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感到稀奇:最近怎么一打开短视频APP,就能看见不少野猪?
有十名壮汉合力抬起野猪,也有七旬老太挥起镰刀砍猪。底下的评论一半是惊叹,另一半则好奇的追问“能吃不?”“怎么吃?”“好吃吗?”
2000年,野猪因数量稀少被正式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被保护了23年后,又因几近泛滥而被正式移出名录,再次进入合法捕杀的名单。
野猪物种快速繁衍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优化,但也反映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部分失衡。
刑罚虽震慑了贪财的偷猎者和馋嘴的野味食客,但过度保护也如大山,压倒了农民地里的庄稼。
野猪不管不顾,它在城市狂奔。
作者 | 肖珂
编辑 | 方远
野猪的大逆转2021年,在河南省信阳市,老陈叉着腰对着田地发愁。面前是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玉米杆子,淤泥中还有不少蹄子印。
玉米棒子秃了一块的,像是被动物啃过。他半信半疑:难不成是野猪?
老陈已经62岁了,他总是听乡亲们说,附近的山林有的是野猪的“据点”,却从未见过野猪在村里出没。虽心生疑惑,但他还是去买了鞭炮和柴油。
自从同村的人目击过一次野猪从地里跑出来后,每天太阳快下山,他就拎着鞭炮去田里放一串,还用一个大铁皮罐子做了油灯放在田里,天黑就点上。
老陈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野猪已锐减到不足10万头。
在这之前,村里还有专门抓野猪开荤的队伍。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围剿一头野猪,成功了还能多分点肉。后来国家收缴了村民们家里的土枪,猎杀野猪变得困难,人们便没了这口福。
即便如此,野猪还是在人们过度的捕猎中濒临灭种。2000年8月1日,野猪因数量稀少被正式录入“三有”保护名录,成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饲养或猎杀或可面临五年至十年不等的刑期及罚金。
当时,保护是很有必要的事,因为人们一度很难看到野猪的身影。偶尔有村民在山中遇到,“野猪见了人就跑,人见了野猪也跑”,也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2002年,国家推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在环境和政策的偏爱下,野猪终于将将度过漫长岁月,数量急速回升。
有村民在家口门口干活时,裤腿被迷路的野猪拱破了两个大洞。“小镇道路直接连着山,它应该是顺着山路一直走到市区来的。”他这样猜测,毕竟已经十几年未曾见到野猪真身。
目睹野猪的村民没觉得害怕,只感到喜悦:说明生态好的哩!是新年的好兆头!
2024年,又是临近春节。国家林草局发布文件,称野猪已不存在生存威胁,且致害26个省份。野猪从局部灭绝的惨景,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万头。
近日,野猪开始冲出原始山林,频繁闯入人类的水泥森林。
2024年10月25日,杭州建德市,有160斤的大野猪满街乱跑,见人就咬。顶翻了一辆三轮车和两辆电瓶车之后,被路人们棍棒驱逐,最终围堵在地下停车场。
10月27日,北京一女子回家开门,看到一野猪旁若无人,躺在卧室的木质地板上。它撞翻了书包,身边散落着小孩的积木。
同日,南京受害更甚。一野猪误闯某四星级酒店,想夺路而出,却不知如何通过旋转门,在酒店大厅横冲直撞,客人们吓得四散。
呼啸的高铁也骤然撞上横跨的野猪,机械师下车维修,却被邻线列车不幸夺去生命。
人们对野猪从初始的好奇,变成了一种弥漫的恐慌。
泛滥的猪,濒危的粮野猪的泛滥是因为强大的繁殖和生存能力,更是因中国出台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禁食野味的法律后,留下过于宽阔的奔跑空间。
2004年,栾川县庙子沟的村民联名上书,要求政府控制野猪数量,只因去年收获时被野猪好一顿糟蹋,“每家都少收好几百斤粮食”,一年又只有一季。
人心惶惶,没有人夜晚睡得踏实。手里打猎的工具又禁用,只得村支书带头在田里点捆麦秸,祈祷用味道驱一驱。晚上打着灯跑过去守夜看护,半夜还得定时起来敲脸盆。
后来,政府回信,因为野猪仍属于保护物种。酌情考量危害程度后,只批准捕杀野猪100头、野兔1000只。
这时,野猪已经几乎霸占了周边的所有山林。有村民开车下山,看到半山腰处有十几头小野猪并排走在路上。而这仅是野猪大军的冰山一角。
2005年时,野猪可捕杀的数量增加到了200头。村民连连无奈叹气,只因老猎人说,这山上少说已繁育出几万头野猪。一两百头根本是杯水车薪。
下一年,人们期待着限度再次上调。公安局局长却说,今年不准备再申请猎杀了,原因是连续两年冬季猎期过后,野猪仍在泛滥。野猪仍被罩在“三有”保护下,不可继续增量猎杀。
环保人士也纷纷举旗抗议,喊要保护动物,喊杀生过于极端。
不仅是在河南,举国上下的村庄都或多或少有野猪的烦恼。江西省,野猪群大大小小呼啸而下,拱起田地里的嫩笋。在华北,有人束手无策,干脆把土地抛荒,外出打工。
农民们忍无可忍,向当地的公安部门投诉,往往也要等很久才能收到回复。公安部门会按照当地的致害程度,评定可以被猎杀的数量,然后交给护农狩猎队。
