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新月
一
1942年5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对我华北根据地实行了规模空前而又极其野蛮疯狂的大扫荡,推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肆掳掠我财产，残忍地屠杀我人民，烧毁我房屋，一片惨状，令人目不忍睹。继大扫荡之后，在各处设立据点，修筑炮楼，还在县与县交界地搞封锁沟，断绝人们来往，欲对我分而治之来巩固其铁蹄统治。这时，我军主力部队为保存实力，以利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已转移外地，地方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则留下坚持斗争。
这年，我已十八岁，参加了饶阳县第三区区小队。我们区小队总共只有四人，队长姓李,干事姓郭,战士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志。这年冬天，气候十分寒冷。由于环境非常险恶，白天不允许在外边活动，只能躲藏在野外的地洞里，所以每天在洞里呆着，老觉得白天太长。等啊，盼啊，总算等到天黑了，才能走出地洞，到那要去的地方摸情况。
一天夜里，我们小队到王岗村去，在“维持会”了解到，原区队的炊事员叛变，现在官亭据点给日本人干事，这天，他到王岗村一户富裕农民家索手枪。据说，这家农民根本没有什么手枪，他索枪的目的是为了敲诈钱财。当时，那家农民既拿不出枪,也拿不出钱财,便支吾搪塞应付，叫汉奸次日下午来取。
我们探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机会不可错过，决定提前到那农民家里埋伏等候，出其不意，将汉奸捉住。
第二天下午，我们秘密地抢先赶到目的地隐蔽起来。不多时，那汉奸大摇大摆地来了，向农民家的北屋走来。待他进入北屋，我们随后闯进，大喝一声:“不许动!”不等他反应过来，我们即伸手将他抓住。天还没黑，不好把敌人带走，只得坐待天黑，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不是滋味;又怕大批敌人来，不好应付，真是急人。
左盼右盼，天终于逐渐地黑了下来，李队长对那汉奸说:“我们把你送到县大队去。”那汉奸没料到我们要除掉他，好像没什么事。我们把他押解出村，沿着滹沱河堤走。
大约走了四华里地，李队长说，“咱们休息一下。”回头指着那汉奸说，“为了你，必须放老实一点!”随即将绳索套在汉奸的脖颈上，李队长和郭干事两面用力一拉，把那汉奸勒死，并很快把尸体埋掉，为人民除了一害，我们心里都非常痛快。便迅速回到驻地。
二
1943年，我们饶阳县第三区区小队的人员有所增加。冬季的一天下午，李岗村党支部报告说，城里来了一个汉奸，现在李岗村日本据点附近。郭干事随即带领一名手枪队员前去，毫不费事地捉住了敌人。
敌人是个便衣特务，不到四十岁，长得胖乎乎的。郭干事将其带回到小队驻地——东歧河村，关押在一间民房里。当时，部队每天夜晚都要行动，出发时又不得将抓获的敌人带着一道走。因此，何指导员便指派两个小侦通员将敌人押送去大队，并嘱咐说，“等我们走了半小时后才行动。”我对何指导员的安排，不以为然，心里感到很不踏实，因为，两个侦通员的年纪都小，一个十七岁，一个才十六岁，担心在途中出问题，于是向何指导员提出建议，换个把大的。何指导员同意我的意见，并将我替换了十六岁的那个小同志。
这天晚上，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天上挂着朦胧的月亮，大地并不那么黑，摸路不成问题，遵照指导员的要求，区小队出发半小时以后，我和姚福禄就押着猎获物走了。姚福禄带的是一支手枪，子弹不多，质量也不很好，能打响的恐怕没有几颗，我背的是三八式大枪，有二十多发子弹。
出发时，姚福禄在前，敌人居中，我压后。将要出村时，敌人停住不走，问我们要向哪里走。我说，“你跟着前边走就是。”走了不几步。敌人突然转过身来，一下将我抱住，企图夺我的枪。我知道，此时此刻，武器就是生命，便死死地抓住枪杆，随着，姚福禄转身向敌人背上猛击。敌人夺枪不成，又受到后面的袭击，就松开手，撒脚向墙脚的斜坡跑去。
