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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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
2024年度建筑档案讲述人
周红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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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南山“百校焕新行动”
发起人/总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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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COORDINATION
我一直在追求“以公共利益驱动、具有专业属性和创新性的公共设计管理”。底线是基本保障，必须要依法行政，但高线树立了新的文明标杆。无论建筑被界定为城市里的哪一种类型，都不应该是单一功能类型。作为城市空间治理者，致力于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我先天的使命。
穿梭于不同身份
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创造想象空间
是行政管理者，也是建筑策展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诉求，追求专业属性和创新性的公共设计管理者是近年来的自我确位。
邵兵（建筑档案主编，以下简称“邵”）：很多时候，人遇到的可能不只是世俗的问题，还是机制的问题。个体和机制碰撞的时候很容易碰得头破血流。其中涉及身份的问题？
周红玫（以下简称“周”）：最主要的是有时你的职能里没有这部分，你甚至不被允许这样做。我现在能够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追求的始终是一种“以公共利益驱动、具有专业属性和创新性的公共设计管理”。
邵：如今城市越变越大，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大家都无意识中被挤压成为了一个个切片。
周：我不愿意走到前面，通常会退到所做事情的后面。我习惯把舞台支好，让更多的明星在我创造的舞台上起舞。
邵：你在各种身份里穿梭，要做多种平衡。在不同的身份节点上，对一些事情的判断会有不一样的状态或反应。你个人认为经历了几个过程的身份转变？
周：从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我做了几年设计，1992年来到深圳工作，1994年底通过考试成为公务员进入市规划局，先去了比较边远的龙岗分局。记得入职不久，更早参加工作的同事交给我一本厚厚的《依法行政手册》。我们的工作就是按照政府的规定行使建筑设计审批的职能，审方案、审扩初、审施工图都得按这些条规来。
这么多年我一直被各种规训，就连我那位最崇敬、最爱戴的老领导也告诉我：“你不是一个建筑师，你是一个行政管理者。”
邵：这一点很关键，在身份与专业之间，你好像始终在博弈。
周：但是我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自知。我们需要用规定动作来审，老同事会提供一些备忘录，我们就按照这个来审。其实我们也并不都是建筑学专业，和我一样进行建筑设计审批的同事可能还有结构、机电等其他专业，渐渐地我有了一种身份焦虑。建筑学专业训练积累了较强的自我意识，这促使我开始思考：我的专业在行政管理部门到底还能有怎样的想象空间？在审批之外，我还能不能有更多样的工作价值和思考维度？
那些年的工作逐年加码，不停提速和简化程序，最终趋于普遍默认的量化、规范性、“符合性”审查。那些与公众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建筑，如学校、医院、社会住宅、文体中心等，会不会因此在经年累月的惯性操作下，沦为平庸设计的大本营？深圳40年持续高增量发展，这种高效的行政效率确实保障“速生城市”的空间生产量，但对一个综合性都市而言，仅仅靠“量”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深圳是“设计之都”，那么除了这些保证审批的量之外，我要深究建筑学的核心价值，它的公共性、文化品质和社会价值等学术性话题。这其实和审批无关，但对公共项目、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开始走向相对另类的道路。一旦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要质疑设计本身时，就会有被投诉“利用审批权卡压项目”的行政风险。这涉及所谓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会评估规定动作之外的溢出部分。
