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帝元年（554年），西魏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一年，魏宗室元烈因不满长期受制于宇文泰，密谋刺杀宇文泰以夺回政权。然而，这一计划被宇文泰察觉，他迅速采取行动，无情地处死了元烈。

西魏废帝对宇文泰的这一举动极为不满，多次向身边的人表达他的愤怒。这引起了宇文泰的高度警觉，因为尽管在魏文帝时期，元氏与宇文氏曾共同度过了17年的和平共处，但元氏皇族对权力的渴望并未因此消减。

面对皇帝的夺权意图，宇文泰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废黜了废帝，改立魏文帝的第四子齐王元廓为新的皇帝，即恭帝。这次政变虽然在西魏内部引起了一定的波动，但并未对整个天下的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此时，宇文泰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南方的梁朝，那里才是他更为关心的战略重点。

梁朝当前的皇帝是元帝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后，萧绎达到了个人声望的巅峰——尽管这一巅峰在北方的两个强邻眼中并不算什么。他的外敌，如蜀中的萧纪和湘州的王琳，都已经平定；长江中游的郢州和下游的扬州，至少在名义上也已纳入他的控制范围。

在侯景之乱期间，北齐趁机占领了江北地区，一度威胁到了建康的安全。然而，经过王僧辩和陈霸先的艰苦战斗，江北的京口、六合等地重新回到了梁朝手中，江防形势也因此趋于稳定。

萧绎的自信心随之膨胀。在这一年，他竟向西魏发出国书，要求根据侯景之乱前的地图重新划定魏梁两国的边界。言下之意，是要收回被西魏夺走的随郡、安陆等地。若将时间范围扩大，理论上西魏通过苦战取得的汉中、蜀中等地也应归还梁朝。

宇文泰对此非常愤怒。已经吞下的土地，岂有再吐出来的道理？萧绎的这一政治举动，明显表达了敌意，将西魏和梁朝推向了全面战争的边缘。

宇文泰随即想到了长孙俭。长孙俭时任西魏东南道行台仆射，负责荆州方向的主要军政事务。他在镇守荆州期间，对江陵政权的形势有着清晰的认识，曾多次向宇文泰建议攻打江陵。

宇文泰召回长孙俭至长安，详细询问江陵的情况及攻取江陵的策略。

长孙俭分析道：“萧绎自即位以来，虽表面与北方邻国修好，实则心怀异志，需早作防范。江陵位于长江北岸，地势不利，且萧绎即位已三年，仍未迁都建康。如今我国已攻克蜀中，实力大增，正是攻灭梁朝的最佳时机。”

长孙俭还向宇文泰保证，荆州已做好长期备战准备，若大军南下，可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持。宇文泰对此十分满意，遂将攻取江陵的计划提上日程。

随后，长孙俭奉命返回荆州，暗中加紧筹备兵器、粮食等物资，为进攻江陵做好充分准备。在此期间，曾在随、陆之战中投降西魏的梁朝下溠守将马伯符得知此消息后，秘密向梁元帝萧绎通报。然而，梁元帝并不相信西魏会发动进攻，对这一情报置之不理。

散骑郎庾季才以天象为由劝说梁元帝：“根据天象显示，将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侵入江陵，恳请陛下迁都至建康。这样，即便江陵失守，损失也不过限于荆、湘二州，不会对国家造成根本性的威胁。”

梁元帝同样通晓天文，回应道：“若天意要我灭亡，逃避也无法改变命运，迁都又有何益？”

实际上，关于江陵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萧绎平定萧纪时就已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以尚书仆射王褒和左户尚书周弘正为代表，他们认为，南朝的政治中心历来在建康，江陵作为首都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传统。此外，江陵位于长江北岸，缺乏天然屏障，一旦北方敌军来袭，难以有效防御。

另一方则以萧绎的旧部宗懔和黄罗汉等荆州人士为代表，他们主张，江陵是萧绎的发迹之地，经过多年的经营，根基深厚，迁都将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同时，扬州尤其是建康地区在侯景之乱后遭受了严重破坏，已不再具备作为政治中心的价值，不具备迁都的条件。

恰巧在这时，极具象征意义的长江百里洲又被江水冲积成100个（原本只有99个）。历来百里洲满百被视为将有新皇帝的征兆。例如东晋末年时，荆州的军阀桓玄为了凑出称帝的祥瑞征兆，把一块江心洲一分为二凑足百数，但后来又被江水冲散，桓玄不久便败亡。

宋文帝刘义隆入京即位的前夕，本来是99块沙洲，突然被江水多冲出来一块。萧绎据此宣称，沙洲满百，是上天在宣示他的合法性。当然这些自然巧合与王朝兴废并没有多大必然关联。即便是古人，也应当明白这道理。

萧绎如此说，其实也是出于固守多年经营的老巢的考虑。如果贸然丢弃这块根据地，千里迢迢迁都建康，残破的旧都不一定比江陵好多少。

然而，正如那句老话所说，“驽马恋栈豆”。放弃建康而固守江陵，实在是梁朝高层的重大失误。

首先从地理上看，江陵城位于长江以北，其北部与襄阳相邻，陆路距离不超过五百余里，步兵急行军最多五天即可抵达，骑兵则更快。

东北方向则是已被西魏占领的随郡、安陆地区。随着随、陆的失陷，江陵与重要据点郢州之间的水道失去了屏障，时刻面临着西魏的威胁。

这样一片两面受敌且无天然屏障的区域，一旦遭到敌方突然袭击，后果将极为严重。梁朝内部有些人意识到了这一威胁，比如前湘州刺史王琳。

由于受到梁元帝萧绎的猜忌，王琳被调任为广州刺史。他对好友李膺表示：“我知道萧绎对我不放心，但现在是危急用人之际，如果不愿让我镇守湘州，至少可以让我驻守雍州（梁朝设立的一个侨置州，位于江陵和襄阳之间），以防范北方的威胁。”李膺非常赞同王琳的观点，但由于担心得罪梁元帝，不敢向他表达王琳的担忧。

