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德明回忆 吴焕章整理

“1943年，华北起狼烟。

来了日本鬼，百姓遭摧残。

百姓快起来，赶走日本保平安

……”

一首儿时的革命歌谣在我耳畔回响，把我带进六十多年前那滚滚硝烟的抗日烽火中。

一

那一年，文安和全国一样，抗日战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反动势力活动猖獗，惨无人道。当时驻文安的日军司令部不断增兵;特务大队长杨玉起按日军指使加紧特务训练;伪保安大队长殷宝安也在加强整训。还有于部一股反动势力伺机蠢蠢欲动;伪县政府加紧组织保甲地方势力。这些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到处烧、杀、抢、掠，妄图扑灭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

那一年，除了人祸，还有天灾，文安洼春旱秋涝，庄稼颗粒无收，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当时只有8岁，在东关上小学。因为生活困难，上学时断时续。我祖母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剩下我祖父、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共7口人在苦难的生活中挣扎。祖父和父亲空有一手烹饪技术，也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记得一天傍晚，祖父和父亲打工回来，见我们5口人都躺在炕上，知道还没有进食，就从街上买了一捆小葱，切巴切巴撒上一把盐，这就是全家人一天唯一的饭食。有一次，为了充饥，我和母亲到洼里打野菜——老鹳金，可老鹳金早被穷人们打光了，到哪里去找呢?好不容易找到一片，打了半篮子，回家煮熟，全家饱餐一顿。结果都呕吐不止。医生一检查，是食物中毒。原来打来的野菜不是老鹳金，而是蒿子。

还有一次，姐姐带我去讨饭，路过日军司令部，忘了给站岗的鬼子鞠躬。凶狠的日本鬼子放出狼犬，狂叫着扑向我姐弟二人，姐姐被狼犬咬了一口，又疼又怕哇哇大哭，鬼子却哈哈大笑。回到家里，母亲抱着我们姐弟大哭了一场。从那时起，我幼小的心灵就深深刻下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二

这年秋后的一天，因我家缴不上地租，伪保长刘元奎带着两个狗腿子闯进我家，二话没说将父亲抓到伪大乡公所扣押起来，说三天缴不齐地租就送日军司令部。

父亲求情说:“春早秋涝颗粒不收，就是要了我的命也缴不齐呀!”

刘元奎说:“缴不齐可以，日军司令部缺个博役(厨师)，你要去可以顶租子，否则就把你交日军司令部处理。”

父亲又说:“日本人伺候不好还不掉脑袋吗，请你看在老乡的面上饶了我吧!"

“少说废话，我放你回家，明天听你回话，两条道儿由你选择:要么把地租缴齐，要么去当博役!”刘元奎悻悻地说。

就在这天晚上，全家人正在犯愁，舅姥爷刘忠三(系地下武装大队副大队长)突然来了。父亲忙问:“二舅，您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舅姥爷说:“文清(我父亲的名字)，你们家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自从日本鬼子来了，老百姓真是没法活了。我父亲不就是因为我搞地下活动被日本鬼子抓去，捆上双脚，在大场里被牲口活活拉死的吗!现在抗日运动正在兴起，我地下党正为如何打入敌人内部犯难，我这次来是代表地下党跟你谈话，伪大乡让你去日军司令部做饭是个极好的机会，你可以在敌人内部把随时掌握的敌人情报提供给我们，这是为抗日救国最大的贡献!”

父亲是个本分人，也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听舅姥爷这么一说有点儿觉悟，但又很害怕，说:“二舅，做饭我还怕做不好丢命呢，送情报要是被日军知道了，还不要了俺全家的命啊!”

舅姥爷说:“干革命就是有危险，只要你胆大心细就没事。天不早了，我该走了，明天还会有人和你联系。”

舅姥爷走后，父亲一夜也没有合眼，始终拿不定主意。

第二天一早儿，我的五姥姥陈小月又来到我家，冲我父亲说:“听你二舅说你去给日军做饭有顾虑，文清啊，去吧，给地下党提供些敌人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抗日工作呀。你不知道吗?你五叔就因为你二弟、三弟搞地下活动被日军抓去严刑拷打，后来又砍掉脑袋吗?日军太可恨啦，我们只有跟他们斗才有活路啊。干吧，去了后要胆大心细，见机行事。”