当我开始追问这些问题时，也开始了一系列主动的工作。2005年策划深圳大芬美术馆时，我试图担任公共项目策划人的角色，通过项目策划和顶层设计赋予它新的可能性。
▲ 大芬美术馆 © 吴其伟 等
邵：策划的关键，就是先问是什么、为什么、在哪里。
周：最关键的是如何出具一份好的任务书。
那时我想把一个板着面孔的官办美术馆“拉下马来”，变成融入城市肌理的、充分体现在地性功能策划的公共建筑。它既是一个美术馆，可以用于收藏当代艺术作品及大芬原创作品；同时基于大芬村的特殊生态，它是一个油画商品生产基地，所以我赋予了它油画交易的职能。它建设于一个陡坎上，我想让它成为在城市中是可穿越的公共开放空间，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在这里享受咖啡和探访艺术家工作室等等。所以我赋予了美术馆相当复合的功能。之后落地很艰难，因为有个台湾的制衣厂，搬迁要花几千万。书记决定不建了，我当时是第一次接触都市实践的获胜方案，就冲到了现场会议上当场游说。或许是因为我的真诚，并且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也非常熟悉情况，所以书记当即改变了想法。我下决心一定要把美术馆建成，给大芬村注入一个健康的心脏，就像植入一个引擎，以此给大芬村有机的、渐进式的激活带来重要改变。
进入大芬村的路径有个斜坡地，当一片夕阳照在美术馆和周边村庄的时候，眼前可以看到村中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有人在画画，有人在钉画框，有人在劳动，呈现出非常有趣的生态。美术馆融入了城市肌理之中……在我心中这里就是和谐社会最好的样子，也就是在那个瞬间我忽然被自己的使命照亮了，觉得我完全可以超越传统的、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设计管理职能定义及其局限，做更多事情，使自己胜任更综合性角色。
现在想来，除了常规审批职能，我实现了建筑学专业的延伸，找到了自己在专业上思考和工作的新方向，在长期积累后确认自己工作的定位——那就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诉求，追求专业属性和创新性的公共设计管理工作。
邵：其实一开始你就非常明白你要去哪，只是你和专业契合要经历一段路程。你始终觉得你是一个公共的角色，要做公共的事情，塑造公共的建筑。我们每个人出生之后，会经历家庭、社会、学校的规训，大家会教你什么是对，因为一旦涉及集体就有集体规则。现在让你重新来看规则，你可能会很清楚，第一是要了解它，第二可能要修订它，第三要扩容，你要超越它。这种公共类的建筑，不像房地产，它是不能被规训的，而是像潜流一样潜入这座城市的民生状态中的。
以美术馆为例，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承认了它的公共社会价值，而不只是把它作为建筑设计，这点是很动人的。你要的结果是让它产生公共社会价值，或者想办法最大化产生价值。
▲ 坪山文化聚落©都市实践
周：对。围绕目标，我以公共价值为导向重制任务书。包括后来做的坪山文化聚落也是如此，所有的项目前期业主都有套路化的任务书。经过长期观察，我发现大家下载的任务书都没什么太大不同，除了把面积部分等换成各自内容外，其他的都是实用、经济、美观等套话，没有针对性的策划和设计。大量公共场馆在前期做策划的时候，更没有把运营主体的诉求放进来，所以就会出现“交钥匙”工程。校长最感同身受，他们一直没有话语权，从头至尾就没有参与过。多数任务书一开始就“低开低走”，而我提倡的原则是“高举高打”。就像坪山美术馆，我在最初的定位中就诉说和描绘了许多公共价值和人文生活愿景。
邵：坪山美术馆的价值首先肯定是城市价值，其次肯定是民生社会价值，接着才是与空间实体部分产生的勾兑。
周：当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给我的题目是全国流行的城市地标型巨构式的文化综合体，长期以来这已经成为很多行政主管的核心诉求。现在的城市无论是文化综合体、城市综合体、商业综合体都是综合体化，包括高层建筑也算是一个垂直巨构。经过对公共文化建筑现状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宏大叙事式语境的反思，我开始想把这种高高在上的“文化综合体”拉回到市井生活舞台，贴近市民的日常生活。
项目用地在城市公园和当时正在开发的居住区之间，按原先的预想，一个巨构式建筑孤冷地搁置于此，周边形成一大堆消极空地，这就难以融入社区肌理和日常生活。因此我在前期阶段重新书写了任务书，寻找新的空间建构策略，大胆地提出了坪山文化聚落的概念，试图给坪山乃至深圳人民树立“坪山在哪里”的文化心理地标。“文化综合体”改为“文化聚落”，意在将综合体“解构”，聚落是化整为零的空间策略导向，也创建了更具在地文化意味的语境。我从顶层任务书策划开始传递清晰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期待建筑师以“文化聚落”为导向开展设计，共同营造复合多样的街区网络，催生文化聚落的弹性、生长性以及街区界面的复合多样性，让文化机构重新链接城市日常生活。