法律不仅从从野猪方保护它们的生命,也从扑杀工具上限制着人们。中国是严格禁枪的社会,而没有枪又极难使野猪伏案。人们只能从国外购入百余条猎犬,仅一条就万来块。
王振飞是婺源县狩猎社创始人兼社长。他从2006年开始申请组建狩猎社,12年后才终于批准挂牌成立,也终于获得猎枪的使用资格认定,拿到10支土猎枪。
12个队员,枪支不够人手一支,只能循环使用。不管队员们打没打到猎物,王振飞都得每天清点弹药和弹壳,回收上缴做台账。
枪支维护还得队里自己补贴,一年下来野猪打不了几个,收入也几乎没有。王振飞倒也乐观,称自己的小社为“公益性运转”,自己的理想就是“保护乡亲们的庄稼”。
今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开招募野猪猎人,每头野猪报价2400元,无害化处理再补贴200元。一时间,人人组队报名,认为这是暴富的机会。
最终入围的队伍仅有6支。有人在中标前就已在设备和猎犬上投入百万,有时候一晚最多能抓捕13头,但跑空才是常态。
共存森林和城市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人和野猪逐渐成为邻居。但野猪并非温顺的动物,而是频繁伤人扰民。人们却不敢防卫,因为伤猪要服刑。
年过六旬的吴婆婆,怕野猪糟蹋了自己的红苕和洋芋,连续5年睡在山坡上。听别人说用电机器可以防野猪,她欣喜不已,掏出床底的5000元网购一台,心想猪肉还可以补贴家用。
机器电死了3头猪,吴婆婆卖了1070块。过几天,她听见有人敲门。那人将她带到村里的巡回法院。开庭审判,她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
吴婆婆几乎失语,因为害怕。
河南南阳,有农民吴某夫妇近百亩田地被糟蹋,过半的玉米绝收。俩人站在狼狈泥泞的地里,愤愤拿起电丝网和警报器,半个月猎杀8头。
在法庭上,吴某供认不讳:“俺地里的庄稼被糟蹋的严重,实在没办法了,就想着灭了它。愿意认罪认罚。”
猪患久矣,矛盾不可避免。人们正在寻求新的相处模式和保护制度。
在抗议声中,2023年6月起,野猪终从保护名录中调出。人们不需再办理《狩猎证》才能捕杀野猪,但野猪肉仍然禁止买卖和食用。
野猪不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保护管理对象,也不受地方性法规的保护。在非禁猎区和非禁猎期,使用合法工具即可捕杀。
但对于村民来说,在短时间内,周边野猪的数量仍将快速增长,还是需要谨慎提防。
虽说没有护农队的村庄也能自主防护。但手上没有猎枪,也不能投毒,放火又容易烧山,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一件难事。
野猪的忧患使人们不再盲目支持动物保护法案,也将关注的目光放到更多相似的物种上。
野生动物在保护法下的过快增长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2021年,广西龙虎山自然保护区的猕猴就被报道从100余只急速增长至3000多只。猴群不满于现居山林,族群向周边的田地扩张。
猴子到处流窜。有人回家看见猕猴在厨房偷吃,田地里的农作物被拔的拔,啃的啃。
不仅是中国,对野生动物的过度保护也已成为世界议题。
在非洲国家博茨瓦纳,非洲象已严重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大象肆无忌惮,在路上横冲直撞,将宠物狗踩在脚下。
美国同样野猪泛滥,政府不惜使用直升飞机和迫击炮打击。在德克萨斯州的部分县,市民打死野猪后割掉耳朵,每对可获10美元的奖励。
保护法的固执不仅表现在动物群体的规模上,对刑事案件的界定也始终模糊不定。是正当防卫还是知法犯法,犯罪的评定随着动物增长一并摇摆。
此次野猪泛滥并非地域性特殊事件,而是闹得全国民不聊生,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截至目前,野猪在中国广泛分布于28个省份,其中已致害省份26个。
若仅依靠捕猎队和民间抓捕来抑制野猪族群的增长则远远不够。即使装备精良的自发队伍,若无政府的在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也总有力竭的一天。
目前,野猪的繁衍速度远远高于人们捕杀的效率,遏制野猪的增长数量和活跃地区一并迫在眉睫。以宁夏的悬赏措施为首,各地方正陆续推出不同的预防和补救措施,保卫民众的财产。
针对野猪已造成的损失,各省保险业也紧急推出保险机制。莆田市推行商业性野猪侵害农作物种植保险,每亩保额为1000元,保费12元。浙江省则已全省覆盖野猪致害保险。
在全国事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各地方将在不久均参与到预防野猪和损失评定等保护措施的队伍中来。但若不从根本整治野猪,类似的事情终究成为反复发炎的病症,不得安定。
因此,在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界定和平衡上,法律应重新思考保护的天平,仔细考量相关的物种,慎重预测未来的发展。
在央视的采访视频里,因电死野猪被罚的吴婆婆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花棉袄,眯着眼。身后是用广告布、油布和旧布条围成的棚子,竹片做的门吱吱的响,木条凌乱的横在棚子上。
这是她长住了5年的家。
被村委会没收电线和电箱之后,吴婆婆再无防猪之法,只得重回山坡,搭棚过夜守护。夜晚的野外湿气浓厚,冻得睡不好,还得花钱治病。
“猪还是原样,也没什么办法,守到自己守不动了吧”,她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