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怀念张士诚，实为隐形的反抗
撰文|黄大拿
“成王败寇”，自古为然，近代又有名言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诚然，权力角斗场上的失败者，向来是一副滑稽可笑的面目。
但假若向历史的细微处稍作探寻，则发现“败寇”们也常常会有一点可爱的地方。
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朱元璋削平群雄，荣登帝位后，一次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苏州老妇。他有意提起张士诚，没想到老妇居然称念不已，这让朱皇帝大为羞愤，悻悻地对臣下说：真不知道张士诚对吴人究竟有何功德！
朱元璋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前张士诚统治的吴地已纳入大明版图，吴地百姓现在就是俺老朱的子民，老朱的子民为什么要去怀念一个败寇张士诚？
一
盐贩子张士诚称王，竟是为更便于和元朝做生意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贩盐起家的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叛乱；第二年，张士诚称王，定国名为大周，宣布独立；两年后，即1356年，张士诚渡过长江占据江南，定苏州为首都。
从经济的角度，张士诚的独立对蒙元王朝有着致命的影响。
根基在北方的元王朝对南方的大米等物资高度依赖，而物资的北运只有两条路径，要么河运要么海运。反元的红巾军占据了淮河流域，意味着大运河的河运功能完全停止。
为了摆脱饥荒状态，元王朝和张士诚做起了交易。据说元王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龙锦袍都赐给了张士诚，与其达成了张氏政权向北方提供江南粮食的协议。
显然，张士诚称王不是为了统一天下。称王之后，和元王朝的地位对等，谈起生意来可以提升议价能力，这符合盐贩子的思维。
日本学者在《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对此有过分析。日本学者认为，消灭元朝不可能是张士诚的政治目标，“因为对于控制了富庶江南与海运路线的政权而言，元朝是他们最大的顾客，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点的顾客”。
不能不说，日本人的分析相当精准。
这个对手就是朱元璋。
元末天下大乱，但最后除了元王朝，牌桌上实际只剩下了三个大玩家：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
其中，朱元璋对“渔家子”陈友谅最为忌惮。这不仅由于陈友谅实力雄厚，更关键的原因在于陈友谅是一个以命相搏的主儿。
陈友谅为什么非要和朱元璋刺刀见红？无他，陈友谅对朱元璋的了解非常透彻。陈友谅知道，羽毛渐丰的朱元璋有“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雄心，他和朱元璋就是零和游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无双赢之可能，特定时期偶尔的双赢也是一种假象。
与陈友谅相比，张士诚不知是缺乏狠劲，还是小商人的思维根深蒂固，面对朱元璋的步步进逼，却总是贪恋一时之苟安。
二
本可改写历史，商人思维却错失江山
张士诚占据的是江浙一带，自南宋后就是富庶之区。这里的纸醉金迷似乎消磨了他的全部斗志，他更像一个发了小财的富家翁，满足于关起门来享福，除非别人硬要破门而入，要来攫夺他的财富，否则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当朱元璋势力和雄心双双膨胀，触角渐渐向张士诚的“禁脔”伸过来的时候，他居然奢望，能够靠纳币输诚去换得和平，这完全是土财主而非乱世豪强的思维方式。
看来，张士诚对天下大势全不了然。他以为群雄割据的局面能够长久维系，而只要这种局面能够长久维系，他就还能守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地盘继续做富家翁。殊不知分久必合乃古之常理，而在这种常理中，你不去主动消灭别人，就只有等到别人来消灭你。
陈友谅大举进攻朱元璋，事先和张士诚有联盟共举，夹攻朱元璋的协定，可是，直至陈友谅身死国灭，张士诚都未能出苏州城一步。
假设一下，如果朱元璋和陈友谅于鄱阳湖上生死血战，在双雄都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张士诚的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了苏州城，那绝对是一个足以改写历史的行动。这里有一个高度相似的例证：民国时期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爆发中原大战，双方战事胶着，决定历史走向的却是一直冷眼旁观的第三方，即张学良的东北军。
