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黄山歙县杞梓里镇水竹坑，一称竹溪村，古时称徽州，因海拨420米，且山水相依，终年云遮雾绕，独特的瀑布云颇为壮观，云海更是飞瀑凌空，一泻干里，加之徽派村庄建筑点缀其间，粉墙黛瓦的古民居沿河依次分布，与古道、古村、野花、瀑布、龙潭、溪水相伴，良田成片，阡陌纵横。群山逶迤，峰高林密，宛若仙境，被人誉为“雾里乡村，梦幻村庄”。
风景秀丽的水竹坑，最令当地村民们引以自豪的是此地安葬着一位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物，那便是在建国之初曾经担任过副国级领导干部的柯庆施。
村民介绍，水竹坑祖上皆姓柯，没有杂姓。《歙县志》载：“水竹坑又名竹溪，为（前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故里。村内有湖田山、清凉峰、香炉峰、千丈山、七姑尖诸奇峰罗列，（是一个山坞，）蕴含众多传说故事。由于地处偏僻，村落存古貌，有（柯氏祠堂、）居易草堂、半舫圃等古迹，三条街道东西贯穿，数十条巷弄与主街南北交织。设有上、下水口，下水口古木参天，水口桥为赏月佳处，有“古桥步月”雅称。沿溪古道，立有望柱石栏。”
《柯姓族谱》介绍，柯氏是吴国仲雍后裔，以先祖吴柯相、吴柯庐名字中“柯”字为姓，郡望是济阳郡。西晋惠帝（公元290年—307年在位）时，分兖州陈留郡，置济阳国，后除为济阳郡，治所在济阳县（今兰考县东北），领济阳、考城、宛朐等县，辖境相当于今兰考县东北境、民权县东北境及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西南境、东明县南境、曹县西北境。
在水竹坑的村子东侧，站立村口放眼四顾，路边良田成片，阡陌纵横。远处群山逶迤，峰高林密。跨越华源河的竹溪石桥，踏上石板古道，石牌坊便矗立眼前，一式三座，砖木结构，粉墙黛瓦，马头墙，高门楼，砖雕木刻，透出徽派古韵，蔚为壮观，兼有群山装点，树竹掩映，山花烂漫。加之枝头啼鸟鸣啭，堂前紫燕低飞，清晨炊烟袅袅，傍晚老牛暮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古村更显妩媚。这座房子便是柯庆施出生之地。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1902年出生于水竹坑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柯临久饱读诗书，虽然无缘官场，但文化造诣很深，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儿媳柯莲子是他的表姐，李家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被表姐聘为芜湖家中总管，可谓是德高望重。不过，后来李鸿章家日渐失势，他便回到老家，毕竟他出过外任，见过世面，回到老家的柯临久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名曰“竹溪柯氏私立继述小学校”，延聘外地名师，纳生聚徒，自任校长，以“醒民强国”为宗旨，希望成就一番事业。
柯庆施父母
同时，柯临久立下一条校规，在宗族气息浓郁、贞节牌坊林立的徽州，他的此举可谓石破天惊，引领当地新风尚，其名气很大，当时不少外村人闻此善举，比肩接踵，纷纷挈儿带女前来启蒙。据说，一时间，交通不便的水竹坑俨然是歙县南部的文化教育中心。继述小学校是初等小学，4年制，有正规毕业证书，学历公认。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背景的柯庆施，成为父亲创办新式学堂的首批学生。
青年柯庆施
柯庆施学习成绩突出，考入省立二师本科第五班学习，师范毕业后，由于受他父亲名声的影响，加之拥有丰富的学识和很深的文化底蕴，得到了任教授的同乡陈独秀青睐，陈在上海开展工作期间，非常喜欢这位比他小20多岁的小同乡，特地写信叫他到上海，随即加入了先进组织，开始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上世纪革命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柯庆施做得最出彩的两件事，便是策动二次起义，一次是太湖陈雷部起义，另一次是鄂东南的大冶兵暴。
我们知道，我军成立武装力量的源头基本上靠的起义，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一大批参与在起义中的英雄豪杰，最后在红军队伍里发光发热，肩负重任，后来的开国元帅、大将和众多的将军，大都是从这些起义中走出来的，当然，还有许许多多规模相对小一点的起义，他们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寻求道路，同样对后来的革命胜利影响深远，意义非凡，为建立一支人民军队，发展红色政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由革命先驱柯庆施策动的这二次起义便是典型。
