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可乐
本文声明:本文为短篇小说，内容纯属虚构，请理性观看
腊月二十七的清晨，深圳北站人头攒动，我拎着大包小包，好不容易才在一堆回乡的人群中挤上了回老家的大巴。
年货塞满了后备箱：两条硬中华、两瓶茅台、一箱奶粉、两箱橙子，还有一些深圳特产。光这些东西就花了我5千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我叫王小军，今年三十二岁，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技术工人，月薪七千出头。老家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到县城还要坐两个小时的班车。
从深圳回家，要转三趟车，光路费就要八百多。这还是我提前一个月买的票，要是晚点买，没有一千根本回不了家。
"小军啊，今年一定要回来过年，你三叔家盖新房要摆酒，你大伯家孙子要满月，都等着你回来呢。再说你爸最近总是咳嗽，你得回来看看。"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充满期待。
其实我不太想回去。去年过年回家，光随礼就花了两千多。每次回去都是这样，大包小包地带着礼品，还要应付各种人情往来。可是一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咬咬牙买了票。
临行前，厂里的老乡老张提醒我："今年村里礼金又涨了，你三叔家盖新房，怎么也得随八百，你大伯家孙子满月，也得六百往上。"听到这些数字，我的心都在滴血。
坐在颠簸的大巴上，我开始回忆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那时候，过年最大的期待就是穿新衣、放鞭炮、吃饺子。大人们串门，带的无非是一包瓜子、一些糖果，谁也不会计较这些。可现在呢？一切都变了。
到家的那天，天已经黑了。屋里烟熏火燎的，妈妈正在灶头忙活。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弯曲的腰身，我心里一阵酸楚。"快进来，妈给你煮了你爱吃的红薯粉。"老房子里飘着熟悉的烟火气，让我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有了一丝温暖。
刚放下行李，村支书家的儿子就摸上门来。"小军回来了？走，去我家坐坐。"我知道他的意思，赶紧从包里拿出一条烟。他接过烟，笑着说："晚上来我家吃饭啊，你嫂子特意杀了只鸡。"
老屋的墙角，堆着我带回来的年货。妈妈心疼地说："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你自己都吃不饱，还买这些。"
爸爸在一旁咳嗽，脸色有些发黄。我赶紧掏出给他买的药："爸，这是治咳嗽的进口药，您得按时吃。"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走亲戚。农村的规矩就是这样，你要是不去，人家会说你发达了，看不起乡亲。可你要是去了，又免不了要送烟送酒。这些年，村里人见面的问候，从"吃了没"变成了"抽什么烟"。
大年二十九那天，我去给三叔家随礼。他家盖了三层小洋楼，门口停着一辆白色轿车。村里人都说他家发达了，儿子在广州开工厂。"小军来了？快进来坐。"三婶热情地招呼我，"你三叔在打麻将，你也去玩两圈？一把两百，小赌怡情嘛。"
我掏出八百块钱的礼金，三婶接过钱数了数，脸色有点不太自然："你表哥回来，可是随了一千二呢。听说你在深圳工作，那边工资高，怎么这么小气？"
这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表哥在广州开了个小超市，日子过得不错。可我不过是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七千多，除去房租和生活费，能剩下多少？更何况，我还要给爸爸买药。
三叔家的客厅里，到处都是前来道贺的村民。茶几上摆满了香烟和白酒，都是村民送的。我的那条硬中华在一堆九五至尊中间，显得特别扎眼。三婶还特意跟人说："这是小军带的，在深圳挣大钱，却买这么便宜的烟。"
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拎着礼品去给堂哥拜年。他家儿子刚满月，按村里的规矩，我得去随礼。堂嫂看到我带的奶粉，撇了撇嘴："现在谁还喝这种奶粉啊，我们家都喝进口的。这种便宜货，还是你自己留着喝吧。"
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罐奶粉是我专门去商场精挑细选的，花了二百多。在深圳，这已经是很好的牌子了。可在他们眼里，这还是不够好。
中午，我去大伯家吃团圆饭。饭桌上，七大姑八大姨开始打听我的情况。"小军啊，在深圳工资多少啊？""有对象了没有？""房子买了没有？"每个问题都像一根刺，扎在我心上。
我支支吾吾地应付着。大伯突然说："你表弟去年买了套房，首付三十万。你也该考虑考虑了，总不能老这么打工吧？你看你这个年纪，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以后娶媳妇都难。"
"是啊，"大伯母插话，"现在女孩子眼光高，你要是没有房子车子的，人家根本不会考虑你。"