其次从梁朝的内外局势来看，尽管建康地区多次受到北齐军队的威胁，但在王僧辩和陈霸先两位将领的顽强抵抗下，局势已趋于稳定。而且，建康凭借长江的天然屏障，防御条件远优于江陵。

王僧辩和陈霸先在平定侯景之乱中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下游的实际控制者，并且逐渐展现出强大的势力。如果萧绎能够果断东进建康，亲自坐镇京城，以他的军事实力震慑这两位将领，长江中下游的局势必将更加稳固。

然而，萧绎只看到了建康的残破景象，却忽视了这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古都所蕴含的巨大政治潜力。

在梁武帝执政的后期，梁朝已经显现出严重的衰退迹象。重臣贺琛上书，从四个方面指出了梁朝存在的严重问题：

首先，频繁对北方用兵导致国内财政负担沉重，民众生活困苦。

其次，社会风气日渐败坏，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愈发严重。

第三，朝廷选拔官员的制度存在缺陷，使得许多投机取巧之人混入官场，影响了政府的清廉与效率。

最后，苛政和繁重的赋税使国家实力逐渐衰弱。

贺琛的四点建议准确地揭示了梁武帝晚年政治局势中的关键问题。然而，此时的梁武帝已年届八十，年老体衰，沉浸在群臣的阿谀奉承之中，自认为自己的基业已经稳固，相信这万里江山的繁荣将永续不衰。因此，当他看到这份言辞尖锐、直接批评他的奏章时，并没有立即反思自己的过失和王朝的积弊，反而感到极度愤怒，认为贺琛是在无端生事。

梁武帝罕见地亲自口述了一封敕书，严厉斥责贺琛妄言朝政。这封敕书中充满了梁武帝的愤怒，既没有官方诏书的庄重严谨，也没有南朝辞赋的清丽雅致，反而显得有些像是泼妇骂街，令人啼笑皆非。以下是敕书的一部分内容：

“你说‘吹毛求疵’，究竟是谁在吹什么疵？‘擘肌分理’，又是谁在做这些事情？‘深刻’‘绳逐’，到底是谁在执行？另外提到‘治、署、邸、肆’，哪些应该废除？哪些应该简化？‘国容戎备’，哪些可以削减？哪些暂时不需要？‘四方屯传’，哪些是没有用处的？哪些妨碍了百姓？哪些地方的建设是在劳民伤财？哪些开支是非必要的？‘讨召’‘征赋’，具体是怎么回事？朝廷历来并没有这些事情，那么应该如何平息这些问题？请详细列举事实，具体奏报。”

贺琛过去在上书言事时颇受梁武帝的信任，因此这次的奏书写得比较直率。然而，他没想到梁武帝会如此强烈地反应，吓得他再也不敢多言，只能认罪。随着贺琛纠治政风的愿望被阻止，整个梁朝也在梁武帝的昏聩统治下逐渐走向了不可挽回的衰败。

关于江南的动荡局面，从主观角度看，主要归咎于萧梁宗室内部分裂严重，几个掌控大州的宗室王无法团结一致对外。而从客观角度看，则是因为侯景之乱对江南士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导致自魏晋以来传承数百年的世家大族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力，而江南本地的豪强势力趁机崛起，开始争夺权力。

前者的现象揭示了萧梁高层在面对政治剧变时的无能为力，不仅未能有效引导和控制局势，反而加剧了混乱的蔓延。后者的现象则反映了南朝200多年来士族与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

尽管江陵政权在名义上重新成为了江南的政治中心，但仍然难以阻止梁朝再次陷入类似侯景之乱时的分裂状态。由于江陵实力薄弱，梁朝的主要区域——扬州、郢州、湘州、广州——实际上都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基本上不受江陵政权的管辖。

首先是扬州。

当西魏决定进攻江陵时，正值侯景之乱刚刚平定，扬州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落在了大将王僧辩和陈霸先手中。王僧辩是梁陈交替时期的著名将领，早年便追随萧绎，才能出众，是江陵政权的核心成员之一。他长期驻守竟陵，屡立战功。在荆湘之乱中，他成功消灭了萧誉；在巴陵之战中，他力挽狂澜；在建康之战中，他彻底击败了叛军；在陆纳之乱中，他稳定了局势；在荆蜀决战中，他又主导了战略。这些辉煌的战绩使他逐渐成为江陵政权中的重要人物，先后被萧绎任命为尚书令等要职。

然而，萧绎缺乏远见，只知道猜忌而不会安抚，更不擅长驾驭下属。他任命王僧辩为扬州刺史，负责经营旧都建康，自认为政权的核心仍在荆州，却未意识到建康作为几百年来的政治中心，已经赋予了王僧辩一层模糊的权力光环，心怀不轨的人自然会向王僧辩靠拢。

王僧辩多次离开建康又返回建康，始终牢牢掌握着扬州地区的军政大权。期间，萧绎并未派遣任何文臣或武将来扬州制衡王僧辩。

历史上，功高震主往往容易引发主臣之间的矛盾，尤其对于像萧绎这样多疑且权力欲强的君主来说更是如此。尽管王僧辩在扬州期间表现出色，成功抵御了北齐郭元建的南侵，但这也不能完全消除萧绎对他的猜忌。外部的压力虽然暂时掩盖了主臣之间的矛盾，但一旦外部威胁减弱，这些矛盾便会浮出水面。

此外，陈霸先在扬州的崛起也引起了萧绎的警惕。陈霸先并非萧绎阵营的成员，而是通过平定侯景之乱逐渐崭露头角。王僧辩驻守扬州，是否也有制衡陈霸先的意图？这种安排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可能加剧内部的不信任。