当时政府代建没有运营方，但这不能等，我把政府各部门、规划师、建筑师、社会学者和一些运营顾问专家请过来合作，启动跨界学术工作坊，尝试开放、多元的公共参与和专业介入决策的空间治理实验。把利益相关方和整个空间生产涉及的所有人都聚合在一起，相当于建立一个社会共同体，对我做的策划、深化的任务书和很多价值导向等议题提出意见，相当于在反证我自己。一个建筑学出身的专业管理者，管理智慧最能体现在是否可以把这些核心价值和思想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转化和渗透的能力。
邵：能提出愿景、喊出口号的人不少，但在做这些空间治理管理时能够找到转化路径的却不多。
周：的确如此。为确保实现理想的空间和人文愿景，我在出题时，尽力细化竞赛规则，充分明确城市设计要求。比如说在报名参赛阶段，建筑师们就被要求带着一个城市设计的空间策略提案而来。这样呢，通过自下而上的城市设计思维和空间策略，从单体层面响应上位城市设计并适时校验、反向优化原本自上而下的城市设计成果，以弥补以往城市设计成果与每块基地的建设之间缺乏实施落地的对接通道的缺憾，目的就在于强化衔接和重塑项目与周边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系统。
文体中心是另一种与社区息息相关的公共文化建筑类型。2016年，粤海、蛇口、西丽三所文体中心相继启动设计，对于以往类型单一的“孤岛”式文体中心空间类型的批判性思考是这次前期策划的起点，我将三个散落在不同街区的文体中心打包，据此开展系统的议题思考和前期定位。从“孤岛”到“锚点”——城市中心活力再造是这一系列设计实践的学术主题，文体中心成为联系周边社区的嵌入式“文化生活锚点”，在建筑和社会的不同角色层面，将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建筑类型创新和社区开放性探索。
粤海街道文体中心已经在2022年建成亮相，我期待南山区政府对公共文化建筑的运营模式创新的大力推动。巴西圣保罗SESC (Serviçoes Social do Comércio) 社区文化生活综合设施是个很好范例，良好的运营使得把现代建筑造福社会的理想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承载丰富的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社区中心，我觉得这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应有的样子。
建筑的多维价值
能够织补、激活一座城市
每个城市空间生产都是城市重要的织补，是一次再生与激活的契机。无论如何，管理者和媒体都不要成为权力或流量的追捧者。
邵：为什么我们的规则、规范不迭代？因为我们对事实理解、调研的不够深刻。换言之，即便我们看见了，在旧的规则里也很难去迭代新的规则。对于行业规范或社会规范来说，前人的经验和知识规训好像是背在所有人身上的壳。
周：我在《建筑学报》发表的论文中讨论过公共设计管理的价值取向到底追求的是满足底线，还是追求高线？底线是基本保障，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依法行政，不能行差踏错，但是高线树立了新的文明标杆。我认为深圳有着开拓创新的先行使命，所以需要有更高的文化追求。管理的手段也很重要，假设出题时我们简单给出了一个文化综合体的套路化任务书，按照这种综合体任务书开展工作的是“红线建筑师”，他们不关注“城市”，不关注城市空间，不关注周边的公共空间系统和结构，不关注项目与城市和周边社区的互动关系和重塑作用等。城市空间的每次生产都是对城市的一次重要织补，是再生、激活、重塑的好机会，每个建设的机会都很珍贵，我始终聚焦于高品质城市空间的生产方式和机制创新，如何为承载丰富多元的公共生活营造城市舞台。我不认同地区分三六九等的观点，而认为就算在边远地区人们也能够寻找到更理想的方式去建造美好人文环境，重塑城市空间与社会生态。
建筑师做城市设计分析研究却不提交定制化的城市设计成果，城市设计就会成为泛泛的知识见解和信息收集罗列，并不能将城市设计议题针对性地投射到特定场地和项目上，给出相应设计应对策略。
比如在2012年KPF建筑师事务所做深圳湾万象城设计的时候，我组织了公共参与式城市设计专家工作坊，设计者讲到洛克菲勒中心市民广场等案例，我就问：“你们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城市设计的光辉思想、理念是这样，落在我们这里就是个巨大的、航空母舰式的mall吗？”参与工作坊的专家当场提出优化意见并以图示的方式表达，各方充分发言以谋求公共利益，相互辩论并达成共识，这为KPF提供了大量启发性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最终说服业主，促成封闭的巨无霸拆解为“开放街区+mall”。
后来我会把题出得更为细致。做一个城市设计的研究要做很多相关专题研究，在提交的成果里就得关注和城市空间的链接、关注公共空间、关注城市不同空间和功能的互动、关注人，把题出好很关键。
