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国人信奉儒家伦理，重义轻利，历代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好像商业不发达呀。

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

自古以来中国人是很有生意头脑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会赚钱的几个民族之一。

中国有自己的商业文化，也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人。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出现商业。

中国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有商业了。

商朝的时候，已经有人专门从事交换，所以后来管这些做生意的人叫商人。

在先秦，商人还是蛮受尊重的，商业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西周的《周礼》里还记载了官方的市场体系，不过，在这个市场里，价格不是在交易中自然形成，而是政府规定的。

我们可以理解成古代的计划经济。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周礼规定的官方市场体系也崩溃了。

诸侯争霸，各国都想富国强兵，商业政策大都比较宽容。

晋国有个使者出使郑国，看中了一只珍贵的玉环，想要过来。

宰相子产告诉这个使者咱们郑国政府和商人之间有规矩，商人不能背叛国君，政府对商人也不能巧取豪夺。

郑国对商人的政策是；只要你忠诚于我，我也不干涉你的生意。

这相当于是保护私有产权了。

到了秦汉以后，政府就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

我们一般的理解是，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商业会威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这类解释是从物质层面看的，但是抑制商业，更多的是观念的问题，是一种指导思想。

抑商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

过去，一直是儒家在背这个锅。

因为儒家重义轻利，而商人总是想着赚钱，所以以儒家治国的各朝统治者都要重农抑商。

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案。

儒家对商人也蛮尊重的。

孔子的得意门生当中有一位叫子贡的，生意就做得很大，成了富商，但经常向孔子请教学问。

有一次，子贡问老师：贫穷而保持尊严，富足了而不骄横，您看我的这个观点如何？

孔子回答说，不错，但比这更好的，应该是“贫而乐，富而好礼”。

儒家认为，贫富和道德无关，只是不同人的命。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作为人，无论贫富，最重要的是有德。

穷人只需安贫乐道，自得其乐就可以了。

而富人呢，财富愈多，责任愈大，必须“富而好礼”，为建立礼的天下秩序有更多的担当。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是乐于见到人经商致富的，只是在道德上要求他们回馈社会。

既然儒家不排斥商人，那么抑制商业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

其实是法家。

在战国晚期，商人的势力非常大，大到可以干预政治。

比如，大商人吕不韦经过一番运作，把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扶上秦国的王位，等到儿子接位成为国君，也当上秦国宰相。

商人可以左右政局，这就会威胁到君主的利益。

处处为绝对君主利益着想的法家，当然会把商人视为头号敌人。

商鞅提出要收重税，他的变法措施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要抑制商人的势力坐大。

而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呢，更是非常敌视商人，说社会上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五大蛀虫，其中一个就是商人。

法家的核心国策是“耕战”，耕是农业，战是军事。

法家理想的国家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军事为优先的国家。

在他们看来，整天四处流窜、想着赚钱的商人，既不会耕，又不利于战，是国家的敌人。

重用法家的秦始皇，最后把大商人吕不韦流放，这就是商人阶级在皇权面前最后的挣扎。

所以，不要以为“重农抑商”来自儒家思想，实际上它更直接的源头是法家。

儒家不歧视商人，而法家是真的提防商人。

儒家的经济政策跟道家比较相似，是自然无为，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对百姓厚道一点，让小农经济自发发展。

而法家的商业政策可以说是八个字：国家主导，与民争利。

在法家看来，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权力必须全部集中于国家。

中国历史上的抑商，从来都不是要消灭商业。

比如说，关系国家命脉的产业，历代都有专卖制度。

西汉的时候，有过一场关于盐和铁要不要归国家垄断的争议，主张盐铁由政府垄断专卖的，就是汉武帝支持的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

在他们看来，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权力必须全部集中于国家。

而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源泉，最好通通留在国库，不能流到民间私人的口袋里，以免他们有非分之想，犯上作乱。

抑商政策，后来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历史中。

不过，它对古代社会的影响，最主要的倒不是抑制商业发展。

虽然在我们印象里，中国古代商业不发达，但实际上，在唐宋、明清这些盛世，中国的商业在世界范围内看都是很发达的。

抑商政策最主要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古代商人的地位一直很低。

古代有四民序列，士农工商，商人在最未，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

你再有钱，不要说和士大夫无法攀比，即使在农工商三大平民阶层当中也只能屈居末位。

因为政府不信任你，社会主流价值观也鄙视商人。

在这样的结构里，商人自然会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用什么办法呢？

当然是用钱来交换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交换政治地位的方法，就是买官，在古代叫捐纳制度。

交换社会地位的方法，就是装，附庸风雅，把自己包装成文人。

到了明清两代，以江南为中心，全国形成了六大区域市场。

游走在这些市场的商人们，社会地位上升，甚至出现了一种“新四民”的排名：士商农工，商人的排名从第四跃升到第二。

商人越来越接近士人，士和商这两个阶层开始合流。

他们的合流同时带来了两种趋势。

一个是士大夫经商。

到了明代，很多士大夫也开始经商，以前他们积累财富的方式通常是买地，成为地主。

明代以后，也开始用钱来投资或者做生意了。

另一个趋势是商人的士人化。

商人们纷纷像读书人那样去把玩诗书琴画，还高薪请来工匠，在苏州、扬州大兴土木，建造园林。

完工以后，邀请士大夫来自己的私家园林春天弹琴赏花，秋天吃蟹吟诗，借此攀附上流社会，显示自己不是只认铜钱的俗人，也是有文化的。

明清两代，艺术品和奢侈品消费特别兴旺就是这些富商推动的。

他们购买艺术品和奢侈品的目的，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者西方的贵族都不一样。

贵族和文人是为了彰显品位，而商人是为了改变阶层，用经济资本去兑换文化资本。

正是因为在社会结构中，商人没办法占据更核心的位置，只能处在边缘。

所以他们不得不以改变自己的方式，进入主流社会，因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商业文化。

我们来总结一下。

虽然儒家有重义轻利的思想，但儒家其实并不仇视商人，商人的真正敌人是法家。

因为在商鞅、韩非和桑弘羊这些法家思想家看来，拥有金钱的商人同样是皇权的重要威胁。

不过，商人虽然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地带，但并不意味着商人不重要。

商业有种自我发展的动力，是任何观念和权力抑制不住的，特别是到明清以后，商人的实际地位已经不那么低了，出现了一种士商合流的趋势。

所以，近代以后中国的商业蓬勃发展，不仅是外来影响的缘故，也是中国社会在特定结构下自我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