陈霸先的背景也颇具代表性。他出身寒微，家世并不显赫，在南朝重视门阀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出身让他备受歧视。即使他在平定侯景之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依然有许多人对他不屑一顾。例如，王僧辩的女婿杜龛被任命为吴兴太守，他不仅鄙视陈霸先的寒微出身，还经常借故整治陈霸先的族人，这无疑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陈霸先对此十分愤怒，但由于王僧辩的威望和地位，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在梁朝之前的南朝，世家大族占据绝对优势，地方豪强如陈霸先很难与其抗衡。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矛盾逐渐积累，最终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梁朝末年，江南地区的土豪势力已经变得不可小觑。尤其是在江南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许多富有的土豪趁机崛起，招募军队，逐渐成为了地方上的霸主。即使是传统的世家大族，也不得不给予他们一定的尊重。

在侯景之乱之后，晋安郡的土豪陈宝应、东阳郡的土豪留异、以及临川郡的土豪周续，凭借其强大的宗族势力，在地方上拥有几乎与官员相等的权力。尽管他们并非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但地方官员对他们的畏惧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对上级官员的敬畏。许多情况下，地方官甚至将自己的职位拱手让给这些土豪，而萧绎的政府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既成的事实。

陈宝应、留异、以及周迪（周续的族人，后来接替周续担任临川郡守）成为了梁末陈初时期江南地区土豪的典型代表。他们最初与陈霸先一样，都是依靠乡党和宗族势力来分割中央权力的地方豪强。实际上，他们与梁朝中央的关系已经破裂，无法为江陵的偏安政权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持。

随着时间的发展，当陈霸先开始整合江南的土豪势力时，这些地方豪强如陈宝应、留异、周续等人不愿受陈朝控制，纷纷起兵反抗。最终，他们在陈霸先的征讨下被逐个消灭，江南地区才重新恢复了统一的秩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身于吴兴土豪、从岭南广州起家的陈霸先虽然占据了扬州，但对江陵的萧绎政权实际上只有名义上的支持。萧绎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在后来西魏进攻江陵时，他甚至没有下达命令要求陈霸先前来救援。

其次是湘州。最初，湘州是河东王萧誉的领地。后来，由于陆纳的叛乱，湘州一度归入荆州的控制之下。然而，由于荆蜀之战的牵制，王琳和陆纳的旧部并未被彻底瓦解，仍然占据着湘州。

萧绎曾试图改善湘州的局势，将王琳调往广州，并任命宗室萧循为湘州刺史。但由于时间紧迫，湘州的军政事务未能得到有效整顿，导致这个与荆州唇齿相依的重要地区始终未能成为稳固的战略后方。

第三是郢州。郢州的情况颇为独特，这主要归功于一位传奇人物——陆法和。

陆法和隐居于江陵的山林之中，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见过他的乡民无不称其神秘莫测。他曾精准预测江陵北部蛮人的叛乱，并在侯景最初投降梁朝时预见了即将到来的灾祸。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陆法和绝非一位不问世事的隐士，而是一位默默观察世事、等待时机的奇才。

在巴陵之战中，陆法和与胡僧祐联手生擒了令梁军闻风丧胆的猛将任约，随后又在峡口大败武陵王萧纪。

为了表彰陆法和的功绩，萧绎任命他为郢州刺史。陆法和行事风格神秘莫测，加之其远见卓识和精准判断，常被人误认为拥有仙道之术。

回顾史书记载，陆法和的事迹虽然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色彩，但他的一系列行动并未偏离梁陈交替时期地方势力的常规路径。经过多次战役，陆法和的实力逐渐壮大，麾下部众达到数千人，占领郢州后，他俨然成为了一个新的地方强权。

在主政郢州期间，陆法和未经萧绎批准，便大规模建造战船，积极备战，意图率军袭击襄阳，并以此为跳板北上攻入武关，直取西魏。然而，这一计划虽方向正确，却显得过于仓促，不符合当时江陵政权的实际情况。得知消息后，萧绎迅速采取措施，阻止了陆法和的行动。

这一事件揭示了萧绎与陆法和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反映出陆法和可能有拥兵自重的倾向，同时也表明萧绎对他的信任正在逐渐减弱。

第四是广州。广州刺史一职由萧勃担任，他是梁朝的宗室成员，但与皇族的关系已经较为疏远（他是梁武帝三叔萧崇之的孙子）。因此，萧勃与梁元帝之间并没有深厚的感情或共同的利益。在侯景之乱期间，萧勃被陈霸先拉来担任广州刺史。

萧勃的能力平平，视野有限，一心只想占据岭南的广州和交州，独霸一方。上任后不久，他就坚决反对陈霸先北上勤王。

萧绎称帝后，对萧勃的能力和态度非常不满，但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加上江陵的局势刚刚稳定，他不敢贸然夺取广州。

于是，萧绎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计策：派遣自己不太信任的大将王琳率部南下广州任刺史，同时任命萧勃为晋州刺史。这样既削弱了王琳的权力，又达到了控制萧勃的目的。

如果萧勃顺利让位还好，但如果他不让位，双方可能会发生冲突。萧绎则打算坐观其变，希望借此机会削弱两股异己势力。

然而，萧绎的计划未能如愿，因为萧勃并未与江陵彻底决裂。当王琳到达广州后，萧勃迁居到了广州的始兴郡，双方最终相安无事。

不久之后，西魏进攻江陵，萧绎急忙召王琳率部前往支援。萧勃再次担任广州刺史，岭南地区实际上又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在这种情况下，萧绎只能依靠荆州一地的力量与西魏对抗。数年前建康城被侯景围攻的惨状依然历历在目，而现在同样的悲剧却降临到了江陵。劫后余生的梁朝再次陷入了可怕的危机之中。

萧绎并非对江陵的危险毫无察觉，尤其是在军事形势上。雍州刺史萧察虽然名义上是梁朝的人，但实际上早已与西魏暗中勾结。

自从萧绎杀死了湘州刺史萧誉（萧察的亲哥哥）之后，雍州与荆州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双方经常互相攻伐。南朝时期，荆州与雍州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这一局面可以追溯到刘宋建国之初。