比如华侨城大厦，也是KPF设计，当时甲方和建筑师的最初构想是做成一个巨大而封闭的shopping mall，覆盖大面积的街区，以此为基座，上面加一个超高层塔楼。设计工作启动后，按照我的出题一走，所有参与竞标的建筑师都提出要保留基地原来作为华侨城雕塑公园的集体记忆，预想中盘踞地上的庞然大物一下被消解了，这里重新回到了以前那种街区式的、有文脉连续性、有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氛围。
此外的汉京金融中心、深圳能源大厦，担任设计的汤姆·梅恩、BIG事务所，他们都根据我们的出题，在充分研究深圳本土气候、文化特质、项目的城市关系后，进行了方案调整，做出了更符合地域特色和生态、具有空间文脉连续性和前瞻性的城市设计和单体建筑。把题目出好，才能让项目达到更理想的境界。
类似的方法还应用在其他项目，公共文化项目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商业地产项目如华润万象天地、特建发留仙洞、万科云城、国际艺展城等超级城市综合体开发，等等。在这些项目里，我们通过创新的公共设计管理，通过城市设计引入公共性营造高品质的街区网络，最终推动实现高品质的建成效果和公共价值。
邵：我们之所以认为深圳是一个很好的样本，是因为它本身不是被规训成长的，它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上，也没有过多参照其他地区。在面临西方传递的诸多经验时，你会如何重新审视该怎么做？
周：在地化、地域化，嵌入城市肌理，这些是我在实践中的思路线索。后来我们在竞赛中也发现，很多商业型的国际事务所，会套用它们做过的一些库存设计，按照现有红线裁个边儿移植过来。
邵：红线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也在变。比如今天这条河是一个独木桥，有一天两个人过来要修个两米的桥。突然有一天水大了，又修了三米的桥，红线是“水涨船高”的状态。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意识到水涨船高，不能拿着几十年前的经验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周：这也是我非常关注的。有着建筑学专业出身的基础，我们能够敏锐地把握城市快速发展产生的急迫问题，而当下是深圳进入了城市化的后半场，遇到的很多问题、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更需要我们去捕捉很多城市或建筑学的新议题。
比如腾挪学校，就是应“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而横空出世的产物。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深圳高度建成区福田的“学位之痛”所带来的高密度建设问题，红岭实验小学超过3.0的容积率首次昭示了这类项目面临的高密度压力，类似的拆建加密的大批高密度学校项目接踵而至，在“8+1建筑联展”中号称“高密度之王”的福田中学，在前期研究中毛容积率已经达到4点几的水平。现在的教育模式变革也使得标准教室之外的功能性空间越来越多，也新增不少公共空间诉求。
“8+1建筑联展”就是在这种高密度城市空间语境中所做的命题作文，我想通过联展即“公开竞赛+建筑实践展”的特别机制，通过比以往更广泛的集群设计来解决问题，寻找最理想的校园方案。在2018年1月“8+1建筑联展”正式推出之际，困扰项目前期推进的一个实际难题随即演化为另一个新的建筑学议题。
当时最大的障碍是学校密度大，建设期间无法解决师生的安置问题。参与联展的9所校园都是原址改扩建，很多学校都要求教学楼先不拆以保证学生们继续上学，这样在长达2到4年的校园建设期内需要原地交叉腾挪以轮换施工，这将严重影响正常教学，同时存在着不利于学生身心安全和健康的很多隐患，还将严重掣肘新校园空间布局思路。
邵：无论是在学校还是住宅的更新项目中，这都是一个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周：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决策还是挺难的，找不出周全之策去解决原地交叉腾挪带来的各种问题。在一次和教育局、校方激烈的争论后，我灵光一现，干脆异地腾挪——在学校周边寻找一些闲置用地或公园绿地，用新型轻量建筑系统快速建几所腾挪学校，让过渡校舍的建造成为城市的文化事件、创新之举。这个想法被即兴命名为“诺亚方舟计划”。其实这种灵感也是有来源和基础的，之前我们研究了苏黎世模块化校舍系统，在几届深圳双年展期间也运用了朱竞翔、谢英俊、臧峰等建筑师团队分别设计和开发的轻量建造体系。
教育局是教育的职能部门，很难获得投资以新增立项，也就倾向于校内腾挪。后来在福田中学的招投标条件设置时，我据理力争，反对在校内腾挪而力主异地腾挪，因为拘泥于新旧校舍交叉腾挪就只能是前后左右简单置换的空间关系，而更为彻底地腾空整个校园才能产生更为理想的垂直叠加的混合空间模式。以校内腾挪作为先决条件将导致新校园规划上的先天缺陷，无法得到每个项目最好的空间布局方案。我不忍心让建筑师在妥协的条件下做设计，那不能展示他们全部的创造性，可以说是一种扼杀，为此我宁愿去为争取更好的创作条件而奔走和呼吁。