父亲答应了，第二天由伪保长带到伪大乡，又由刘翻译官带到日军司令部。

父亲在刘翻译官的引见下，到了厨房见到日军曹长(相当司务长)，曹长让父亲占主灶。从此，父亲就每天早上5点出发，晚上9点才回来，整天辛辛苦苦地给日军做饭。那时家里没有表，就靠看三星。母亲为了让父亲多睡会儿觉，总是很早就起来，望着天上的三星，到正点才叫醒父亲。

父亲有一手祖传的烹饪技术，再加上格外小心，做出的饭菜很适合日军官兵的口味。为了增强日军的好感，父亲有时还开个玩笑，常常逗得日军官兵捧腹大笑。他们伸出大拇指说:“武一机(日本人对我父亲的称呼)，好样的!”就这样,父亲取得了日军官兵的信任，进出院儿免去敬礼，免去搜身检查。父亲的胆子也随之大了起来。一家人特别是祖父、母亲也比较放心了。

父亲取得了日军信任后，身居魔窟，心系革命，按照舅姥爷刘忠三的指示，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日本兵也是三餐，用餐人数和饭菜样式都由曹长决定。父亲有时也列出菜谱征求曹长意见。在饭余时间，父亲特意看日本兵操练，操间休息时还和他们逗趣儿、开玩笑。时间长了，父亲也能听懂一些日本话，学会了一些日语，这就为搜集敌人情报创造了条件。日军的武器装备、给养储存和行动的方向、目的、人数都可以从日军官兵口中泄露出来。父亲便及时准确地把情报提供给我方。二年多时间，父亲为地下党提供了多少可靠的情报，难以数计，都为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情报，有时由地下工作人员到我家来取，有时由我送出。记得常来我家取情报的人员有舅姥爷刘忠三、五姥姥陈小月、表叔马育民和王兰惠等。

1943年冬季的一天，风刮得很大，天气格外寒冷。深夜我们被“啪啪”的敲打窗户声惊醒。看来来人是翻墙而入的。

父亲说:“有客人来了。”

外面低声说道:“表哥、表嫂，我是宝泰(马育民的别名)。”

母亲说:“听见啦。”父母立即穿衣开门，并把布帘子挂在窗户上，点亮昏暗的黑油灯，只见进来两个高个儿的人，每人头上蒙着一条旧白毛巾。

其中一个我认识的表叔马育民先开了腔:“表嫂，快给我们贴饼子。王兰惠同志，这是我表哥胡文清，这是表嫂。”

王兰惠紧接着说:“给兄嫂添麻烦啦。”

这时我也穿上衣服，准备帮母亲烧火，给表叔他们做饭。

我烧着火，听见父亲和表叔他们谈论起日军司令部的情况，声音很低，我既听不清，也听不懂。最后听到表叔说:“万一我们进不来，就叫小侄给我们送去。他人小，不会引起敌人注意。”

母亲说:“饼子熟了，快吃点儿暖和暖和吧。”

表叔说:“来不及啦，给我们装进口袋里带走吧，再晚了就出不去城啦。表哥，请谨慎小心，千万别暴露身份。下次联系时间……”

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表叔他们走了以后，父母亲谁也睡不着觉，也不敢睡觉，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因为怕敌人发觉，又怕睡过了误了给日军做饭。

过了一个来月，还是夜里，还是他们二人，还是越墙而入，只听三声拍打声，父亲问:“谁?”外边答:“宝泰。”进门说情况。谈得时间不长，表叔看了看怀表说:“我们得快走，还有半个小时就换岗啦，现在炮台值班的是咱们的内线，再晚了就走不成了。”临走把家里仅有的几个凉菜饼子揣进怀里了。

四

父亲在敌人的“心脏”默默地进行着艰苦、危险的战斗，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我敌下工作人员无法进城而情报又必须抓紧送出的情况下，我就成了唯一送情报的人。二年多时间，我也记不清送了多少次情报，但有几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父亲就在油灯下用铅笔写字，写完了冲我说:“你把这张纸条送到光洲苏家，你表叔在那儿等你。”接着还着实嘱咐我整个行动过程的注意事项。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按照父亲的嘱咐，我把纸条藏在筐头内小垫席底下，背着筐拿着镰，俨然一副打草拾柴的样子。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时人小胆大，又不知道纸条的重要性，若无其事地来到城北门。

城门有伪军把守，正在搜身检查过往的行人。轮到我了，伪军问:“小孩儿出城干什么?”我说:“打草拾柴。”那人摸了摸我的衣袋就放我出城了。

功夫不大，我就来到光洲北头一条东西小街，找到中间那个门，一问正是我要找的苏家。表叔早等在那里，我把纸条交给他，他看了看笑着说:“孩子，你办得很好。快回去吧，免得你妈惦记。”