宋武帝刘裕在建立刘宋政权时，并没有设立雍州，当时的雍州诸郡都是荆州的下属郡县。为了防止荆州再次成为士家大族或地方大将对抗朝廷的基地，刘裕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

1. 派遣皇子出镇荆州，这一做法在南朝逐渐成为惯例，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趋势。

2. 将荆州一分为四，具体来说，将襄阳诸郡划归雍州，将江夏、武昌诸郡划归郢州，将岳阳、巴陵诸郡划归湘州。这样一来，原本统领31个郡的大州荆州，变成了只统领11个郡的中等州。

与此同时，雍州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拥有16个郡的大州，其实力逐渐超越了荆州。

雍州的襄阳郡与北魏接壤，不断有南逃的汉人移居襄阳。历任雍州守将效仿东晋在京口收集江淮流民组建北府军的做法，征募北方流民入伍，使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由于雍州地处前线，常年战争使得当地民风崇尚武勇。

梁朝名将曹景宗便是雍州人。他年轻时以游猎骑射为乐，曾说：“昔日在家乡，骑着骏马如飞龙一般，与数十个少年一起，拉满弓弦发出霹雳之声，耳边风声呼啸，鼻头仿佛冒火，这种乐趣让人忘却生死。”

然而，当他来到建康后，对江南的柔靡风气感到极不适应，感叹道：“如今到了扬州成为显贵，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出行时稍微掀开车帘，就有小人说不可以。被关在车中，如同新婚三日的新娘。这种压抑，真让人憋屈，毫无生气。”

梁武帝萧衍在雍州襄阳起兵反齐时，有部将担心荆州的南齐军会构成威胁。萧衍一针见血地指出：“荆州本来畏惧襄阳人。”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当时雍州与荆州之间的实力差距。

然而，这种局面在萧绎与萧察对峙时发生了变化。萧察夹在西魏与萧绎之间，领土不断受到双方的蚕食。加之萧察的能力远不及其祖父萧衍，雍州虽然幅员辽阔，但对荆州的威胁已大不如前。

事实上，江陵的城防形势也并不算太差。

长江主干流在江陵城西南约7里的地方流过，即今天的下荆江段。该段河流虽然直线距离仅有80公里，但由于河道极其弯曲，实际长度达到了240公里。《读史方舆纪要》中描述这段江水为“从西向北，再向东，最后向南，走势多迂回”。

三国时期，吴国将领陆抗在荆州与西晋的羊祜对峙时，曾采取措施决开江陵北面的小河和湖泊，将荆襄交界地带变为沼泽，以此来阻碍晋军的进攻。虽然萧绎并未采取同样的行动，但该地区的地形本身就十分潮湿泥泞，不利于大规模军队的野外作战，尤其是对以骑兵为主力的西魏军队，这种地形的制约作用尤为显著。

江陵城的防御设施相当完善。在侯景之乱尚未平息之际，萧绎为了防范雍州和湘州两位侄子的潜在威胁，派遣长子萧方等在江陵城外修建了一道长达70余里的城墙。

萧方等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对皇室忠心耿耿。在侯景之乱期间，萧绎曾派他率领一万军队前往建康支援，与侯景激战后返回江陵。若能继续负责城防工事的建设，萧方等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萧方等的生母徐妃行为不检，因与萧绎感情不合，频繁与他人私通。萧绎因此对她心生厌恶，并波及到她的儿子萧方等。最终，萧绎派遣萧方等率军攻打萧誉，萧方等在乱军中丧命。

江陵城分为内外两层。内城被称为金城，是萧绎的宫城，虽然面积较小，但十分坚固。

外城设有12座城门，萧绎仿效建康的布局进行了精心修缮，并将这些城门全部命名为建康旧名。据史料记载，江陵城外还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小城，战时可以作为犄角，提供额外的防御支持。萧绎对江陵的城防充满信心，同时认为与之保持友好关系的西魏暂时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他依然从容地举行讲经会，与大臣们悠然地讨论学术问题。

当时间的帷幕徐徐降落在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十月，初冬的寒意笼罩着大地，西魏的军队开始行动了。

十月壬戌，宇文泰任命柱国大将军于谨为统帅，率领宇文护、杨忠、韦孝宽、李穆、郭彦等朝中大将，带领五万步骑兵从长安出发，目标直指江陵。

荆州（西魏）的常胜将军权景宣也率部协同作战。

宇文泰亲自前往青泥谷为大军送行。临行前，长孙俭向主帅于谨询问：“从萧绎的角度来看，他应对我军征讨会有哪几种策略？”

于谨仔细分析后回答：“有三种策略。上策是发兵北上，攻占汉沔流域的襄阳诸郡，隔汉水与我军对峙，这样既能威胁关中，又能稳固襄阳。中策是收缩兵力，据守江陵子城，固守待援。下策则是在江陵与我军进行决战。”

长孙俭问道：“那么，萧绎最有可能采取哪种策略？”

于谨回答：“萧绎一方面认为我国被北齐牵制，不敢大规模南下进攻梁国；另一方面，他恋土难移，必然会选择固守江陵。”

于谨素以老谋深算著称，虽身在长安，却能准确判断千里之外萧绎的动向。

在具体的作战部署上，于谨坚持速战速决的原则。襄阳的萧察部心思难以捉摸，加之郢州、湘州、扬州的外军可能会前来救援江陵，因此必须迅速行动。

于谨的大军经由武关抵达荆州（西魏）和襄阳，与萧察的部队会合后，继续向南推进。

面对敌国的大规模侵犯，梁军自然不会束手就擒。荆州边境的各个城池纷纷加强防御，并频繁派出侦察骑兵监视西魏军队的动向。

为了尽快缩短战役时间，于谨派遣杨忠和宇文护率领2000轻骑，日夜兼程直扑江陵城南的江津戍，切断萧绎南渡长江的退路。

同时，荆州（西魏）的权景宣部队主动进攻郢州，阻止梁朝从郢州方向派出援军。

萧绎任命的兴州刺史席固早在几年前就已投降西魏，他随军参战。作为襄阳本地人，席固对襄汉地区的地形和情况非常熟悉。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席固是否为于谨出谋划策，但从后续战局的发展来看，西魏军队进攻速度之快，显然与席固的建议密不可分。

