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经常出现地痞流氓打砸抢烧事件。这也导致各地治安水平参差不齐，犯罪率更是居高不下，于是掀起了1983年“严打”序幕。

谁曾想到，1981年3月的一天，开国大校孙洪道前往陕西咸阳三原办公时，居然遭到一群混混的挑衅。

在共和国数百颗璀璨将星中，孙洪道似乎有些不显山不露水，可在战争年代时的他曾屡立奇功。

1919年5月，孙洪道生于四川巴中，1933年参加红军，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抵达延安后，办起事来特别机灵的孙洪道被刘伯承一眼看中，成为他的贴身警卫员。

在刘伯承身边工作的几年，孙洪道成长速度特别快。等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我军优秀干部，活跃于抗战前线。

1941年11月，华北日军调集五万余人，在沂蒙山区和鲁中根据地发起了一次“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与八路军主力部队。

时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五旅连长的孙洪道，率领全连为先锋部队，趁着夜色实施穿插进攻，准备夺取制高点。

作战开始后不久，孙洪道突然觉得与其带着全连100多名战士共同行动，倒不如化整为零，发挥我军擅长的游击战。

于是，孙洪道便带了三排副和七班长，一行三人出发执行夺取制高点的任务。三位勇士按照事先部署好的作战计划，悄无声息地穿过了第一道与第二道战壕。

进入第三道战壕时，孙洪道突然撞到一个日军哨兵。说时迟那时快，孙洪道立即开枪击毙了这名日军哨兵，然后抱起阵地上的重机枪，向敌人疯狂扫射。

据说，孙洪道一口气打出500多发子弹。三排副和七班长守在孙洪道的身边，三个人很快就击毙100多名日伪军，顺利占领了制高点。

第二天清晨，纵队领导发现原先准备动用一个连夺取的阵地，却被孙洪道三人轻而易举地拿下。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三名八路军勇士竟然毫发未损。

此战结束后，孙洪道的威名响彻整个115师。不过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孙洪道右胳膊与右腿被打断，被送往后方医院时得知要被截肢。

曾负伤二十多次的孙洪道得知右腿和右胳膊保不住后，哭得十分伤心，他抓住主治医生的手，诚恳地说：“我是前线一位基层指挥员，如果没有胳膊没有腿，还怎么抗击日伪军？”

医生语重心长地回答：“你的伤情已经很严重，如果再不截肢，很可能性命都不保。”

孙洪道已经绝望，他开始抗拒吃药，想着通过这样的方式了结生命。纵队司令员得知他的情况后，想方设法找来一位日本反战同盟的医生。

在没有麻药，没有专业器械的条件下，这位日本医生对孙洪道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手术，最终保住了他的右胳膊和右腿。

经过长时间的养伤，孙洪道终于在解放战争爆发初回到前线作战部队。他响应党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来到东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营长、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营长。

1948年，孙洪道担任东北野战军某团团长，参加辽沈、平津战役与解放云南、广西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孙洪道担任志愿军第三十八军114师342团团长，后来升任第五十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第五十军军长。

1956年，孙洪道荣膺开国大校军衔。

20世纪70年代，孙洪道调往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于80年代初转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

1981年3月，时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孙洪道带着两名工作人员来到咸阳市三原县处理公务。

到了中午，县领导提议一起去机关食堂吃饭，却遭到孙洪道的拒绝。他不愿意占公家便宜，领着两名工作人员来到县政府旁的一家小餐馆吃饭。

工作人员考虑孙洪道毕竟是军区司令员身份，进入餐馆后特意要了个小包间，三个人点了四个菜，准备快速解决战斗后继续工作。

等菜时，包厢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几名一看就不像好人的小混混走进房间。为首一人指着孙洪道，语气不善地说道：“这个包厢是老子的，谁让你们这些人进来？赶紧给我滚出去，免得挨打！”

孙洪道心里特别生气，但又不好发作，只能让工作人员去找饭店老板理论。告知对方自己今天就在这间包厢吃饭，吃完饭立即走人，希望几名年轻人不要继续闹事。

这群地痞流氓却将孙洪道的好言相劝视作“软弱”，领头的小混混甚至抄起一把椅子，朝着孙洪道的头上砸去。

年过六旬的孙洪道还未等板凳落下，左手一发力，直接打在了领头之人的肚子上。被击中者惨叫一声，直接飞出包厢，像滚地葫芦在地上到处乱爬。

手下小弟看到老大受了委屈，一拥而上，两拨人就这样扭打起来。

饭店服务员看到事情越闹越大，立即拨打派出所的电话。民警赶到现场后，核实打架双方的真实身份，孙洪道没有隐瞒，曝出自己是陕西省军区司令员。

经过这场小插曲后，孙洪道回到军区和陕西省地方领导坐在一起沟通协商，把“扫黑除恶”定为陕西近几年的重要工作目标。

1984年，孙洪道退居二线，晚年的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红色宣传工作上。1995年，76岁的孙洪道因病逝世。

参考文献：

[1]何立波.1983：党中央决策“严打”始末[J].检察风云,2008(17):66-68.

[2]郝双录,吴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几个问题[J].中国法学,1984(01):7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