先说太湖陈雷起义。当年，国共携手合作，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旧桂系军人马济部下的团长陈雷（安徽凤台人），遭受北伐军打击，从湖南撤往湖北，先驻安徽英山县（今属湖北）、后率部移至太湖县，观望形势。面对这支摇摆不定的部队，年轻的先进组织成员柯庆施，充分发挥其宣传工作的优势，深入部队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宣传活动，并秘密地发展先进成员，得到了许多队伍基层骨干的响应，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此时的陈雷看到取胜无望，而且根基动摇，为大势所迫，表示愿意易帜北伐，此时，柯庆施率领工作成员一鼓作气，全力以赴协助陈雷部收缴了安徽军阀陈调元部驻守太湖的守军1个排和太湖商团的武器弹药，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这支队伍通电各地，宣布起义，对周边的时局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接着，柯庆施立即建立组织，宣布成立安徽宣慰使署，在太湖县城西大河口召开群众大会，阐述国内外形势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及北洋军阀的反革命行为，讲述打倒土豪劣绅、反对不劳而获的革命道理。参加大会的有县城商民、居民数百人，为庆祝起义胜利，全城人民张灯结彩，以示庆贺，陈雷起义和安徽宣慰使署建立，震动江淮。
安徽军阀陈调元恼羞成怒，急调重兵向太湖进攻，最后因敌从我寡撤离。太湖陈雷起义，虽然时间不过半个多月，兵力也只有1个营，但这次起义，打乱了军伐阵营的阵线、动摇了军心，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鼓舞了安徽人民的革命信心，推动了太湖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组织策划起义的柯庆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了组织的重视，他再次被委以重任，被派到鄂东南参与组织大冶兵暴。
接下来再说大冶兵暴。湖北大冶市城区大冶大道的繁华路段上，有一处名叫武备学堂古建筑，当地人称武校场，是清朝末年一处保护矿场的兵营驻扎地，有四栋砖木歇山式建筑组成，由北至南，依次排列。四栋建筑之间有小桥廊屋相连，人们从第一栋到第四栋皆可在屋檐下穿行，遇雨也不湿衣襟。四柱亭式廊桥，单檐歇山式，木构穿斗屋架，桥体下有孔，便于院中排水。原本这样一座平平无奇的一座县级兵营，如今，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冶兵暴旧址。
当时，蒋介石为排斥异己，将独立第十五旅所在军缩编为一个师，由自己的亲信任师长，并以黄埔系军官取代该军的老军官。此举引起了该部老军官及广大士兵的普遍不满，反蒋、反黄埔军官的情绪在官兵中迅速滋长。针对这一情况，柯庆施奉命来这支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恰在此时，该旅由汉口开到大冶、阳新、团风等地驻防，准备“进剿”红军。此时，柯庆施与在该旅担任排长一职的程子华取得联系，秘密争取和团结了部分党外同情革命的士兵，慢慢积蓄力量，为组织兵暴做准备。
据程子华回忆，柯庆施找到他后定下采取里应外合的策略。同时对参加起义的队伍定好暗号：左臂绑白手巾，约定到那天半夜时，城里开始行动，红军在拂晓时攻城，里应外合，拿下大冶城。这天晚上，正巧下起了大雨，天一片漆黑对面不见人，晚十一时半，约定好的起义开始，他们先割断了电话线，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接着，集中扣押了反对兵暴的军官，最后唤起五连全体士兵，动员他们参加起义当红军，很快就解决了反对起义的人，接着把部队拉到大冶城外的一个山头上，等待外围的红军部队攻城。
此时，我英雄的红军按计划攻城，接应兵暴部队，战斗非常顺利，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在里应外合的攻击下，守城部队土崩瓦解，到天亮时，二支部队一举占领大冶城，捣毁了伪大冶县政府，活捉了县长伍屏阶。至此，威震四方的大冶兵暴胜利结束。大冶兵暴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鄂东南，独立十五旅其它各部也相继起义。当时群众中流行这样两首歌谣：二月里东风凉，大冶湖中运军忙，下陆一役打胜仗，人民政权万年长。”“大冶兵暴影响大，独十五旅硬打垮，工农群众笑哈哈，热烈欢迎程子华。”
大冶兵暴为受尽疾苦的白军士兵争取自由解放树立了榜样，独立第15旅的700多名官兵后来投奔了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加强了革命阵容，使红五纵队由挺进鄂东南时的1000多人扩充至6000多人，以后保卫革命根据地，这支部队扩编为红八军，由于柯庆施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成绩，他被任命为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特别让人称道的是，建国后，从大冶兵暴中走出了三位开国将军，他们是中将田维杨、少将白志文、肖应裳。
