则是以合法职业如行医、行商、传教等作掩护而搜集敌伪情报的，这些人有还兼负我方内线情报关系之联络，一身二任是我们情报工作的骨干，据粗略计算，仅县城方向建立的这种情报关系就有15人以上。
上述两种情报关系绝大多数是具有民族观念的爱国者，同情共产党、八路军，而仅有极少数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情报关系建立的过程大都是在调查发现对象后，首先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尔后再交待工作任务，交待长期潜伏与搜集情报的方式方法，情报关系的建立大多数是通过亲友搭桥引线，而关对情系建成后，他们又负责传递情报，成为传递情报的中转站，报关系的领导，严格采取单线和个别接触方式，以防暴露，求得长期潜伏于敌人心脏中。不准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将情报关系告知无关人员，无关人员也不得对此求知和过问。
从1942年秋季开始，形势恶化，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允许伪政权和伪组织的存在，但必须为抗日政府所控制，做到真抗日假供敌。在实行这一转变时，县区公安人员除参与伪政权人员的选定教育外，还给伪政权人员布置情报工作任务，要他们人人都了解敌方情况，及时报告。这就形成了一支具有群众性的情报工作队伍，使敌伪据点处于人民监视之中。
情报工作成绩比较显著的是县城方向，在这里人民的情报关系，既有深入到敌伪内部能够搞到比较重要情报的，也有散布到县城各个角落监视和观察敌人的，这就不仅能够了解敌人每个时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活动计划和情况，而且常常能够掌握敌人近日的军事行动计划和情况，从县城等方向我情报关系获得的敌伪情况和从基层治安锄奸组织了解的社会情况，县局及时地进行综合整理，上报河间县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冀中区公安局，紧急军事情报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刘抗难等多是亲自找到大、小队的首长去汇报并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向第八、九军分区和大,小队的侦察员提供当天敌人的军事情报,以使部队首长有敌情可据，定下部队行动的决心和计划。
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关系作出显著成绩的是顾惠生同志。顾惠生是河间县西关街人，在伪保安联队部任文书，经其舅母沟通同公安局建立联系。刘抗难、范宗海对他深入进行教育，使书工作的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利用文他树立了有利条件，将伪保安队的军事实力、武器装备、兵力配置以及伪军官个人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敌人开展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和“五一”扫荡前，敌军调集和集结兵力的情况他也能及时地搜集整理送出，他送出的材料不仅有文字材料，而且附之有本人绘制的各种图表，他把敌伪资料带回家，白天在地窖里用油灯照亮进行择抄整理，晚上整理时，则用棉被将窗户遮盖起来，以防灯光外露。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于1943年夏逝世在隐蔽斗争的第一线。
情报侦察工作要为武装斗争和锄奸反特斗争服务，这一思想在公安干部中十分明确，而在这方面也确有显著成效，并取得党、政、军领导的信赖和好评，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能逐一说明，现只将比较成功的4个战例略述于后:
第一:1941年的三、四月间，伪警备队小队长孙在久要带队出城给驻在十里铺、二十里铺的伪军发送军饷，情报关系张贡臣在给孙在久看病时得知这一情况，并立即报告刘抗难。次日，由三区小队在城上村埋伏，待伪军进入伏击地域后，被一举歼灭，伪军被俘12人，缴枪12支，仅有1人逃回城内。
第二，1942年6月，日军乘3辆汽车护送随军妓女去天津。内线情报关系王维兴给日军开汽车，他获知此情况后，立即出城向刘抗难汇报，刘即决定由王维兴配合在二十里铺南伏击敌人。具体方案是:由王驾驶的最后一辆汽车，待前两辆汽车与最后一辆汽车拉开距离时，由王鸣笛发出信号，游击队即向敌进行射击，王此时即以修车为名将车停下，游击队集中火力,消灭该车之敌。经刘抗难等同志同三区小队领导协商由三区小队并在刘抗难等同志参加下执行这一任务.