“校舍腾挪”创造了另一个城市土地空间利用的新模式，我称之为“城市土地空间运筹学”。这种模式高效盘活城市里那些功能固化、使用效率低下或闲置的土地空间资源，通过分离土地的所有与使用，以空间换得时间，成功解决校园建设期间的临时校舍安置问题，给解决城市土地资源稀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对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予以深刻启发。其后，大量腾挪或快装学校在城市各处落地也验证了该创新模式的引领作用。
邵：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点，要建成一个公共建筑，或是让建筑具备公共社会属性，必须让人能进来，产生民生的作用。你很清楚设计是具备强烈社会价值的。所以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设计提供的价值？
周：无论建筑被界定为城市中的任何一种类型，都不应该是单一功能类型。每一种建筑都应该肩负社会价值，具有公共属性及多维价值。学校在以往很长时期里被认为是一个个封闭的象牙塔和孤岛，和社区、城市、社会隔绝。从2017年迄今，通过“深圳新校园行动计划”过往四季、还有南山“百校焕新行动”这些事件的推动，我们持续探索如何将校园的边界打开，重塑为复合多样、空间共享积极界面，让学校以公共建筑的身份促进社区互动，一改过去封闭、保守、单一的形态，能够为社区贡献公共能量。现在学校的文体设施开放度、社校边界开放度都已经大大提升，实现了资源共享。在现有经济状况之下，各方愿意为学校投资，可喜可贺，学校也会在新一轮城市更新中去反哺社区、反哺城市、反哺社会，为着更为美好的城市人居生活而参与共同创造。
邵：有时候公共就是在高雅和世俗之间平衡。包括深圳大芬美术馆和坪山文化聚落在内，他们其实都不是以一种曲高和寡或是很强势的姿态介入，而是作为一个具备公共价值的平台参与进来。
周：所有空间都要解决人的生活问题、教育问题，不管在哪都有吃喝拉撒的问题，都有很多具体、日常的需求。人的需求不是单一的，就算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病，小孩也需要玩耍、休息、吃喝。
邵：你如何看待建筑媒体的社会价值参与？
周：建筑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筑媒体不应成为精英、明星建筑师的吹捧者，而是要参与到社会议题中，为其发声，空间话语的建设很重要。我们一直没有城市批评，没有真正的建筑评论，只说好不说坏。我也一直期待有建筑媒体能承担起这部分公共话语、空间话语建设的核心学术力量。现在往往是我们这些管理者在识别城市问题，或者发现新的城市议题，这也是对我们的专业敏锐度和洞察力的考验。如果媒体更多地介入整理、发现更多的新议题，则会有不同的、更多的视角，这对行业会有很大好处的。
为建筑规范打开一个口子
专业精进永无止境
专业和规则需要不停迭代，如果贯彻执行几十年，它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生命力，反而成为了强大的束缚。
邵：你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的视野，只是自问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巧妙的策略让这些人在路径和织补关系上揉顺。不是先定稿，而是先开一个口子，在这个口子上慢慢找到那条路，在路上让它更加饱满、成熟。我们在经验里找寻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给出确定的结果。但你的方法其实是先问再找，找问题和答案，答案是开放的。
周：面对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把问题接下来，不能排斥。就像忽然一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容积率3.0的学校，而我们针对高密度校园的设计理论、实践和管理经验都处于一片空白地带。这是一个核心的民生诉求，城市面临巨大的学位压力，必须得解决。有些人会批评，说深圳高密度校园反人性之类的，但中心区确实没有地了，高密度的空间环境这本身不是新校园的主动追求。联展机制创新的更广泛意义在于其运作策略，我把它设置为一个开放性的课题，指出真实的问题所在，这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一步。
一旦把建筑学的新议题、新类型揭示出来，把高密度校园的学术挑战性和社会意义挖掘出来，被吸引而来的建筑师们就像凶猛的狼闻到血腥那样地兴奋，激发出极限的思考。我就是要召唤这批极具创造力、能够进行极限思考的建筑师，让他们来解决问题。
