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原是北京德胜门外一处寺庙，清朝光绪年间，这里创设了中国第一个劳动改造机关。民国时期，在功德林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监狱又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

这里曾经关押聚集着一众显赫一时的国民党战犯，对他们来说，军事上的失败并不等于政治上的降服，而这其间的改造过程，比军事战场上更为漫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行多次特赦，1959年是第一批，1975年第七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是最后一批。

而其中，有两位堪称最憋屈的战犯，他们都参加过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但直到最后一批才被释放。

其一，便是文强。在一众国民党战犯中，文强的改造经历可以说是最为传奇的。

1907年，文强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后人。他的父亲同孙中山、黄兴、蔡锷等辛亥革命先驱都是好友。

从小学到中学，文强读的都是长沙的贵族学校。而毛主席母亲文氏和文家还是亲戚关系，文强是毛主席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的时候和毛主席弟弟毛泽覃是玩伴，后来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早期骨干，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重大军事实践。

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了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历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军统局本部三处处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

1948年，他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脱离了军统，后又被蒋介石和杜聿明点名出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和代参谋长。

从湖南动身前往徐州前，文强便自知凶多吉少，只是军命难违，他还是登上了内战的战车，果不其然，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自此开始了他长达26年的战犯生涯。

1950年，刚被关进功德林时，文强自知问题严重，对于有生之年能走出这高墙大狱根本不抱希望，干脆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

“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特赦，释放了大量的战犯，这令文强看到了希望。

1960年，功德林监狱的剩余在押战犯全部搬进新建成的秦城监狱。到秦城监狱后，文强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改造表现越来越好，还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有一次，文强还发挥“技术特长”，在高墙内破了一次案。当时缝纫组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

文强不动声色，安排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侦查”，黄康永于是在当值时，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摸”了一遍，果然发现一人的枕头有异样，特别鼓。

文强将此“侦查”情况汇报给了监狱的管理干部，干部们于是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带进监房”为由，检查了“小偷”的枕头，最终找到了丢失的棉背心。

这件事水落石出后，文强没有选择宣之于众，而是单独找那个“小偷”谈心，直言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同甘苦。自那以后，秦城监狱里再没发生过类似之事。

但或许是受当初不写悔过书时那番喊话的影响，一直到1975年，在接受改造26年之后，文强才终于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获特赦，恢复自由。

特赦后，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将这位自己曾经的学生召到了医院，见了最后一面，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后来，特赦战犯可以选择申请去海外或台湾，而文强最终选择留在了祖国大陆，他在填写个人今后去向的志愿中明确：“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他求。”

即便如此，党和政府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荣誉，特赦后，文强相继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晚年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贡献。

2001年，文强辞世，享年94岁，自此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

而文强之外，功德林最憋屈的两位战犯，其二，当属刘镇湘。

刘镇湘是黄埔五期生，1926年曾被叶挺提拔为手下特务连连长，次年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只可惜因伤离开队伍，后来得到广东军阀陈济棠赏识加入粤军，再之后蒋介石吞并粤军，出身黄埔的刘镇湘为蒋介石所接受，自此追随左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发话，既然你的名字是“镇湘”，就派你去湖南抗战。此后，刘镇湘相继转战湖南、广东、广西多地正面战场抗日，荣升国民党中将军长，获铁血战将的称号。

解放战争爆发后，刘镇湘先后出任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最终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自杀未遂被俘。

据说当时他和杜聿明、黄维等国民党将士被俘后，一起被关押的还有几名日本战犯，刘镇湘知道后，带头将那些日本战犯打了一顿。

单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刘镇湘的性格特色，所以在功德林的日子里，他也一如既往，有一次，功德林内一些国民党战犯出了一份墙报，刘镇湘讽刺是“拍马屁”。

出墙报的宋希濂、邱行湘等质问他是什么意思，刘镇湘也毫不示弱，大喊大叫：“把你们搞墙报的都叫来，我也不怕！”

话落，杜聿明走了过来，低沉道：“怕不怕是小事，对不对是大事，你今天就不对嘛，大家搞墙报是好意，你为什么要说这是拍马屁。”

刘镇湘闻言低头不语。

一众曾显赫一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关押在功德林，表面上，他们平起平坐，但实际上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刘镇湘作为辽沈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范汉杰、廖耀湘、郑庭笈等人都曾是他的部属；作为淮海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指挥官，黄维、刘镇湘、杨伯涛等人也都是他的部属。

而杜聿明，虽然失去了调兵遣将的权势，但是他的部属绝大多数依旧保持着过去的、至少是感情方面的服从。

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因素，都进一步促使杜聿明成为了功德林的精神领袖和战犯中的风云人物。所以后来杜聿明思想上的转变，对这些国民党战犯是有很大的带头作用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刘镇湘这个硬骨头，也从一开始的抵触，开始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最终于1975年3月19日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获释出狱。

特赦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刘镇湘和他的儿子、邢台市化工厂工程师刘培贤在北京团聚，父子俩畅谈20多年来的亲身感受和生活情况。

刘培贤告诉父亲，解放后，他从中山大学化工系毕业，曾在国家计委工作，后来到了河北省邢台市化工厂工作，担任厂革命委员会委员、工程师。现如今已经有了3个孩子，两个大的念初中，小的也6岁了。3个孩子要是见到爷爷，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时年68岁的刘镇湘乐呵呵道：“有生之年能亲眼见你在共产党的培育下，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我打心底里高兴。3月19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今后我要把这天当作我的生日，视作我新生的开始。”

如此，如文强、刘镇湘等，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各级统战部门负责对他们进行安置管理。每个人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像杜聿明、宋希濂，还有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他们参政议政，为祖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回归和完满了。

素材来源：

许陈静.文强改造,大嚷“毛泽东是我表哥”[J].文史博览,2010,(05):66-67.

罗军生.文强的人生四步曲[J].党史文苑,2008,(13):9-14.

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J].领导文萃,2007,(05):129-133.

李立.“特赦”:一个久远的名词——访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J].两岸关系,2003,(01):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