田维杨，湖北枣阳市吴店镇皇村人，7岁进入私塾读书，因家贫困，10岁停学为地主打长工谋生。地主苛刻，经常虐待佣人，田维杨受尽了折磨。从小懂事的他，不服压迫，立志要走出不一样的人生，为了谋生，他来到武汉加入了国民革命军，谁知这次旧军阀的部队派驻大冶“围剿”红军，非常失望的他恰好大冶兵暴，他态度坚决地跟着领导参加了红军，在红军队伍中，他作战勇猛表现突出，屡立战功，很快提拔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红军长征胜利后，他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大队总支书记、鲁豫支队参谋长、独立大队政委参加反“扫荡”作战。辽沈战役任师长，在塔山阻击战中功勋卓著，晋升为军长，建国后授予中将军衔。
白志文，河北省易县慕各庄（今龙泉庄）村人，父亲是满族镶白旗正五品清朝官员，全家享受朝廷俸禄，清朝灭亡后，白家断了皇粮，家境日趋衰弱。官员出身的父亲不会半点营生，只靠母亲给人缝补衣裳和白志文砍柴、采药换几文钱维持生活。1924年因洪水灾害，白家沦为乞丐，两个妹妹卖给富人家当丫鬟，21岁的白志文被迫远离家乡，去陕西参加了旧军队。后所部派往大冶，他毅然参加起义当红军，很快加入先进组织，在红军队伍中他成长很快，不久就当上了团长，打得最出彩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他率领的一个团在广昌西部40里外“把口子”，伏击敌人，为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因此荣获三等红星奖章一枚，建国后，白志文调任华北军区军政大学任总队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白志文被授予少将军衔。
肖应裳，出生于陕西长安农村一个贫苦家庭，父母无力还债，将13岁的他卖给地主家“打长工”。地主家里的“长工”干的是体力活，小小年纪的肖应裳因完不成工作量经常挨打受饿，一天深夜，肖应裳逃出地主家，跑到西安参加了旧军队。当时正值北伐军攻打旧军阀的时期，混战之后，这个不被人注意的“小兵伢”被编入独立15旅，他义无反顾地参加大冶兵暴，当上红军后，他的素质不断提高，很快提拔为排长、连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红军基层干部，长征胜利后他先后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作战参谋，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涞源支队队长，第3团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平型关、黄土岭战役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肖应裳任、旅长、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务，建国后授予少将军衔。
当然，作为当时红八军高级干部的柯庆施在建国后没有授予军衔，调离了部队的工作，被派到从事更重要的白区开展工作，先后在张家口、满洲等执行任务，而就在这一阶段，他犯了一件事情被人抓住不放，原因是有一次携带经费执行任务时，因敌情紧张未能成行，导致这笔经费下落不明。此事在延安整风期间受到审查，并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敌特分子”，导致他的家庭遭遇不幸，柯庆施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受到牵连跳井自杀。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很大，后来多年郁郁寡欢，没有成家。原来，他的婚姻家庭是非常不幸的，他18岁那一年，父亲认为儿子不安分，便主导为他娶了一位妻子，新娘是芜湖运漕许佑卿的次女，许佑卿是歙城斗山街人，当时在运漕盐公堂当差，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但柯庆施长期从事组织活动，夫妻聚少离多，抗战爆发后，其妻许氏在歙县老家仁里避难，生计十分窘迫，不久许氏病死故里。柯庆施在延安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期间，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有过短暂的婚姻，因感情不全离异。数年后与曾淡如结婚又不幸去世。直到将近十年之后，已近不惑之年的柯庆施与一名叫于文兰年轻的女干部重组家庭。
于文兰是华北联大的高材生，这所学校的师资大多来自清华、北大、燕京、辅仁等著名高等学府，教科书中除了社会科学、还有新编教材，设教育、外语、文艺等等，建国后，华北联大各分院改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外交学院、外贸学院等等，可见这所大学的份量，于文兰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干部，她与柯庆施结婚后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宁，儿子柯友京。