杨忠和宇文护在急行军的同时，迅速袭击梁军的边境城池，不断俘虏梁军的侦察骑兵，成功隐藏了他们的行军信息。仅仅20天后，西魏的前锋部队便抵达了江陵城下！

在西魏军队尚未入境之际，梁武宁太守宗均探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向萧绎报告。萧绎的心腹大将胡僧祐和大臣黄罗汉都认为，魏梁两国友好，西魏不可能违背盟约出兵。

萧绎也认为西魏不会大规模出兵，但为了确保安全，他决定中止讲经会，派遣侍中王琛前往西魏探听虚实。

王琛到达荆州边境的沔水时，未发现任何魏军的踪迹，于是急忙回信报告：边境一片安宁，没有任何魏军入侵的迹象。萧绎听后放下心来，继续讲授《老子》。

不过，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下令全城戒严，提升战备等级，前来听讲的大臣们也都披上了甲胄。

然而，当杨忠和宇文护的部队突然出现在江陵城下时，萧绎顿时慌了神，急忙派人紧急征召扬州王僧辩和广州王琳的部队前来救援。

同时，萧绎派遣军队出城，准备迎战魏军。然而，杨忠和宇文护并没有在城下与梁军纠缠，而是直接绕过江陵城，直奔城东南的江津戍。

江津戍距离江陵城约20里，是长江北岸的重要渡口，与南岸的第一要塞马头戍遥相呼应。无论是从陆路南下，还是从水路东下，江津戍都是必经之地。

萧绎意识到西魏军的意图是要切断他的退路，于是立即派遣军队追击，并出动了北方罕见的陆战利器——大象兵。

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远胜于现代，气候也非常温暖，使得大象能够在此生存并被训练成战兵。所谓的象兵，就是由人驱使，大象身上装有刀枪，依靠其巨大的力量冲破敌阵。杨忠率领的军队与象兵交战，由于北方人从未见过大象，初次面对象兵难免心生恐惧。

然而，杨忠作为西魏的老将，素来以勇猛著称。他曾跟随宇文泰狩猎，亲手活捉了一头猛兽，左手夹住兽腰，右手从兽口中拔出舌头，其勇猛程度令人赞叹不已。

杨忠鼓舞士兵不要害怕大象，他亲自张弓射箭，射中了一头大象。大象中箭后疼痛难忍，转身冲向梁军阵中，扰乱了梁军的阵脚。西魏军趁机发起猛烈进攻，最终大败梁军。

在这场战役之后，梁军的将领梁军不敢再与西魏军交战。杨忠和宇文护稳固了江津戍的防御，不再主动进攻，而是在城下布阵，静候于谨的大军到来。同时，他们收集了长江北岸的所有船只，严密封锁渡口，确保无人能够渡江。

梁朝的郢州刺史陆法和得知西魏军入侵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军队进行抵抗，并向萧绎报告，请求救援江陵。

然而，在这个紧要关头，萧绎的猜忌之心再次发作。他认为自己还能坚持到王僧辩和王琳前来救援，担心如果陆法和击败西魏军并率大军进入江陵，自己的王位可能会不保。因此，萧绎回复陆法和说：“你只需守住郢州，江陵的事情我会自己处理。”这使得陆法和只能无奈地叹息。

西魏的权景宣得知陆法和出兵后，率领部队前往涢水一线迎击。权景宣所部兵力仅有数千人。荆州（西魏）的部队原本由大将王思政统帅，总兵力大约为1万人，加上各将领的乡兵部曲，最多不超过1.5万人。

在大统十三年（547年）到大统十四年（548年），趁着侯景叛乱东魏的机会，王思政率领权景宣、郭彦、杞秀等将领横扫了河南的十二个州，使得兵力得到了一定的扩充。然而，好景不长，王思政在颍川被东魏的高澄围困，8000人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导致荆州的军事实力严重受损。

之后，长孙俭接任荆州刺史，经过数年的努力，军队的力量逐渐恢复。不过，由于西魏在这段时间内频繁出兵攻打蜀汉等地，能够支援荆州的兵力非常有限。权景宣手下的兵力也只有大约3000人，与郢州的陆法和相比，显得相当薄弱。

然而，这并非决定性因素。西魏的军队长期征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高昂的士气，远胜过梁军。更为重要的是，权景宣本人的指挥才能极为出色。他从西魏建国之初就在襄、邓一带作战，展现了非凡的战术天赋，经常能在不利的情况下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胜利。

大统十四年（548年），王思政率军攻略河南，权景宣所部虽然仅有不到1000人，却勇猛地闯入河南腹地。

权景宣转战数百里，将东魏军打得溃不成军，最终攻占了豫州首府上蔡（今河南新蔡）。不久后，萧察的头号大将杜岸叛变，率领500骑兵趁乱袭击襄阳。

为了保卫襄阳，权景宣迅速集结3000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襄阳城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了叛军，迅速平定了叛乱。

不仅如此，权景宣还协助萧察生擒了杜岸，其行动之迅速、战斗力之强大，给萧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促成了萧察向西魏献质的重大决策。