我夹了口菜，发现是昨天的剩菜热了热。大伯家条件不错，儿子在县城开了家建材店，平时舍得吃舍得喝。可今天这顿饭，除了一个清炒白菜，其他都是剩菜。就连我带的茅台酒，他们都没开，反而拿出一瓶二锅头。
吃完饭，大伯嫌我带的烟不够好："现在送礼，谁还送硬中华啊，你看你表弟，送了五条九五至尊。你在深圳打工，好歹也是城里人了，怎么这么抠？"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光这些东西都已经花掉了我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他们还嫌东西不好，菜却给我吃剩菜。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大伯最疼我，每次过年都会给我压岁钱。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晚上的年夜饭，妈妈做了一大桌子菜。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我心里特别难受。这一年来，她的腰更弯了，头发更白了。我知道，她一直在为我操心。
"儿子，多吃点。"妈妈夹了块肉放在我碗里，"你在外面也不容易，能回来就好。你看你都瘦了，是不是在外面省钱，舍不得吃好的？"
看着妈妈慈爱的眼神，我眼眶有点发热。是啊，为了这一点亲情，花点钱也值得。可是，为什么现在的乡亲们，把过年变得这么功利？为什么一切都要用钱来衡量？
第二天一早，村里的小孩来要压岁钱。以前一块两块就行，现在非得是红包，少于一百都不好意思给。小孩子拆开红包，还会比较谁给的多，谁给的少。我数了数钱包，这几天花出去将近七千了。
午饭后，我跟几个发小在村口的小店喝酒。他们都在外面打工，也是专门回来过年的。老王在广东开货车，老李在江苏工厂上班，都是十多年的老友了。
"现在回趟家，比在外面上班还累。"老王端起酒杯，苦笑道，"光随礼就要花掉大半年的积蓄。"
"是啊，礼节是越来越重，但人情味却越来越淡了。"我说出了心里话，"以前过年是图个热闹，图个团圆。现在倒好，成了相互攀比的场合。明年真不想回来了。"
"那不行，"老李说，"爹妈还在家呢，总得回来看看。你看我爸，整天念叨着让我回来。这钱花了也就花了，好歹能让老人高兴。"
我叹了口气，是啊，父母还在老家，我们就得往回跑。可是，这样的年，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那些繁文缛节，那些人情负担，都快把过年的真正意义给淹没了。
在村里待了三天，我就坐车回深圳了。临走时，妈妈硬是塞给我一千块钱："路上买点吃的。这是妈存的私房钱，你带着。"我知道这是她的退休金，本不想要，但看她坚持，只好收下了。
火车上，我开始算这个年的账。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七千块钱：烟酒礼品五千多，随礼一千多，压岁钱和其他零花加起来又是好几百。这些钱，够我在深圳两个月的房租了。
但更让我难过的不是钱，而是那种被人看轻的感觉。在村里，你的身份地位似乎就是由你送的礼品档次决定的。烟不够好，酒不够贵，连带着你这个人也低人一等。那种感觉，比花钱还难受。
妈妈给我的那一千块钱，让我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那时候没有这么多规矩，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说说笑笑，其乐融融。老人们会给孩子们压岁钱，但从来不会在意多少。
可现在呢？走亲戚变成了相互攀比，拜年变成了人情负担。那些素日里不怎么走动的亲戚，一到过年就想着你要来随礼。随得多了叫大方，随得少了叫小气。这哪里还有过年的味道？
到了深圳，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她问我到没到，路上累不累，还说让我好好工作，不要太拼命。我听着她的唠叨，突然有点想哭。
是的，回家过年是为了看望父母，陪陪他们说说话。可是现在的年味，都被这些繁文缛节给冲淡了。走亲戚不是为了叙旧，而是为了送礼；请客吃饭不是为了团聚，而是为了面子。
回到出租屋，我做了个决定：明年不回去过年了。与其花那么多钱应付这些俗套，不如平时多回去看看父母。真正的孝道，不在于过年时的排场，而在于平时的关心。
过完年，厂里很多工友都在抱怨，说回家一趟，钱包都瘪了。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们听，大家都感同身受。有人说现在的农村变了，人情味淡了；有人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跟不上时代的人总会被看不起。
但我觉得，该改变的不是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人，而是那些让过年变了味的陈规陋习。或许有一天，过年能回到最初的样子。不是比谁的烟酒好，而是比谁的笑容真；不是比谁的礼金多，而是比谁的情意浓。
那一定会是真正的团圆，那才是我们期待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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