邵：建筑师不怕被限定，就怕不明确。建筑最后要呈现一个物理的结果，前期的限定是有效刺激他思想的条件。事实上，我认为如今专业人员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的价值不足1/10，你做的事是打开口子，让专业真正发挥它的效能，这很重要。
周：而且我们对专业的精进应该是无止境的，专业不能止于那一点事情。有些陈旧的东西早已失去了生命力，深圳的急速城市发展不断挑战着常规的城市观念、价值标准和规划管理能力，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克服规划管理机制中的惰性和障碍，更新观念、土地利用方法、规范和标准。那些规范规则不能成为几十年贯彻始终的东西。如果局限于固有的规则我无法建立高密度校园的概念，毕竟很多做法也不吻合旧有的规范。
邵：每年法定建筑、法定设计甚至是一些既定规范的东西需要做微调，这恰恰也说明我们在进步。
周：我们不能用十几年、二十年前的规范，限制现在的行为模式和思维尺度。早期的经济条件和城市化程度与现在完全不一样。规划的很多教科书内容、理念，都要不断更新。事实上，一系列新校园行动致使深圳的规范开始出现松动和调整。
邵：要开这个口子，就要准备好刀子却又被没收。但凡是法定图则、图规就一定会有限定，但我们要承认一点，专业就是用来迭代的，所有的专业从业者是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的，不然还用几百年前盖故宫的方式来盖超高层也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辨，可以用旧的，新的也要不断建立。
周：边界突围的机会很多时候来自于把各个部门协同在一起，共同切磋不断测试，实现政府、社会和专业资源的高度整合。
比如在“百校焕新行动”中，我首先整合了复杂的内部行政决策与沟通，建立起多部门协同工作平台，邀请土监局、住建局、规自局等各个局都来参加，这基于我对深圳建设各层面的了解和熟悉。我作为总策展人可以跨专业和在行政的多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深圳学府中学当时的风雨操场和器材室由于规自局不同意而无法建造，我就不断去测试土监局的反应，比如能不能以临时建筑的名义申报，等等，不断激发，寻找机会。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综合性的城市空间生产需要把生产链条相关方都放在一个协同平台里去解决，而不能搁置在前后端，这样才能找到机会。
在第二季“走向新校园”行动中，庄慎老师做的笔架山中学就是这样的例子：学校需要遵守教育部门关于300m标准操场的一些规定，但又限定在小面积、空间高度压缩的条件下。庄慎老师作为建筑师极具智慧，当时把所有指标叠加，各方面都做到极限。他设计的大操场空间与地下篮球场与社区共享，操场部分飘在红线之外、公共绿地之上，形成一个架空围合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的草坡绿化下沉至地下篮球场，又形成了社区大型观演空间。公共绿地上也有通达大操场的楼梯，呈现友好欢迎社区的状态。为了让这个操场和整个校园设计一起通过报建，规划、用地、建管多部门同事商议后，我们想出一种办法：出让绿地上空给学校使用，以此促成绿地和学校复合使用，大家相互借光，你跨到了我的街道绿地上空，你的操场也为我所用，双方可以分时共享。新校园与周边的街道空间采取了有退有还，相互关照的策略，于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正如庄老师希望的那样，笔架山中学是一个真正具有“城市感”的建筑，是街区与社区的友好邻居。
学校与社区“绿地共享”的这类案例还有王维仁老师设计的石厦小学。
成为“城市策动者”
协调非专业者建立公共认知
公共设计天生应该公众参与。如果不建立一个开放、多元的公共空间公众参与机制，会错漏许多重要信息。
邵：首先要对设计有充分的了解，还要清楚规则的限制所在。只要有共同明确的方向，大家愿意奔着这个目标解决问题，多方协作总会找到问题的协调办法。
周：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总统筹和协调者。我逐渐丰富、拓展了传统设计管理的职能内涵和工作界面，认识到建筑学背景的公共设计管理者不仅是项目审批者，还可承担多样角色，通过“城市策动”调度和整合更多空间生产资源，成为城市智囊、策划和协调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所做的就是规划的规划、设计的设计，做的是顶层设计。很多情况下，也只有政府职能部门有能力去集合分散的地块、集合业主和空间生产链中的各环节参与者，协同打造综合性空间愿景。身处体制而洞悉体制，我们因而敢于和能够打破现有惯例和庸常程序，敏锐把握城市快速发展产生的急迫问题，在现有城市管理机制中寻求突破与创新。
实际上，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启动后，随着自身工作的行政职能色彩的减弱，我可以从福田区跨越到龙岗区、南山区去做事情，比以往有了更多的选择。我的角色一直具有专业的属性，大家依然信任我。我自称“城市策动者”，通过介入城市实践来关注思想、价值观讨论，为什么我不去坐而论道，因为我所有的行动都是将空间理想付诸实施,这里的思想和价值观是一以贯之的。