几年来，权景宣在与梁军的交锋中从未失利，积累了强大的自信。而对面的梁军则显得底气不足。

陆法和接到萧绎的严令，禁止出战，因此只能龟缩在郢州城内，仅派遣司马羊亮带领一部分兵力前往涢水一带虚张声势。

权景宣得知此消息后，迅速抓住战机，亲自率领主力从随郡南下直扑羊亮，同时命令部将率兵攻打鲁山镇（位于汉阳东北的大别山上）。

鲁山镇地处沔水与漠水古河道汇入长江的咽喉要道，是汉阳城北的重要门户，历来为郢州防御的重点。

权景宣采取分路进攻的策略，并故意多设旗帜，营造出兵力雄厚、气势如虹的假象，使得梁军更加胆怯。

随后，权景宣集中主力，在涢水岸边大败羊亮，乘胜追击至汉阳城下。梁军残部被迫撤回郢州，陆法和担心郢州有失，不敢派兵救援鲁山镇。

不久，鲁山镇也被西魏军攻占。陆法和此时不再从容不迫，他将大军收缩到郢州外围，严阵以待西魏军的攻击。

权景宣明白，只要将郢州的大军困在城内不出，他的战役目标就已经达成。于是，他继续大张旗鼓，在江边大肆建造战船，做出要渡江攻打郢州城的姿态。

实际上，权景宣率领主力部队退后休整，将所谓的“半仙”陆法和彻底迷惑。陆法和无奈之下，只能困守城内，还大玩神棍手段。他命人在州城城门涂上白土，自己穿上丧服，坐在苇席上，暗示国家即将有大丧。

主帅如此表现，郢州城内的梁军士气更加低落。最终，这条距离江陵最近的重要通道被西魏军切断。

江陵城内此刻已是人心惶惶。萧绎在津阳门外检阅军队，试图提振士气，不料突遭暴风雨袭击，检阅尚未完成便草草收场。

为了鼓舞士气，萧绎亲自骑马前往城外视察城栅，并命令士兵进一步加固防御工事。返回城内后，他任命大将胡僧祐和尚书右仆射张绾负责江陵城东的防务，尚书左仆射王褒和四厢领直元景亮则负责城西的防务。其他王公被分配到各个城门守卫，太子则率领宫中人员巡视城楼，协助守城军士搬运木石。

西魏将领杨忠和宇文护在占领江津戍后的第四天夜晚，率领主力大军抵达江陵城北40里的黄华戍。次日，西魏军迅速推进，逼近江陵城栅。

梁军设置的城栅不仅有类似鹿角和拒马的障碍物，而且更为坚固。这些城栅由大木砍削而成，高度超过一人，根据地形灵活布置，既能阻挡骑兵冲锋，也能有效防御步兵对城墙的直接攻击。

梁军手持长矛在城栅内严阵以待，而魏军则下马步战，纷纷攀爬城栅试图突破。然而，在梁军长矛的猛烈攻击下，魏军伤亡惨重。

在西魏军队中，勇猛的将领王杰曾是宇文泰的亲信武士，擅长骑射。他一箭射死了栅栏内最擅长使用长矛的梁军士兵，随后指挥自己的部队猛烈冲锋，最终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得大量西魏军得以冲入栅栏内部。

梁军见状迅速反应，试图将西魏军重新逼回栅栏外。梁雟州刺史裴畿、新兴太守裴机（裴畿的弟弟）、武昌太守朱买臣以及衡阳太守谢答仁率部从江陵南面的枇杷门出击，凭借一股锐气，让西魏军措手不及。

在之前的征蜀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西魏将军杨绍不幸被梁军射中大腿，而西魏军中的仪同将军胡文伐也在与梁将裴机的交锋中被当场斩杀。

这场战斗暂时遏制了西魏军的攻势，但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西魏军的一部分在城栅内稳住了阵脚，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于谨命令大军沿着城栅纵火，烧毁了大量城边民居和城楼，随后又在城外筑起了土墙，以防梁军突围。

对于梁军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其不利的局面。西魏军的后续部队不断赶来，而梁军已被包围，难以冲出重围。

萧绎心中最期盼的大救星王僧辩却迟迟没有动静。他再次给王僧辩写信，信中写道：“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

那么，王僧辩究竟在做什么呢？时任扬州东都督（陈霸先为西都督）的王僧辩早已接到萧绎的命令，但他却一直不慌不忙地部署军队。

负责传达命令的主书李膺不断催促王僧辩尽快出兵，但王僧辩却回答道：“西魏军骁勇善战，直接与他们对抗显然不太明智。我现在不急于出兵，是在等待最佳时机。一旦魏军和萧察的部队全部抵达江陵，我将直接渡过汉水攻取襄阳，切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让他们困死在江陵城下。这不正是孙膑击败庞涓的老办法吗？”

李膺听到这句话后，不由得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他清楚地意识到，王僧辩已经决定不再救援萧绎。多年来的君臣猜忌，在这关键时刻终于爆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初萧绎几乎要将王僧辩处以极刑时，哪里会想到会有今天的局面。

江陵附近的信州（今湖北夷陵）刺史徐世谱与晋安王萧方智的联军已经抵达江陵南岸的马头戍，但北岸的江津戍已经被西魏的杨忠和宇文护牢牢控制，梁军的援兵不敢渡江，只能在马头戍扎营，遥相呼应。

城中的守军得知这一消息后，派出王褒、胡僧佑、朱买臣、谢答仁等人试图突破敌军的封锁，内外夹击，打破西魏的包围，但都被阻挡，不得不退回城内。

此时，萧绎所召的另一位大将王琳已经抵达湘州长沙。然而，王琳与王僧辩在态度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并没有立即率军渡江救援，而是选择在长沙驻扎，只是派遣长史裴政先行前往江陵报信。不幸的是，裴政刚一过江，就被西魏的军队捕获。

协同西魏作战的萧察得知捉住了王琳的使者后，便召见裴政，威胁道：“我是梁武帝的亲孙子、昭明太子萧统的亲儿子，难道不能做你们的皇帝吗？如果你听从我的安排，便让你全家享受荣华富贵；若不听从，我就杀了你。”

裴政明白萧察的用心，表面答应了下来。萧察便将裴政锁在江陵城下，让他向城上喊话，内容是王僧辩听说江陵被围困后，已在建康自立为帝，王琳的兵力薄弱，不敢前来救援，城内应该早日投降。