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敌军进行伏击圈内，战斗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经激烈射击，击毙日军七、八人和日军妓女1人，俘日军妓女1人，缴获步枪七、八支。当乘坐前两辆汽车的日军返回和十里铺、二十里铺伪军也出动增援时，游击队已经顺利地撤出了战场。这次战斗是在敌人我冀中根据地心脏地区进行合围扫营之后进行的，并创区小队歼灭日军之战例，这对鼓舞军民士气和牵制敌人上都起到很大作用。
第三，1944年3月，伪军中队长杨宝珍从二十里铺去河间城内，情报关系郭忠礼、哈广恩等及时把杨的这一行动报告了刘抗难，刘便布置城里伪军内部的情报关系搞清他何时返回，在侦知他次日即返回时，刘即报告了县区领导。县委负责同志决定由县大队和三区小队伏击和歼灭该敌。
部队隐蔽于君子馆，于拂晓埋伏在公路两侧。天刚亮伪军顺公路而来，进入伏击圈后，游击队员猛打猛冲，敌措手不及，掉头逃跑，又被堵截部队拦住敌。除少数逃走外，伤亡10余人，杨宝珍及其所属30余人皆被生俘。并缴步枪40余支，自行车10余辆。杨宝珍经审讯后予以处死，除掉杨宝珍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除掉同杨宝珍相勾结杀害我抗日于部的地主坏分子，早已是预定的目的和计划。实现这一目的，二十里铺和县城的情报关系严密的监视其行动，使他的行动完全为公安局了解和掌握。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准确的情报，保证了游击战的取胜。活捉了杨宝珍。才能经过审讯。搞清杨宝珍和地主分子的罪行。对他们予以镇压和严惩。所以除掉杨宝珍等人是通过情报工作武装斗争锄奸工作紧密结合实现的。
第四，1944年6月30日，夜袭河间城活捉陈中月。这次夜袭,共使用公安局的情报关系6人。夜袭前的准备阶段，张贡臣等多次进入城内，摸清敌哨所配置情况和陈中月的活动规律，并周密地研究和安排了用打牌稳住陈中月和部队突入城内的具体方案，夜袭开始，内线关系徐二虎用枪威逼，把伪军班长杨春廉控制起来，而后发出信号，使部队顺利地进入了城内。为扩展进出通道又以徐二虎为前导，开展政治敌势，连克6个哨所，部队进城后由张贡臣引路去陈中月住地,由张西顺带路去日军商店,由吴炳生带路去日军机械修理所，这次夜袭不仅活捉了陈中月，还俘伪军近20人。缴长短枪23支和一部分枪械零件及大量物资，县、区武装无一伤亡。
陈中月，“七七”事变前是河间县国民党部的负责人之一，事变后曾一度参加抗日，任河间县议长，1941年7月被敌俘获后，即投敌叛国，认贼作父，被敌委以联保主任、县政府秘书，并实际主持新民会的工作，不少人供认，他是河间县国民党部的书记长，把他从敌人配以重兵严密防守的河间县城抓出来，这对消弱和克服河间县国民党及上层人物的亲日反共倾向，对推动反特斗争的发展，都有明显的效果。（此次战斗具体经过可参阅《抗战故事丨夜袭河间城》）
(2)开展敌伪军工作，争取和瓦解伪军，配合军事斗争，消灭敌之有生力量。
河间县公安局从成立到1942年冬敌工部成立前，受河间县委委托，负责开展敌伪军工作，在干部少任务重的情况下，积极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并同县大队相配合，消灭敌人部分的有生力量，扩大了政治影响。
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方法是:(1)对伪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2)利用伪军官对下级和士兵的欺压、剥削所引起的矛盾，争取伪军中的下级官和士兵站到抗日阵线上来。
敌伪军工作内线关系的主要任务是从政治上争取和瓦解伪军，从军事上提供情报内应行动配合部队消灭敌人，这既是他们的任务，也是同情报工作内线关系的不同点，现将敌伪军工作取得成功三起作一概述:
第一起:1941年初，驻二十里铺伪军小队长孔庆增率部投诚。
门庄门宝宣，是伪军小队长，投诚后由公安局管理使用，他同驻二十里铺伪军小队长孔庆增关系甚好，公安局即叫他去做孔的工作，教育孔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站到抗日方面来，经一段时间的工作，孔下决心率部投降，并送出这一信息。经董光同县委和县大队领导研究，确定由县大队负责接应和掩护。按照预定时间，县大队埋伏于公路两侧，为造成被俘的假象，孔先下令士兵对空射击，尔后下令缴枪。