由于柯庆施人生和家庭历经曲折，逐渐形成他的个人作风，根据后来一些文艺名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个人作风，那时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回忆柯庆施时写道：“在延安时期，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由于他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都叫他为“大个子”、“老柯”。后来由于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
著名女作家丁玲写他：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后来，柯庆施当上高级干部，依然保持这一作风，他的妻子于文兰回忆说：他在工作上的事，无论大小从来不在家里讲。我只记得，他每天早晨醒来，睁眼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天气怎么样？妻子反问“为什么总是这一句呢”，他说“盼下雨，天旱呀！”除此之外，再没有话说了。他即使当上地方一把手，有记者采访他拍照他却婉言拒绝说：不要登我的相片，不要吹捧宣传我个人，要宣传组织的政策，宣传模范代表，宣传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在工作方面，柯庆施是非常注重调查的，他经常下基层进行研究，比如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柯庆施也感觉到工作中确实出现了问题，于是便派人到工厂去做调查，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此外，柯庆施也是比较简朴和廉洁的，平常只穿中山装和布鞋，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我安排，将清廉变为他生命中，革命事业中的重要部分，也以身作则，要求组织的干部的生活作风做着严格的把控。他说道："有些干部做工作懈怠，却痴迷于跳舞唱歌，这是革命意志的减弱。"这一点，作为一名高级干部，这种严于自律得到了后人的一致赞扬。
令人可叹的是，就在柯庆施的职务升为副国级仅仅三个月，1965年的清明节那一天，正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招待晚宴上，身体有病的他，平常吃清淡软食，忌油腻，这天见着老朋友们很高兴的他有些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卧室，谁知到夜里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随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病逝，享年63岁。柯庆施逝世后，被葬入八宝山公墓，这是对他一生功绩的最佳认证。然而，就在柯庆施在逝世24年后，他的骨灰被移出八宝山，让很多人感到奇怪。其实，这是柯庆施生前的遗愿，其后人根据他的他女儿用散文诗般的语言写道“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灰撒入徽州的青山翠竹之中”，诗化了迁葬过程。
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柯庆施一生跌宕起伏，早期革命生涯既崎岖又辉煌，见证了社会的峥嵘岁月，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的观点经常和其他人的观点有出入，导致他去世之后其功过是非众说纷纭，评价褒贬不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他的老家人民，对这位毕生在外的游子，无论他如何辉煌，还是失意，都一如既往地接纳他，并为他兴建了一座纪念园，园中间是宽阔的水泥平地，纪念碑坐西朝东，上书“诚实”，右下角书：“柯庆施（1902--1965），于文兰（1916--1998）”；墓地北面还有一尊书籍式的石碑，上面刻着他的名言：“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站立在柯庆施墓前，眺望着他的老家水竹坑方向，山峦起伏，翠竹连片，溪水淙淙，风景秀丽。一片竹林如一头睡狮横卧在村庄右前方的一片良田中，特别是“狮子”的颈部竹子完全和身部不同，竹子细小，栩栩如生，竹尖如狮毛，在微风中随风起舞，很是壮观。在山脉相连之处，远远看着那座山峰的轮廓，活像一座睡着人的头像，静静的躺着，尤其是那大大的鼻子，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村里人告诉我，这就是这个小山村冥冥之中早有定数的，看着这岁月留下的痕迹，只能一笑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