然而，裴政竭尽全力高呼：“援兵已大举到达，城内的人们一定要坚持住，我被西魏俘虏，只能以死报国了。”

萧察闻言大怒，下令处死裴政。但萧察的参军蔡大业劝阻道：“裴政是梁初名将裴邃的孙子，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果杀了他，恐怕会激起江陵人民的反抗情绪。”

萧察这才愤恨地放过了裴政。

西魏军主帅于谨身经百战，深知拖延时间对己方不利。随着梁国援军不断增加，继续围困已无益处，因此他果断下令全力攻城。

西魏军在数十年间与东魏、北齐交战多次，积累了丰富的攻城和野战经验，对付梁军自然游刃有余。面对坚固的城墙，骑兵无法发挥优势，于谨便命令步兵发起进攻，对江陵展开全面攻击。

西魏军攻势如潮，梁军难以抵挡。为了守住城池，梁军动员了全城百姓，用木板加固城墙进行防御。萧绎也亲临枇杷门督战，激励士气。

老将胡僧祐带头冲锋，时不时还带兵开城反冲击。但相比王僧辩和王琳，无论是长远的战略眼光还是战役指挥艺术，胡僧祐都远逊一筹。在城防危急的时刻，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依然舍命冲在第一线，除了鼓舞士气，实在没有其他作用。

没过多久，在激烈的战斗中，胡僧祐被流矢射中，当场阵亡。

梁军失去了唯一的灵魂人物，士气大坏，外城的抵抗顿时松懈下来。西城守城士兵丧失了抵抗下去的信心，大开西门迎接西魏军入城，江陵城最终失守。

在大战的考验下，最能体现核心人物的能力与勇气。尽管西门已被攻破，但梁军的整体实力并未受到太大损失，城防工事依然坚固。如果能够迅速收复西门，并集中兵力消灭已进城的西魏军队，局势仍有逆转的希望。然而，萧绎已被吓得魂不附体，在东北南三面仍在激战的情况下，他下令各路军队撤退至金城（即江陵内城）。

当夜，城南也被西魏军占领。仍在坚守的城北守军得知萧绎已退入金城，士气顿时崩溃，纷纷溃散。西魏军随即包围了金城。

为了缓解魏军的攻势，萧绎派遣两位宗室成员萧大封和萧大圆前往于谨的营地求和，并作为人质以示诚意。然而，于谨并未理会，将二人扣押在营中，继续指挥部队攻城。

萧绎撤入金城后，立即任命侍中王顗为都督，全权负责城防事务。王顗是名将王僧辩之子，出身将门，对军事颇有见解。

在江陵被围困之初，有人提议让王顗负责城防事务，但因萧绎对王僧辩的猜忌与防范，王顗仅被任命为殿中卫士。

直到形势变得危急，王顗才被重新启用。这场景与几年前萧察攻打江陵时，萧绎从狱中起用王僧辩的情景如出一辙。然而，时过境迁，萧绎的好运似乎已经耗尽，即使起用王顗，也难以扭转局势。

梁朝将领裴畿、裴机以及历阳侯萧峻见大势已去，纷纷出城投降于谨。于谨因裴机曾杀害他的大将胡文伐，一怒之下将裴畿、裴机兄弟二人全部处死。大将的投降进一步加深了梁军的绝望情绪。

萧绎感受到末日的临近，心中充满了悲伤。他下令将江陵的书籍集中在东合竹殿，然后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这些书籍共计14万卷，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古籍和孤本，它们承载着魏晋至南朝几百年来的文化精华，如今却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堪称一场不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

萧绎还取出自己的佩剑，用力砍斫庭柱，直至将剑折断。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萧绎回答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在焚毁书籍之后，萧绎决定投降，并命令御史中丞王孝祀撰写降书。然而，谢答仁和朱买臣劝说萧绎，认为城中的兵力仍有相当的实力，建议趁着夜色突围出城，渡江寻找徐世谱和任约的部队，这样或许还有取胜的机会。

谢答仁曾是侯景的旧将，跟随侯景经历了多次战役，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他的建议在当时看来确实较为合理，至少比困守孤城要好得多。然而，萧绎已经心灰意冷，失去了继续抵抗的意志。他对谢答仁说：“我一向不会骑马，如何能够突围出城？”

谢答仁回答道：“我可以扶着你一起逃。”

萧绎又与王褒商议此事，王褒却认为，谢答仁是侯景的余孽，不可信任，万一他在混乱中将萧绎绑去献给西魏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萧绎最终拒绝了谢答仁的建议。

谢答仁又建议征召金城的百姓充军，这样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萧绎同意了，但王褒等人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的垂死挣扎毫无意义。最终，萧绎决定派人出城投降。

谢答仁再次请求入宫劝谏，但萧绎拒绝见他。谢答仁气愤至极，甚至呕血离去。

至此，梁军的抵抗彻底停止。从西魏军发起总攻到此刻，还不到一天的时间。曾经是长江中游最强大的藩镇，抵抗侯景之乱的中流砥柱，繁荣了数十年的荆州，即将迎来新的统治者。

在西魏恭帝元年（即公元554年11月甲寅），梁元帝萧绎派遣大臣王褒携太子萧元良前往西魏军营投降。

王褒出身于世代显赫的琅琊王氏家族，是梁朝的重要大臣之一。然而，在这次投降中，他却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气节，亲笔写下：“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以此表明自己对西魏将领于谨的屈服态度，展现出一副令人鄙视的奴才模样。

稍后，萧绎命令撤去皇帝的仪仗，独自骑着白马，打开金城门出降。当他走到城门下时，这位文人般的皇帝拔剑击打城门，感叹道：“萧世诚竟落到这般田地！”（“世诚”是他的字）。