本来站在张士诚的角度，面对两雄相争，自己在初期徘徊观望并非全无道理。但在双方经过旷日持久的鏊战，均已消耗巨大实力，尤其是在一方已占先机的情况下，你这第三方还不出击，还不对风雨飘摇的另一方施以援手，那就注定只会有一个结果：胜者经过消化，积聚了更强大的力量，再来为你送终。
和陈友谅一样，张士诚的用人也很不得法。在事业刚刚有了一定基础的时候，他就委政于其弟张士信，而这个弟弟又很不争气，进用的要么是不知大计的迂阔书生，要么是贪渎之辈，史称“士诚亡国，亡于其弟士信，又亡于聚敛臣。”
委政于他人后，张士诚自己则深居宫中享乐去了。
在这种局面下，张氏的将帅也上行下效，以富贵行乐为要务，一到打仗的时候，就推说有病，非厚赐官爵田宅不出兵。出兵是准备打仗的，而这些将官老爷，还把婢妾乐器都带到了前线，战斗力如何还用得着问吗？
在群雄逐鹿的关键时刻，张士诚“深居于内，败一军不知，失一地不闻，纵知亦不问”，就这样“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朱元璋曾经分析过张士诚亡国的原因，感慨地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张士诚的小名）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此话颇有道理。
三
吴人怀念张士诚，实为隐形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用争天下的能力这个标杆来衡量，朱元璋无疑大大强于陈友谅和张士诚。
然而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评价优劣的是普通百姓，他们不懂套用高深的理论，只是完全以形而下的切身感受为依据，他们对元末的三个大玩家又会有何观感？
陈友谅凶暴，姑且不论，这里只说张士诚。
一个苏州老妇怀念张士诚，虽然让明太祖又惊又怒，但从史料上分析，这并非一时个案。
清人所著的《吴郡岁华纪丽》中，提到吴人于七月三十日“点地灯”的一种风俗，说这一天系张士诚的生日，“点地灯”实际上就是祭吊他的。
那么吴人为什么会怀念张士诚？
从史籍上看，张士诚在其辖区实行的是比较宽厚的政策。
首先从这一政策里得到实惠的是文人。张士诚虽然是盐贩子出身，却不知是真爱文人还是附庸风雅，对文人相当优容，投奔他的绝不会空手而归。即使是拒绝与他合作的，如元末文豪杨维祯，不但不理其征召，还写信斥责他，张士诚也置之不问。
在元末乱世中，在文人眼里，张士诚占据的江浙地带简直就是可以让他们末路狂欢的一处世外桃源。
除了江南文士，其次得到实惠的当然是百姓。乱世之中人们要求极低，对张士诚治下的百姓来说，只要张士诚能够保境安民，赋税稍轻一点，简直就是太平盛世。
而张士诚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朱元璋的大军猛攻苏州，民风向来被指为柔弱的苏州人，居然抵挡了近一年之久，当时，“城中木石俱尽，至拆祠庙、民居为石包具”，向攻城者投掷，其中未必不能透露一点信息。
吴人怀念张士诚，还是对明太祖高压政策的一种隐性的反抗。
苏州城破，朱元璋为了彻底动摇张士诚政权的统治根基，将大批富民强制性地迁移到外地，又对江浙地区实行一种歧视性的经济和文化政策，绮丽的苏州不可思议地走向了衰败。
虽然历史学家们声称明太祖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富人和豪强，但显而易见，一个民生凋敝的城市，对任何一个阶层而言都不可能是一块乐土。
洪武赶散图·局部
吴中百姓在盘剥之下，纷纷逃离故园，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他的诗文中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记载，有一首题为《江上见逃民家》的五绝是这么写的：
清时无虐政，何事竟抛家？
邻叟收饥犬，途人折好花。
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
四海今安在，归来早种麻。
“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这还是自南宋以后就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江南吗？诗人首句“何事竟抛家”仿佛有些明知故问，而“清时无虐政”更是辛辣的讽刺！
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吴人偶尔怀念一下那个窝囊的“败寇”张士诚，难道不是一种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苏州归到了他的治下，今人会很轻松地说“推动了历史前进”云云，但置身于历史现场的苏州百姓持何观感？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对像那个老妇这样的普通百姓的感受，也许不应再完全忽略了。
吴人怀念“败寇”张士诚，还不能不让我们慨叹一句：中国老百姓的愿望真的是太容易满足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