回到家母亲问:“见到你表叔了吗?”“见到了。”母亲这才放心。晚上父亲回家一见到我先问此事，我一一告诉了他，他才放心地休息。

一天午饭后，父亲回家来了，他用铅笔画了一张图，图上画着四面城，东城门有一队人往外走，上面还有个月亮。父亲说:“这张图的意思是鬼子今天晚上要出东关，去城东一带扫荡。这种'情报’只有我们的人懂，敌人翻出来也弄不清什么意思。快给你舅姥爷送去。”

我仍是一副拾柴打草的模样，把情报夹在小人书里，来到东城门。把门的还是问“干什么去”，我回答“拾柴”。他摸了摸我身上没什么，就把我手里攥着的小人书拿过去，翻了翻见有张图，便问:“这是什么?”

我当时真有点害怕，可一想到父亲的话就又胆大起来，说:“上学画的画。”伪军看不清是个“情报”，扔给我说:“这哪像画，简直像狗臭屁，走吧。”

我马不停蹄地一气儿跑到刘磨，见到舅姥爷刘忠三交了“情报”，说明意思速回城里。在返回的路上拾了些柴禾，进城门时，把门的问都没问就放我进城了。后来，听舅姥爷说，这次“情报”太重要了，地下党通知了城东各村，做好了充分准备，避免了重大伤亡事件。鬼子到处扑空，气得哇哇怪叫，败兴而返。

1944年农历四月初六，父亲对我说:“明天早饭后你去西关外娘娘庙后面接送一个人，这人身上有件要紧的东西，你千万小心。”然后将接头暗号和被接人的模样和我说了一遍。

第二天是四月初七西关集，早饭后正是人们赶集上市的时候，赶集的人很多，进、出城都要逐个接受把门岗哨的检查。因为人多查不过来，出城查得松，进城查得严。

我，一个拾柴禾模样的孩子，引不起岗哨的注意，随着人流就出了城，来到庙后，按照父亲的吩咐，果然找到那个坐在地上吸烟、头上箍着白毛巾的人。

我用镰刀连敲三下筐头，他见周围没有旁人，便问:“小孩儿，你姓什么?”“姓胡。”他又问:“认识胡文清吗?”“那是我爸爸。”他又接着问:"你是来拾柴吗?”“不，接人。”听到我的三次回答，他笑了，从旁边乱草堆中取出一把手枪，摘下头上的毛巾，把枪迅速包好，放进筐头里，用草盖好，然后嘱咐我，说:“进城要大胆，我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一旦被岗哨发现，你就钻进人群中，千万不能让他们逮住。”

我们很快来到了城门，这时正是赶集上市的高峰，推车的、担挑的、背筐的人相互拥挤，熙熙攘攘。岗哨由原来的两个伪军又增加了两个日本兵。这次我有点儿胆小，因为筐里有那个铁家伙。前面的检查完了，该轮到我们了。我接的那个人被搜遍了全身，没发现什么就放过去了。

真是家路窄，检查我的是个日本兵，说道:“小孩的站住!”我的心嘣嘣直跳，但很快又冷静下来，深深给日本兵鞠了一躬。“你的什么的干活?”“我的拾柴做饭咪嘻的有。”

我这一答把日本兵说笑了，他用枪捅了捅筐里的草，我便用手一把一把的往地上扔，日本兵不耐烦了，说:“开路开路的有。”我说:“是。”背起筐赶紧走，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被接的人见我走来，微微一笑，低声说:“跟我走。”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随，一会儿来到西街路南一条南北街上，路东第二个门口早有位二十多岁的妇女怀抱小孩等在那里，见到我们说:“你可来啦!”进了院，被接的人把枪取出来，说:“孩子，任务完成得挺漂亮，告诉你爸爸，就说我已到家。”然后掏出几角伪钞，说:“给你，买糖吃去吧。”这就是对我完成任务的奖励。后来才知道这个被接的人姓纪，是地下党员，于1945年牺牲在战场上。

1945年春末，文安人民的抗日浪潮更加高涨，抗日斗争捷报频传。城四周驻满了八路军，准备解放文安城。日军惶惶不可终日，龟缩在城内不敢出城，但岗哨查得更严了。舅姥爷表叔他们进不来城，如果情报送不出，他们怎么制定作战方案呢?爸爸心急如焚，冲我说:“情报必须送出，但不能用纸条，只能用心记，见了舅姥爷他们用口述，这样才保险。”