眼见敌人就要逃脱，情急中我开了一枪。这一枪打中了目标，敌人倒了下去，但没有死。我急忙跑去，见他已不能走动，觉得要把他带走，很不好办，因为天快亮了，行动很不方便，心里一动，不如把他处死，便又打了两枪。把敌人打死后，我们迅速赶到指定到达的地点，并把发生的事如实地向指导员作了汇报。
事隔不久，县大队发出了《通报》，我受到了批评，虽然如此，但我并不感到委屈，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相反，我觉得为人民又除了一害，心情非常愉快。
三
1944年3月，日本侵略军在饶阳的力量削弱了，据点也减少了，而我们区小队的人员却扩充到四十余人。由于很多乡村据点的敌伪军龟缩到县城里，我区小队的活动，也由隐蔽转向公开。然而，我区小队也因此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过去转移比较勤，几乎每天要转移，而此时竟变为二、三天才转移一次，以致遭到敌伪军的围击。
一次，我们区队在王岗住了三天，最后一天天亮前放了一名游动哨，在村南河堤上察看动静。哨兵刚到河边大堤上，就发现敌人在过河。游动哨兵打了一枪，部队哨兵听到枪声，及时报告。部队紧急集合，向西北方向撤退。
途经安岗村、至东歧河村，天已亮了。真糟糕，气还没有喘定，又遭遇上从安平县过来的鬼子，不得已，只好冲打。孔队长率领着大家在最前面边打边冲，许多人都冲出去了，但有三名战士因行动迟缓，刚跑到街上就被敌人抓住。
我和何指导员等在最后，我们只有五人，何指导员的年龄比较大，有五十多岁，身体比较肥胖，跑路很困难，硬冲是不行的。在根本不能冲出去的情况下我们机警地隐蔽地沿着交通沟向西行，然后折向北转移。不料到了东歧河村西面，又发现我们西边不远处又来了一队日本鬼子。
我问指导员，究竟是打还是走，并说:“要打，我们就到交通沟里去。”何指导员说，“我们分开走。”之后，指导员带着宋书侦和艾通两个战士向南边左中村去，我带着姚福禄向北转移。
天还没黑时，我们到了安平县与博野县交界的北歧河村附近，找到了部队。天黑了，转到村里何指导员也回来了。据指导员说，宋书侦和艾通被抢人抓走了，这次突围，丢掉了五名战士，一个战士双耳被日寇割掉，死里逃生，是一场惨痛的血的教训。
四
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平原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之后，在各地建立了旨在为它效劳的“维持会”，为不让日寇的如意算盘拨得得心应手，我根据地的农村党支部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日伪维持会。这主要是派遣党员打入其中，掌握命脉，相机行事，不让敌人得逞，不为我控制的，就采取必要的手段，将那些为虎作伥的伪村长除掉。因此，确切地说，农村党支部在抗日斗争中起到保护同志，监视敌人的作用。
在1942~1943年间，饶阳县第三区区小队大都在夜间行动，晚上经常到附近各村了解情况，或与区委、区公所联系，如果发现有给日本侵略军卖力，尤其是给敌人送情报的伪村长，我们就秘密地潜入那个村，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抓出村当即处决。在提供情报方面，农村党支部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东张岗村和王岗村的伪村长，死心踏地为日伪效劳，大肆搜刮粮食、柴草奉送日伪邀功。我们掌握情况后，先后摸到两个村里,将他们抓出毙了。对问题不十分严重的,我们也给自新的机会。在王岗村枪毙那伪村长时，还将同时抓到的一个伪职人员陪上杀场，因为他的问题不很严重，经过教育，把他释放了。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县大队时，有次和两位战友因病住在二区桑园村一个农民的场园里。园里有两间小屋。一天，小堤的敌人来了，情况紧急，党支部知道我们住的房子有地洞，赶快叫房东通知我们进洞，“维持会”又把日伪军骗到村里去吃饭，村外岗哨也没有了，房东及时地通知我们，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当即决定趁敌伪军不注意，走出村庄，才脱离险境。
事后我想，幸亏敌人不知道我们住在那里，同时有农村党支部与敌人的周旋，始得平安无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