这是在1940年遭受挫折之后取得的一次比较大的胜利，鼓舞了军民士气,提高了胜利信心,将缴来的30多支枪装备了县大队和公安局警卫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对投降官兵进行教育后准其回家，不以汉奸对待，孔庆增和李二懵(伪军大队长)是亲戚，通过这个关系，回去又当上伪军小队长，驻南八里铺据点。此时，他又主动地同我联系，送出不少药品来。
第二起:攻克八里庄桥据点。
马秉成、王子经同志在社会调查中发现，北章西村张西荣在八里庄桥据点当伪军，他具有爱国思想，不愿再当汉奸，并愿为抗日服务，经同他接触了解和进行教育后，即叫他去争取别人，以创造接应和配合部队攻克该据点之条件，他争取了一个伪军班长党xx。马秉成、王子经同党接头时，发现此人有爱国心和完成内应任务的勇气，当即决定由他负责接应部队攻克八里庄桥据点。
县大队进至据点附近，党xx以打手电为信号，将部队接应进去。敌人没有想到距县城只有八里的地方，能够出现八路军，疏于戒备，我部队按照预定计划，无一伤亡，顺利地攻克据点，俘伪军30余人，缴枪30余支。从发现到建立内线关系到攻克据点。还没有两个月，所用时间这样短，这同公安干部勇敢机智果断地进行工作是分不开的。
第三起:1941年秋，由内线关系接应攻克米各庄据点。
1941年秋，伪军中队长王凤朝下属驻在柳洼的一小队长，不甘心忍受王凤朝的欺压，同王发生矛盾，要求同公安局建立联系，愿意做抗日工作，马秉成与其接触时，他提出驻米各庄伪军有一个班长，叫张书琴，同他关系密切，可以争取过来。
“不入虎穴，焉虎得子”，马秉成同志当即决定去米各庄由其引见同张接了头，同张商定了由他配合拿下米各庄据点的具体方案。
县大队于早晨4时左右赶到据点附近，张按规定用手电发出信号，待部队打开大门后，张接着打开里门，部队遂向敌岗楼发起冲击，经过激烈战斗，将敌人歼灭，俘伪军警50余人，缴枪50余支，此次战斗，虽付出一定代价，伤六七人，但战果可观，是1941年前后县大队在攻坚战斗中取得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成绩应归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全体公安干部及战士
河间县公安局成立后，同日、伪、汉奸、特务和亲日反共势力进行了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日伪军事力量占优势，在开始，国民党的力量又很强，这就决定了斗争的艰难和困苦。虽然如此，公安局的工作却做出了显著成绩，为河间抗日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而在某些方面，做得还比较出色。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显著成绩，党的领导，正确的政策，县、区武装部队、敌工部的支持和配合等，这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于部、战士及其所担负工作任务的支持则是十分重要的，如治安锄奸组织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没有他们对汉好，特务活动的侦察和调查，公安局就不可能开展锄好反特斗争，所建立的情报关系以及传递情报的那些义务交通员，除极少数是暂时利用的，绝大多数也是可以依靠的基本群众和基层干部，没有他们的情报工作就没有基础和来源，甚至连情报的传递也困难。
老林庄村武委会主任林玉台，是参加和支持公安局工作的突出代表之一，在长达五年以上的残酷环境里，他经常伴随刘抗难同志，既是他的警卫员又是交通员，有时还负责内线关系情报的接收和转报他经常往返于老林庄和一、二、四区的县局驻地，摆脱敌人的封锁和监视，一次又心次地把情报材料送到县局来。
以上说明，人民群众是公安部门工作的基础，但并非仅此，人民群众还是公安人员得以生存和工作的基本条件，只有人的生命存在，才能同敌人进行斗争，人民群众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使公安人员得救脱险，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公安人员以基本的物质保证。从而使他们生存下来，得以继续进行工作和斗争。这方面的事实是数不胜数，而又十分感人的。