接着，父亲向我交代了许多数字，我重复了两遍，记在心里。父亲说:“你快走吧，早去早回。”

我来到城东门，站岗的伪军问:“小孩儿干什么去?”我说:“拾柴去。”“你还拾柴去，城外净是八路了，不怕死啊。”“不拾柴做不了饭，不也得饿死吗?”“不行，不让出城，这是日军的命令。”

“你不让出城，我找大舅去。”“你大舅是谁?”“魏锦岩(魏当时也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那是我们班长，走，认认去。”他冲另一个岗哨说:“你盯着，我去见班长。这小子要说假话，把他交给日本人。”我随他来到岗楼上，见到魏锦岩，他说:“班长，认识这小孩儿吗?”“认识，是我外甥，他家里很穷，没柴禾，让他去吧。” 站岗的走了，大舅小声问:“身上带东西了吗?”“没有。“怎么交代?”“口述。”“小心，去吧。”

出城时，搜查了我的全身和筐头，什么也没有查出就放我出城了。我放开脚步，很快到了刘磨村。舅姥爷刘忠三见了我可高兴啦，他就知道我给他送来了所必需的情报。他冲我说:“情报在哪儿?”我指着头说:“在这儿。”于是我就把日军人数、武器等数字一股脑儿地脱口而出。这些数字至今还依稀记得:日军官兵96人，机枪12支，小炮6门，步枪60余支。舅姥等听罢，夸奖说:“孩子，你的情报准确、及时又安全。”临走时又嘱咐我:“告诉你爸爸，这几天要格外留心，最近我去找他。”

五

一天深夜，全家都在睡梦中，急切的敲门声将全家惊醒。母亲问会是谁呢?父亲说不像宝泰他们。父亲刚开开二门。来人已把大门踢开，直冲进屋来，进来了4个人，其中3个是日本兵，另一个穿着便衣，很快就溜走了。一个日兵打着手电照着父亲的脸;一个日兵一手抓住父亲的脖领，一手握着手枪，扣住扳机，对准父亲;另一个日兵刺刀上枪也对着父亲，凶神恶煞地不知说些什么。

父亲连着几个立正，就被日军带走了。当时祖父被别人请去占灶不在家，年轻的母亲才三十刚过，搂着我们姐弟4人吓得直哆嗦。她哭着说:“你父亲万一回不来，我们可怎么活呀!”

全家人眼睁睁地等到天亮不见父亲回来，第二天还不见回来。晚上十点左右，大门响了，母亲叫我去开门，一看是父亲回来了，一家人都喜出望外。父亲便向我们述说了他被抓后的经过。

那天溜走的人肯定是汉奸，但不知是谁。父亲被带到日军司令部，几个日本人围着父亲审问。“武一机,”叭，父亲一个立正。“你的………”“我……”因为语言障碍，相互似懂非懂，好在有个翻译从中沟通。日本人讲的大意是:大日本对你很优待，你却私通八路，良心坏了，不说实活就杀了你。父亲说:“我不懂什么是八路，只知道十二路，柴恩波司令是皇军的朋友(当时柴已叛变)。我有个仇人想害我，这个人或许才真的私通八路,要不他怎么会知道八路呢?我真不知道什么是八路，更不用说私通，我可用全家性命担保。”

日本人见审不出什么破绽，便说:“你的伙房的干活。”审讯就这样结束了。父亲知道，日本人虽然放了他，但决不会善罢甘休，今后的工作将会更加艰难。父亲继续留在日军司令部，但经过上次被抓后，全家人每天都提心吊胆。

一天，父亲早上起床后又写纸条，写完冲我说:“你把这张纸条藏好，散学后给你表叔送去，老地点不变。

散学后，母亲说:“你自己去我不放心，我跟你去。”母亲把纸条塞进袜筒内，我们抬着水桶去北门外大井打水。来到城门一看，站岗的是我们街坊杨大山，我和他儿子是一伐(指发数相当)的，两家关系很好。

母亲说:“大侄子，你站岗啦!大山说:“嗯，婶子抬水去呀，免检啦。”就这样，我们顺顺当当地出了城，来到井旁，看四外没人，母亲取出纸条，说:“快给你表叔送去!”我沿着小路找到原联络地点，看到表叔和王兰惠，把纸条交给他们。表叔看后说:“敌人又要出城扫荡，兰惠同志，我们得赶快通知各村。

当我和母亲抬着水刚进城，迎面正碰上伪保安队长殷宝安，他身后簇拥着一班人，荷枪实弹地向我们走来。来到近处，殷宝安说:“站住!有人告你私通八路。”母亲说:“我不懂什么是八路。”“你甭嘴硬，不定哪天你就不硬了。”殷恶狠狠地说。

