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

本集中的主体故事，是上一集的葡萄园承包的后话，葡萄已经长成功了，接下来是用葡萄制酒，办酒厂的过程。

在办酒厂的同时，“我”不知为什么，总是对办杂志很感兴趣，办起了一个叫人酸掉牙“葡萄园纪事”的刊物。

搞不明白，为什么之前“我”在杂志社的时候，却想辞掉职务，最后，在开办葡萄园的时候，又拾起了办刊物一事。

从文本的叙述来看，唯一的办刊物的优势，就是能够掌握一个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的好处，就是能讨得女人的青睐。

因此，本集中“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建酒厂，兴办杂志，果然所预期的那样，这两样创业的好处，就是得到了一个女子的喜欢。建厂办实业，能带来实惠，兴办杂志，能掌握话语权，钱与话语权，对文学青年是大为有益的。于是在本集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塑造出的一个虚假的淳于黎丽的形象。

在作者的笔下，凡是“我”一出现，必定会讨得所有的女人的喜欢。从幼年的老师，到女同学，直到学校、工作之后不停遭受到的艳遇，令叙述者收获了无数的女人的芳心，手中擒获女人无数。

而这一次结交上淳于黎丽这个女人，“我”的手腕完全是一种邪教式的手段。“我”无意中从一个古董贩子手里得到一本秘籍，上面记载着莱夷古族的信息，然后就斩钉截铁地下了判断，认为自己就是莱夷古族的后人，所以得出这个印象，是因为自己的血脉中总有一种奔走的冲动。而淳于这个姓，也让“我”确定她也是莱夷族的后人。

于是，“我”想象着我与淳于黎丽这个超美的美女，有着相同的家族的血脉，无形中有了一种由历史命定的缘分，于是两者之间心心相印，萌生爱意，“我”还能够努力克制着不及于乱，而淳于则痛苦不堪，努力抗衡着爱对于自己的折磨。

在作者的笔下，当年的正当青春年华的女老师，对一个尚在小学的孩子就恋恋不舍，与这个孩子同宿共眠在一起，之间有了抚摸行为，孩子吮着女老师的敏感部位，很容易让人觉得遭遇到虐童事件中的一些细节。当然小说是把这一切控制在一种母爱的范畴中的，但是后来在这个女老师的自述中，却是把我视着她的男人的。

而当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又有一个小学老师，也就是本部中的淳于老师，对我默默地爱得死去活来，再也无法在生活中寻找到正常的爱情，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处长，目的是通过对自己的自戕来达到对感情的扼杀。

这两个小学老师，一个对孩童的我，产生了迷恋，一个对进入中年的我，恋恋不舍。而这两个老师的最终去向，一个是藏身大山深处，向往着进入高原的我，一个是去了高原，回首着痴恋着的我。

在“我”从幼年到中年的漫长的时光里，作者设想出的“我”，始终对女老师有着不容置疑的杀伤力与诱惑力，使得这些女老师再也无法正常地选择自己的爱情。这究竟反映了作者内心里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否反映了作者自童年起就无法满足的对女老师的倾情情结？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者设想出的这两个女老师的形象，无疑是令人反感的，也让我们不得不对小说中的人性与情节产生怀疑，我们不得不觉得在叙述中，是缺乏诚意的，是把自己的臆想的一些事实，当成了真实来描写。这也导致整个小说给人一种虚假的编造之感，使人感到整个小说就是为了满足作者那种幼稚的自恋情结。

“我”与淳于黎丽的关系，完全像是邪教中的教主与教众之间的关系。教主认定某一个女性是他的前世的情人，之间有着一条命定的难以脱离的红线，并借着这条红线，打破地位与年龄的差距，获得女人的灵魂与身体，这是邪教教主所干的事。

本集中的事情同样是荒唐的，我认定妻子是属于鱼族，与自己不是同一族，所以这为同床异梦提供了理由，而与那个小学老师却是同一族，这没有任何的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证据予以支撑，连一份开始的莱夷古族的秘籍，最后也不了了之，如此武断地认定，在男女之间勾连起缘份的红线，这实在是冒天下最荒唐的大不稽。

另外一点，在本小说中重要的故事发生地葡萄园里，与上一集的氛围完全是脱节的。在上一节中，我在园艺场里有一个知心爱人，并在春药的刺激下，两个人激烈拥吻，差一点发生了乱伦的关系，但在本集中，这个人物也就是肖潇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作者把自己的欲望转嫁到了一个新的女性淳于身上，而把肖潇给略去了。我对淳于同样的故伎重演，以兄长之名，扼制住她的对感情的进一步索取，从而把她推到了一条绝路上去。

在作者的笔下，我与淳于、肖潇之间，都是像圣子一样，对她们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这两个女人除了他，就没有一个值得她们相爱可以配得上她们的男人。这本质上也是作者的自恋的发作而已。

在本小说里，作者总是把自己所犯的一些丑恶的事，归咎于别人，归咎于社会。比如酒厂失败，这个源头应该是酿酒师武早的精神缺陷，在小说中的大部分的文字交待中，都认为是他的离婚的妻子象兰对他的伤害，但在后来，又说出他在出国时与一名外国人曾经来往密切，回国时受到审查达一年，遭受到肉体的迫害，才是他发疯的原因。不知这样的情节，是何时发生的。

武早的发疯，也使他主办的酒厂面临着危险，所以，酒厂的失败，虽然没有与武早有直接的关系，但武早的发疯，受到的迫害才是真正的酒厂危机的源头。

小说里还通过武早的交待说，酒为何得了破败病，是因为那些破坏的人，在设备上使用了金属，导致了酒的破败。这直接将经营上的失败，归咎于组织与政治上的破坏，一个经济上的是非，又划入到政治上的控诉中去了。这是作者的叙事惯例，说到底还是一种阶级斗争理念的借尸还魂。

另外，“我”办杂志与李大睿的合作，变相地纵容了黄色书刊的发行，这是“我”同意与他合作的，但是当当地文化部门查起来的时候，却推的一干二净。明明当时知道对方的合作别有用心，但为了贪图获得的好处，还是为虎作伥。事情爆发后，又呼天抢地，连连叫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本集中的所作所为，已经是作者前面批判的一种恶的范畴，但是却拒不承认这一点，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完全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

所以，对自己有利，就竭力美化自己，自己干的坏事，则竭力推托，这就是小说中蕴含着的一种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