邵：对于专业人士而言，理解公共这件事并不难，大家其实有认知层面的共识。最困难的其实是将非专业的人协调进来，形成公共意识。
周：一直以来，我们做事都缺乏一个牵头人，恰好我可以成为这样的牵头人。我经常通过讲座去激发各个职能局和工务署同仁们的热情，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多部门协同工作的统筹协调人，只要你愿意去做这样的人，并且不辞辛苦。
邵：你好像有两个特别关注的方向，一个是城市遗留问题，一个是城市未来通过公共设计能够解决的问题。作为行业参与者，你如何去理解社会价值？
周：我们是从事城市空间治理或者公共设计管理的人，所以我们的方向肯定是致力于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这是我们先天的使命。
邵：我们之所以想探讨社会价值这个课题，是因为我认为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该探讨一下边界到底是什么。是暧昧含混，还是要梳理新方式，要各种新鲜的东西？
我们期待每个设计师都是头狼，有足够野性、新鲜的内涵。我也在思考如何通过设计重新理解设计的社会价值。你并没有要梳理一套宝典，而是每次都在寻找。看到具体的地方和人，你要找到一个新的共融、共享或共建的方式，而不是等别人直接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谁。包括“百校焕新行动”、城中村改造，其实可能最开始你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通过这一群“狼”来寻找，这个方法很厉害。你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协调所有设计师完成教育、医疗、社会关注等诸多问题，用建筑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提出建筑社会价值这个关注点的初衷。
周：其实政府原本就是公共利益、公共价值或者社会价值的代言人、守护者、推动者。我们现在是在往后退，不太关注除了城市生产、空间生产“量”之外的东西，而趋于普遍默认的量化、规范性、“符合性”审查。很多公共建筑，虽然把它对城市和社区的界面打开了，但它依然会用一套衙门的管理方法，装上大门，墙篱阻隔，管理苛刻。
从“新校园计划”到“百校焕新”，校长们总是强调“守土有责”，所有关于学校与社区共享大规模空间资源的设想至今都还只是设想，校园内部是难以进入的，但我会去协商，让校长们同意释放出一部分空间资源和设施与社区共享，建筑师为此做出多种划分和管理边界提案，这样来实现校园空间本应具有的社会价值。如能将学校和所在社区的文体设施纳入统筹考虑，再通过专业管理实现学校和社区的分时使用，那将是以更系统的方式同时提升学校和社区的服务水准。
邵：要用空间给人们启发和觉醒。
周：对呀。有时需要通过某些措施有意引导设计，使得建筑不会在实际使用中完全封闭。在我们规自局的一系列鼓励措施中，最大的破界当属 “红线零退距”政策：如果学校建筑在地面层为外部社区贡献骑楼式的廊道为公共使用，我们允许该学校建筑在楼上压红线建设，即零退红线。例如，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新校园通过零退距，取消了实体的校园围墙，让校园向城市打开，水系与植被、上部平台层的落影共同形成了柔性边界，形成了校园建筑向城市空间的缓慢过渡，也成了城市的公共休闲步道。
此外，我们也主动提出将建筑退线减少至两三米，这使得校园后续使用中因为消防要求不再去封闭边界、增设围墙。建筑师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刚性的技术措施让校园保持开放。
各方愿意共享、人人张开怀抱，这是未来的情景，可以期待和憧憬，对此我们还需要保有激情和想像力，直面现实种种困难，在当下设计里根据融合趋势作出提前布局，为未来高水平管理下的开放而预设灵活性。
在新校园第四季即“校园城市主义六校实践展”中，我尝试提取公共文化功能和边界建筑为素材，整合出“社区公共图书馆”作为新一代社区中心类型。围墙落地转变为建筑直接落地，这一转变意在促成跨学校和社区之间复合多义的空间缝合和文化锚点。
这需要一开始策划时就反推运营，我希望通过社区营造专业提前介入，先做好这部分特殊空间的内容策划和运营策略，通过社会创新的方式，后面邀请社会企业、社会组织来参与运营，现在正在逐步探索，可惜目前还没有经费来实现这样的预算。最开始我想联合周子书教授做六个社区公共图书馆的运营测算和示范运营，向领导展示参与主体多元、重建社区归属感、焕发社区活力和场景多样性的新一代社区图书馆形象，一种新的文化IP。
在我们的城市里，不断快速大量生产出来的是越来越同质化的“封闭小区”，却并没有形成具有分享、交流意义的“共同体社区”，人们还得去社区之外的公园和公共图书馆，这说明社区和城市之间因为有形或无形的界限而相互疏离。我试图就地解决人们的各种层次需求，通过这一个个“社区微基建”构成一种新的网络，见微显著，透过一个个细节去影响更多城市公共空间的改变，最后形成整个城市的人文面貌。