西魏军队目睹敌国皇帝投降这罕见的一幕，无不欢声雷动。几名激动不已的西魏士兵越过护城河，牵着白马将萧绎带到大营。

当他们行至白马寺时，西魏士兵夺走了萧绎的白马，给他换上了一匹劣马，并由一名健壮的鲜卑士兵押送他去见于谨。萧绎这位落魄的皇帝顺从地跪下。这一跪，标志着统治南中国长达52年的梁朝实际上已经灭亡。

梁元帝被俘后，西魏军队如潮水般涌入江陵城。于谨下令全军在城中肆意抢掠，萧绎苦心经营多年的财富，最终悉数落入西魏军之手。

作为国祚象征的器物如浑天仪、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等法物，被于谨收缴后上交西魏国库。

江陵城内的民众在战乱中遭受了极大的苦难。许多朝廷官员被俘虏并沦为奴隶，而普通百姓被掳走的数量更是难以计数。据史料记载，大约有10多万人被强行带到关中地区，成为了西魏权贵们的奴隶。

这些被掳走的民众命运十分悲惨。其中身体健壮的人被驱赶到关中，而老弱病残则遭到杀害，仅有少数几家得以幸免。

大多数人以奴隶的身份悲惨地度过了余生，只有极少数人因年老而在十多年后被北周官方释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破亡，民众自然难逃厄运。西魏在对外征战中的屠杀和掳掠行为确实是一段极为黑暗的历史，必须正视这一事实。

但在西魏军队中，也有一些卓尔不群的人物，并未参与洗劫的暴行。

比如于谨的儿子于翼，他也随军出征，却对江陵的金银财宝视若无睹，只挑选了一些有名望的士人加以礼遇。

另一位备受赞誉的人物是尚书“六俊”之一的唐瑾，当时担任于谨的长史。他同样没有取走任何财物，而是将梁元帝未烧尽的书籍装满了两车，并且对梁朝的官员高看一眼，凡是有才能的，都建议于谨予以重用，而不是沦为奴隶。

关中的名门望族裴宽之子裴尼，也没有贪图任何财物，只带走了一把梁元帝用过的素琴。

在掳掠过程中，西魏军还意外发现江陵的监狱中关押着数千名囚犯。

原来，在于谨下令总攻江陵时，有朝臣建议萧绎释放这些囚犯以增强守城力量，在危机时刻，不失为明智之举，但生性偏狭残忍的萧绎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还下令将囚犯全部处死。

然而，由于战斗过于激烈，直到城破时，这一命令也未能完全执行。西魏军对此无不感到震惊与叹息。

雍州刺史萧察派遣一队骑兵将萧绎押送到营中，多年的相互攻伐终于有了结局。萧察对此感到十分得意，当面质问并侮辱萧绎，丝毫没有亲情可言。

萧绎无法忍受这种羞辱，便私下对长孙俭说，他在宫中埋藏了数千斤黄金，愿意赠予长孙俭。长孙俭信以为真，带着萧绎返回皇宫准备挖掘黄金。然而，就在即将动手时，萧绎却突然说：“我是骗你的，哪有天子埋金的道理？我只是因为无法忍受萧察的侮辱，才用这个谎言骗你带我到这里来。”

江陵大战爆发之初，北齐曾派遣清河王高岳、河东王潘相乐和平原王段韶率领军队前来救援。然而，在江陵战役期间，这支北齐军队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其具体的驻扎位置也无从得知。从实际情况来看，北齐军的真实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救援梁朝。

结合此前北齐在河南和江北地区对梁朝的多次侵扰，可以推测其主要意图在于坐观双方争斗，从中获取利益。因此，直到江陵城被攻破，北齐所谓的援军依然没有任何行动。

马头戍的徐世谱、任约两军为声援而行动，但最终撤回了湘州巴陵郡与王琳会合。而远在建康、声称要直取襄汉的王僧辩却始终按兵不动。

于谨要求萧绎写信招降王僧辩，但萧绎拒绝了，他说：“我现在连自己都做不了主，更不用说控制王僧辩了。” 无奈之下，于谨下令处死了萧绎及其太子萧元良、始安王萧方略、桂阳王萧大成。

目睹西魏军队在江陵的暴行，萧察军中有人感到极为愤慨，有人向萧察建议说：“江陵毕竟是我们梁朝的土地，被西魏人如此蹂躏，有志之士应当报仇雪恨。如今于谨的大军首脑都在江陵，不如假意设宴款待于谨，趁机刺杀他们，然后消灭西魏军。这样不仅能报仇，还能赢得民心，甚至收服王僧辩、登基称帝也不是不可能。” 然而，萧察却无动于衷地回答：“西魏人对我很好，我不能这样做。”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深思熟虑的老将，于谨虽然不清楚萧察的真实意图，但对他的防范却十分严密。在江陵战役的整个过程中，于谨始终严禁萧察返回襄阳。

当西魏大军凯旋之际，于谨受西魏皇帝之命，册封萧察为新的梁朝皇帝，定都江陵。随后，于谨顺势夺取了萧察的老巢襄阳。

原本梦想着占据荆、雍二州的萧察，此时只能哀叹不已。一个被彻底洗劫一空的江陵城，怎能与他多年经营的襄阳相提并论。

于谨再次命令大将王悦率军驻扎在江陵西城，表面上是为了协助萧察防御王琳、王僧辩等人的进攻，但实际上是为了监控萧察的一举一动。

事已至此，萧察束手无策，只得屈服。他被迫成为了一个唯命是从的傀儡皇帝。平定江陵，对西魏而言，是一次辉煌的胜利。

自北魏永熙三年（534年）西魏建国以来，一直被东魏和北齐压制，困守在地广人稀的关中和陇右地区。无论是人口、经济规模还是战略空间，西魏都显得极为有限，甚至多次面临灭国的危机。

然而，经过宇文泰集团的精心经营，西魏逐渐壮大，接连攻克汉中、蜀中、襄汉和江陵，人口迅速增加至900多万。

从当时的三国形势来看，北齐的人口约为2000万，而失去了荆州和益州的南朝，人口减少至约300万。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西魏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北齐抗衡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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