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大唐盛世的缔造者，带领帝国走向巅峰，开元年间的辉煌无不归功于他的雄才大略。可是谁能想到，这位曾经手握天下、威震四方的帝王，却在晚年时被迫退位，成为了名存实亡的太上皇。曾经风光无限的李隆基，如今身边亲信被排挤，连最后的心腹高力士、陈玄礼都被遣散，他孤独地在冷宫中度过余生。更令人唏嘘的是，折磨他的，不是外敌，不是反叛者，而是他的儿媳——张皇后。曾经的帝王，为何沦落至此？

开元盛世的兴起

唐朝的开元盛世是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唐朝的人口增长迅速，从几千万增至8000万，城市与乡村均展现出空前的活力与繁荣。长安与洛阳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商贾与游客。

这里的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从丝绸到陶瓷，从茶叶到香料，应有尽有。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物资交换场所。洛阳市场同样繁荣，各地特产在此汇聚，为城市的居民与远道而来的客人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这一时期，唐朝的手工业特别发达。在长安和洛阳，精美的丝绸和精致的瓷器是最受欢迎的商品。工匠们的技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们制作的丝绸闻名于世，色彩艳丽，图案精美，远销至中亚和欧洲。而唐瓷则以其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特点，被誉为“白玉为盂”。

文化方面，开元盛世是唐诗达到顶峰的时期。诗人李白的作品以其豪放不羁的风格深受人们喜爱，他那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至今仍被人们传颂。杜甫的诗作则以其深沉的思想和对时代痛点的针砭见称，如《春望》中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反映了他对战乱中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

在音乐与舞蹈方面，唐朝同样取得了非凡成就。宫廷里，乐工们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曲调，舞者们则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霓裳羽衣曲》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它以华丽的服饰、优雅的舞姿和悠扬的乐声融为一体，展现了唐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外交关系的拓展

在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下，唐朝的外交政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唐六典》的记载，开元年间，超过70个国家到唐朝来朝贡。这些国家遍及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地区。

在长安，朝贡的外国使节常常成为这座帝国首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身着各自国家的传统服饰，带来了珍稀的礼物，如象牙、宝石、香料和独特的手工艺品，这些都是他们国家的象征和骄傲。

朝贡仪式通常在皇宫的泰宁殿举行，这是一种极其庄严和壮观的场面。外国使节们在广场上排成长队，按照礼仪一一进献他们的贡品。唐玄宗会亲自接见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赐予他们丝绸和茶叶等礼物，以示唐朝的富饶与慷慨。

通过丝绸之路，唐朝与这些朝贡国之间的联系更是紧密。商队不断地在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上往来，带去唐朝的丝绸、瓷器、茶叶和书籍，换回金银、宝石、香料和其他地区的特产。

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城市，如敦煌、喀什和撒马尔罕，成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在这些城市中，可以看到各种语言的碑文、各式各样的宗教活动，以及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和谐共处。唐朝的佛教经典和艺术在这些地区被广泛传播，同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唐朝也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内忧外患的萌芽

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宗逐渐失去了早期的谨慎和明智，朝政中的问题开始积累，最终在晚年全面暴露。唐朝的政治局势在表面繁荣的掩盖下，其实已经开始动摇，官场内外的各种问题逐渐显现。

首先，朝廷内部的斗争愈发激烈。随着唐玄宗年事渐高，他对朝政的掌控逐渐松懈，政务更多地交给了重臣和亲信。杨国忠等人逐渐把持朝政，他们与其他贵族、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日趋白热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杨国忠等人不断排挤政敌，甚至不惜动用贿赂、拉拢等手段。这种派系之争使得朝廷内部的决策失去了一致性，官员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效率低下，导致政治腐败问题愈发严重。

大量的官员热衷于在朝中拉帮结派，忽视了治理国家的根本任务。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官员们纷纷利用职权搜刮民脂民膏，使得地方上的官民矛盾加剧。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结构逐渐失衡，地方上的贪腐现象也越发猖獗，百姓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随着唐朝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上层贵族和官僚生活日渐奢华，但广大百姓却逐渐陷入困境。由于政府的失策，农民负担加重，大量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许多农民因无法承受沉重的税赋和徭役而背井离乡，形成了大量流民。这些流民四处游荡，生活无着，使得社会动荡不安。