公安局成立之后，处于反敌合围扫荡的游动环境中，没有固定的住处和办公地点，经常活动于一、二、四区，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得到驻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爱护和支持，他们提供住宿地点，供给粮、柴、菜、油，还站岗放哨，发现在敌情，立即报告，当配合部队打了胜仗，群众象对待直接同敌人拼杀的部队一样，对公安局进行慰问，给予鼓励，当公安局遭敌合围，人员受到损失时，人民群众又如同关心自己的子弟一样，从精神上、物质上给予关怀和安慰。
从1942年秋季开始，敌伪在频繁的“清剿”活动中十分注意搜捕以董光为首的公安工作者，为了粉碎敌人这一阴谋，保存力量，公安干部把依托和希望寄于人民，而人民也给了公安人员以最大的爱护和支持。公安局常驻双塔、宁庄和南马滩等村。这些庄的干部，帮助公安人员选择秘密的堡垒户和秘密洞口，在夜间帮助挖地道、修洞口，通宵不眠。
1942年秋粮欠收，再加敌伪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外出逃荒沦为乞丐者为数甚多，常驻村的人民和堡垒户，断炊忍饥，他们自己吃野菜、麻缠(炸油后的饼)、荞麦皮，而把粮食留下来给公安人员吃。
1943年4月7日，董光等8人住在双塔村，不慎被敌发觉，次日敌纠集河间、二十里铺、丁坊、左庄、任邱、辛中驿等据点的敌伪数百人，并抓来许多民工，带有大镐、铁锨和许多车辆包围了双塔村，妄图将公安人员一网打尽，并将双塔村抢劫一空，而后以火炬之。
敌在拂晓包围后，首先寻找董光等人的住处和地洞口，敌人先后抓到该村粮秣主任霍中月和刘克珠、李文志3人，问他们董光在哪里，洞口在那里，以处死和毁坏庄稼相威胁，霍中月等深明大义，决心以个人牺牲和全村被毁为代价，保卫公安人员。在敌人毒打之下坚不吐实，敌恼恨成怒，将霍中月、刘克珠、李文志当场杀害。
在霍中月三人不失民族气节的英雄行为的感召和影响下，全村无一人向敌告密。敌人由于情况不明，行动缓慢，这就使董光等人争取了时间，使之在同敌激战后，仍坚持到深夜，胜利突围。
1943年初，特务队长马秉成同志住在北中原何俊岭家，早晨，柳洼据点的几个汉奸突然闯入马的住室，马在缺乏戒备的情况下，无法抵抗，处境十分危险，何俊岭有高度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既是公安局的情报关系，又是堡垒户，于是他利用伪军爱财又人少和无日军监督等有利条件，婉言相求，并以金钱收买。伪军得利后，没有带走马秉成同志，使之免落敌手，大多数公安人员被群众保护脱过险。因而公安局所取得的成绩，应该归功于保护公安人员而献身和尽力的人们，归功于参加和支持锄奸保卫工作、情报工作和敌伪工作的党员、干部和人民。
冀中公安局号召全体公安人员要坚定、机警、刻苦、奉公，并以这八个字作为衡量公安人员道德品质和作风的标准，河间县公安局全体同志，对这一号召坚决响应，彻底执行，并在四个方面有突出表现:(1)政治坚定，作战勇敢;(2)艰苦奋斗，积极工作;(3)警性高，机智果断;(4)联系群众，情同鱼水。对这四个方面的表现不一一举例说明，现仅用一个反合围的战例，对公安人员的坚定勇敢加以说明：
1942年2月22日，河间、肃宁和任邱等地之敌 纠集千人左右，以轻骑部队为主，兵分多路，合围平大公路以西的抗日中心地区，公安局同一区小队，在县长李展和局长董光率领下，进行突围。公安局警卫队的一、二班在队长郭松庭、副队长王连富率领下，负责掩护。他们由东向西，边打边撤，阻击强于自己十倍或数十倍的敌人，使县、局领导和机关人员安全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在他们撤到龙关村时,被敌重兵包围,经过激烈厮杀，除二人负重伤外，其余同志全部牺牲，以身殉国。牺牲的同志有干部4人，战士18人，共22人。
牺牲的4名干部有公安局秘书刘光，饶阳县朱池村人，抗战后参加工作，曾任区小队指导员，县公安局秘书等职，他善于联系群众，待同志宽厚，文化程度较高，有文才。
公安局警卫队长郭松庭，河间邱庄人，1938年入伍，曾在锄奸团、县大队工作。公安局成立后，任警卫队长，他作战勇敢，管理部队严格，是一个优秀的初级指挥员。
王连富，山东人，警卫队副队长，他是红军战士，参加革命较早，工作细致耐心，善于作思想工作，他是冀中公安局为了加强警卫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派来河间的。
王玉泉，河间双塔村人，1940年入伍，任公安局管理员他刚结婚，便舍去新婚之甜蜜，随局转至平大路西，遭敌合围，壮烈牺牲。
在龙关村牺牲的警卫队战士共18人。现能查清姓名的有姚瑞其、刘锦恒、马国英、曹印同、周汝欣、戴锡环、李树材、韩明珍、张书文、任俊臣。