我们抬着水桶在前边走，两个保安队员跟随到我家。一个保安队员说:“魏秀荣(我母亲的名字)，你马上跟我们走，去保安队一趟。”母亲被带走了，父亲又没在家，我们姐弟4人都没了主心骨，我也无心上学去了。

哪料到，傍晚母亲居然回来了，我们可高兴啦。晚上父亲也回来了。母亲便向我们述说了被审的经过。被带到保安队，殷宝安亲自审问，让母亲说出私通八路的事，母亲一咬定不知道什么是八路。殷宝安一气之下非要动刑不可。母亲说:“打死我也不知道，甭说你殷队长，就是到了日军司令部也还是不知道。”

一提日军司令部，殷有些缓和了，说:“不就是你有个当日军博役的丈夫吗，你不用唬打我，到时候日军听我的。”后来，殷追问母亲娘家的情况，母亲说:“你官做大了不认乡亲，你岳父黄继林和我家离得很近。本人就是政府秘书科优职文书魏子千的长女。”

一听魏子千的名字，殷立时站起来，说:“你再说 一遍你父亲的名字。”“魏子千。”“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你父亲是我的好友大盟兄，原来你是魏大小姐。”“别高抬我了，差一点儿把我枪毙了。"“哪里哪里，例行公事，随便问问，你回家吧，以后行事小心才好。”就这样，母亲就被放回来了。

父亲说:“以后我们得更加小心。”

六

文安城解放前夕的一个夜晚，表叔马育民和王叔叔又来到我家。他们从怀里掏出两捆纸，对我说:“把这交给你大舅，让他设法散发给伪军，千万严守秘密。”我问表叔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表叔说:“这是一首唤醒伪军良心的歌曲，伪军见了一定对我们解放文安城有利。”说着，打开一张念给我们听:

别打枪，弟兄们要认清

两边火线上，都是中国人。

说的是中国话，长的是中国心，

为什么拼命来打自家人。

大家联合起来，一齐打日本。

听他们把话说，心里似刀割，

不是我愿意当白脖，消灭咱中国。

我是被抓来，我是被逼迫。

求生不死，我也不好活。

这首歌曲由我送给大舅，很快就在伪军队伍里传开了。果然起到涣散伪军军心的作用，大多数伪军良心发现。杨大山等人说:“打仗时放空枪，往天空打，只听枪响，不打人。”

就在文安解放的头一天下午，男姥爷刘忠三又来到我家。他是通过我大舅魏锦岩(他外甥)进城的。

爸爸刚一进门，刘忠三说:“上级决定，今夜攻打文安城，拂晓前要解放全城，你不要再去日军司令部了……另外，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

父亲说:“敌情没变，我担心拂晓解放不了文安城，我不去司令部，日军会找我麻烦……”

“解放文安城有把握，你就放心吧。”舅姥爷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

冀中部队攻克河北文安县城。图为文安县城东门图片

我们一家人没敢睡觉，企盼着解放文安城的枪声。后来枪声真的打响了，开始噼噼啪啪，继而密集起来，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混合在一起。县城四周同时吹响了冲锋号，进攻的枪炮声更密了。敌人在城墙上抵挡不住了，纷纷退了下来，八路军潮水般涌进城来，很快攻克了伪警大队、伪保安队等敌人占据点，日军司令部也被严密的包围起来。至此，俺全家人的心，特别是父亲的心才塌实下来。

天亮了，文安解放了。全城人民笑逐颜开，庆祝文安城的解放。日本鬼子不见我父亲上班做饭，便从岗楼的射击孔用机枪对着我家直点射。父亲说:“这是叫我去，我们不能在家了，万一鬼子窜出来，咱全家就没命了，必须马上出城去刘磨。”

当我们全家7口人来到刘磨时，刘忠三等一群人高兴地说:“文清，可见到你们了，这回我们就放心啦!你和孩子为抗日斗争立了大功啦!”

7天后，日军司令部被八路军捣毁了，只有部分鬼子乘机在水面上逃跑了。新政府也诞生了。在新政权的组织下，召开了文安解放庆祝大会，会后父亲随着八路军205师开赴新的战场。

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共产党开办的小学里继续上学参加了儿童团，又当了团长，参加了除奸防特工作，城门站岗的是我们儿童团，再不是日、伪军了。在学校里接受了革命教育，同学们唱起了心中的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的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