每推动一件事情，每一次破壁之举，都是往文明跨越一大步，但可能又会被拽回来很多步。但是我要争取用力跨出的这一步，被拽回来的时候依然保有60分的分数托底。要想实现市民建筑的文化理想，就要拼命努力，最后哪怕达成70分，也是奠定了70分的基础，未来的人们才有可能实现80、90分。但是如果一直迈不动步子，那始终是从零开始。
坪山文化聚落经历了“八年抗战”，王辉、李虎、董功三位主持设计师多次频临崩溃，最终还是顶住了，我们关于公共建筑的文化理想终于照进了现实：人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巨构，坪山图书馆、美术馆、大剧院三个优秀文化建筑群落聚合，塑造出7天/24小时的高品质开放性街区，公共空间的在地性、通透性和可达性都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和控制。在场馆停止运营期间，这里依然有大量开放的灰空间可供市民徜徉。
邵：作为一个中间角色，面对不同利益共同体会有不同的定位。民生主体的界定包括政府的、建筑权利者的、知识保护的、鸟类保护的等等，你如何综合统筹？
周：我们会有自己的方法论和工具箱。针对不同属性项目，前期先做系统的、城市层面的学术策划，然后联合空间生产链条上包括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在内的相关各方，大家凑在一起讨论。这不是以往容易看到的那种言语的狂欢的讨论，那是虚对虚，汇总的会议纪要更虚，导致最后都不知道会上大家在说什么。我比较回避研讨会或评审会，更倾向于工作坊，每个人拿着图把各自的诉求提出来。一定会有专家代表学术制高点，也有政府规划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还有业主、设计方、建设方和公众等，各方组成临时的“社会共同体”。大家一起画草图，把各自的优化意见以图示的方式表达出来。
比如，开发商提出巨无霸“超级万象城”拆成街区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那好，请把你的核心商业诉求摆出来，大家面对面来算经济账是否就会是那样。最后我们会把每个人画的草图和建议投放到屏幕上，一一过堂，各方为谋求公共利益充分提出建议，再充分辩论，最终达成共识。
比如，一个车公庙地铁枢纽上盖项目，关于底层设商业还是架空开放空间，也是一番争辩。当我们把其周边有色大厦、泰然旧改项目规划方案等统一纳入考量范围，利益各方在一起充分讨论之后发现，虽然舍弃了一层底商，改为架空两层12m，与香蜜湖立交高架同高，创造了市民交流广场空间，二层平台设置长廊与泰然商业连接，负二层商业也与泰然片区无缝连接，由此带活了项目的小规模商业，商业获得了必需的长度和热度，和公共空间因互动而互利。
一般来说，你挠到对方的痒，各方都能受益，这时就不难达成共识。我组织的这种城市设计跨界工作坊，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公共参与机制，实际上以类“社会共同体”方式进行空间干预、建立合作和参与，统筹各方利益诉求，或从中斡旋，或与之抗衡，刚柔并济，以捍卫公共空间利益。
邵：既要有诸葛亮的智囊，还要有赵子龙冲锋陷阵的勇气，这很有意思。
周：还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很多时候得把专家的专业语言转化为公众的语言。我所做的是一种公众参与式空间治理的实验，多元主体参与、共商，大家都能有话说。知情权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人们需要知道周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公共设计本就应该让公众参与，因为它是和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但现在经常是一个部门自己闷着头就把事情做了，公众参与成了一句空话。
邵：最初的公众参与是参与专业、参与研究、参与工作坊、参与意见、参与想法，这其实是让大家提前知道自己生活的未来。
周：也有相互制约。比如红树林博物馆项目，不只是建筑师参与讨论，鸟类专家也来了，说这个建筑连续展开面太长或玻璃幕墙太多鸟类会碰撞，这里阻断了鸟类的飞行路径——那建筑师就得改；如果灯光操场会骚扰鸟类夜晚的栖息——那也不能做。如果不建立这样一个多元主体公众参与的公共空间机制，那就会错漏很多重要信息。
▲ 红树林国际中心 © 迹·建筑事务所
邵：其实它并非是要建立一个规则，而是要重建一种交流方式。
周：这确实是更有效和有益的交流方式。就像新校园深化方案出来后，我都要和工务署召集多个政府部门出席的方案审查会，而不会让这些方案单独交到某一个部门。会上每个审批部门都必须亮出观点，就会形成对话，那些本位的、不合理的意见也就不敢随便拿出来。如果像以往那样，方案陆续在各个部门单独审查，每个部门都只从自身的角度去提意见，话语权被放得很大，方案被多次修改后往往面目全非。
邵：这个太牛了，让建筑师具备了对话的权利和机会。打开天窗说亮话，非常透明的工作方式。
本文图片由周红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