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县长、局长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和生存，换来了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因而公安局工作成绩的取得，不得不首先归功于他们，革命先烈的功绩永垂不朽!
公安局在工作上取得显著成绩，战胜了强大和狡猾的敌人，这当然是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奋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有些同志的工作做好一点，成绩大一些。情报侦察和敌伪军工作，刘抗难同志搞得比较出色，这已为人民所公认。
刘抗难，河间县李子口村人，家庭出身贫寒，“七七”事变前曾在天津、河间国民党监狱做过事，从此结识了各种各样的头面人物，积累了较丰富的社会经验。“七七”事变后，他出于爱国心和民族感，参加抗战工作。担任过区公所的助理员、区长。公安局成立后，即调来做县城方面的情报工作和敌伪军工作。他充分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侦察敌人的情报网，建立了潜伏在敌伪内部的内线关系，并充分利用以往的社会经验争取教育和利用这些人为我们服务。
他的妻子精神不够正常，经常同他吵闹，他忍痛将此置之度外，把全部精力放在同敌人作斗争上，抗战八年，他一直活动在城北距城很近的一些村庄，同敌人周旋，经历多次险情，也参加过一些战斗，对此他从不畏惧，从不退缩，而是英勇奋战，机智果断，圆满地完成了一些重大任务和工作，公安局工作搞得比较出色并受到好评，他起了主要作用。
抗日战争中，一切胜利的取得，离不开人民，人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胜利的取得离不开革命先烈献出的生命和鲜血，离不开广大干部、战士、工作人员的英勇奋战和艰苦奋斗，河间县公安局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成绩，也同样是如此。
但是，河间县公安局的工作，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尽管成立县公安局后，规定了杀人必须经县批准，注意了纠正乱捕乱杀的“左”的倾向，但并没有完全杜绝“左”的错误，办案中的逼供信现象时有发生;在某些方面也存在打击面宽的问题。在对敌作战上也有决断不当的地方。龙关突围战中，我牺牲干部、战士22人，固然有敌众我寡的客观原因，但在情报的分析判断和突围决断上是有严重错误的，教训是惨痛的。
后记
为了撰写河间县公安局抗日斗争史，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河间县委于1984年5月底6月初召开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河间公安局工作的部分老同志座谈会。他们是:董光、马秉成、路光、刘志强、范宗海、马文澜、马西甲、李晓光等同志。当时冒着生命危险，经常为我递送情报的李淑芳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中赵齐久、赵明俊同志到会提供了一些情况和建议。当初参加和支持公安工作、并做出贡献的基层干部林玉台和情报关系张贡臣等也多次到会提供和证实了些重要情节。
会后写出《冀中区河间县公安局抗日斗争史略》(征求意见稿),由路光主笔,秦根祥、李文欣、侯俊生参加了撰写工作。征求意见稿发给了到会同志和当时县党政军的负责同志，不少同志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10月上旬，参照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修改后但仍感史料不足，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欢迎有关同志和知情者继续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使该稿的内容更加充实、准确和完善。
198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