与此同时，唐朝的边疆地区也不太平。尽管唐玄宗早期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稳定了边疆，但晚年时，他疏于对边疆事务的管理。驻守边疆的节度使逐渐变得权势滔天，他们掌控大量军队，实际上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尤其是安禄山，他作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广泛的影响力。玄宗晚年对安禄山过于信任，甚至对其过度依赖，未能及时察觉其图谋不轨的动向。

安史之乱与帝国的分裂

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唐朝的命运。这场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给唐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标志着帝国从开元盛世的巅峰迅速滑向衰败的深渊。安禄山利用其掌握的军权和地方势力，以范阳为起点，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迅速集结起十万大军，直逼唐朝的首都长安。

叛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城略地，迅速占领了洛阳，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向长安进军。唐朝的朝廷震动，仓促应战，但由于长期的腐败和内部斗争，朝廷的军队早已失去了战斗力。面对安禄山的快速推进，唐玄宗和朝臣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他们的防御策略完全失败了。叛军的铁蹄踏过了关中平原，唐玄宗不得不下令撤离长安。

随着叛军的逼近，长安城内陷入了一片混乱。民众四处逃难，士兵们也失去了士气，军队纪律崩溃。唐玄宗决定带着杨贵妃、太子李亨和一部分随从离开长安，前往西南避难。于是，他们仓促上路，试图逃离这场灾难。然而，逃亡的路途并不顺利，在马嵬坡，这个小小的驿站，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禁军将士们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不满已经积累已久，尤其是对杨贵妃和她的家族的干政和奢靡生活深感愤怒。在长安失守、国土沦陷、百姓流离失所的背景下，士兵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在马嵬坡，禁军将领陈玄礼等人带头，要求处死杨贵妃以平息士气动荡。这一要求最终得到了唐玄宗的勉强同意，杨贵妃在马嵬坡被迫缢死，成为这场历史动荡中的牺牲品。

杨贵妃的死让唐玄宗失去了他最亲近的人，而整个帝国的命运也如同这场悲剧一般，开始迅速滑向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太子李亨已经在灵武组织起了一支新的军队，他深知国家危在旦夕，必须尽快采取行动。756年，李亨在灵武登基，改年号为“至德”，并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这意味着唐朝统治中心的转移。

张皇后的专权与李辅国的阴谋

张皇后仗着李亨（即唐肃宗）的宠爱，逐渐开始插手朝政，试图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扩展权力。早期，张皇后虽然没有直接掌握实权，但凭借李亨对她的信任，逐步插手一些政治事务。在她看来，打击太上皇李隆基无疑是一个增加自身影响力的机会。李隆基虽然已成为太上皇，但他在朝中依然有旧部和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曾伴随他共度开元盛世的人。

张皇后着手建立自己的支持网络，尤其是拉拢那些对现状不满的大臣和宦官。其中，宦官李辅国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决定帮助张皇后实现她的目的，并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

李辅国采取了许多针对太上皇李隆基的手段，意图削弱他在朝廷的影响力。比如，李隆基在杨玉环去世后一直心怀愧疚，想为她安排一场体面的厚葬。李辅国以种种理由进行阻挠，反对为杨玉环举行厚葬。李辅国提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有时是声称国家正处于困境，不适合铺张浪费；有时则以国家礼法为由，表示不应为非皇后身份的女人举行过于隆重的葬礼。

李辅国还对李隆基身边的亲信旧臣进行了逐步的清洗。首先，高力士作为李隆基的贴身宦官，陪伴他多年，一直是他最为信任的人之一。李辅国认为，只要高力士在李隆基身边，太上皇在朝中的影响力就难以削弱。因此，他找借口将高力士调离李隆基的身边，让他远离权力中心。

接着，李辅国也设法把其他亲近李隆基的大臣，如陈玄礼、玉真公主等一一赶走。陈玄礼曾是玄宗的重要军事将领，在李隆基的晚年依然对他忠心耿耿，玉真公主则是李隆基的妹妹，对他有着极深的情感依赖。李辅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这些人逐出李隆基的生活圈，使李隆基逐渐失去了他最后的依靠，变得孤立无援。

李隆基的处境愈发艰难。他虽然仍然享有“太上皇”的尊号，但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孤家寡人。张皇后与李辅国联手，通过打击太上皇及其旧臣，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到了宝应元年，李隆基在孤寂中驾崩。他曾经是那个开创开元盛世的英明君主，但最终却在内外交困中凄凉谢幕。同年，李亨也因为旧疾缠身，病情加重，随即去世。

参考资料：[1]潘镛.论唐玄宗李隆基[J].云南社会科学,1993(2):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