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拉邦以生育率低和人口老龄化为由，正在考虑出台新的激励措施。该邦还在地方机构选举中取消了“二孩政策”，有传闻称邻近的特伦甘纳邦也将紧随其后，隔壁的泰米尔纳德邦也发出了相同的呼声。此前，“二孩政策”规定，生育超过两个子女的人无法进入政府工作，也不能获得政府福利或补贴。
其实，印度的生育率已大幅下降。从1950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5.7个孩子降至目前的2个。
在印度的29个邦和地区中，有17个邦和地区的生育率已经低于要求每名妇女生育2个孩子的更替水平，无法保持人口的稳定。（生育更替水平：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的数量，一旦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地区的出生数和死亡数将逐渐趋于均衡。）
印度南部的五个邦在人口转型方面遥遥领先，率先实现了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其中，喀拉拉邦早在1988年就达到了这一里程碑，泰米尔纳德邦则于1993年达到。如今，南部五邦的总生育率低于1.6，与许多欧洲国家相当甚至更低。
由于生育率过低，这些邦担心，印度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各邦之间不同的人口比例，将严重影响选举代表权以及各邦对议会席位和联邦收入的分配。
国际人口科学研究所人口学教授斯里尼瓦斯·戈利在采访中表示：“尽管印度这些出生率低的邦的经济表现较好，对联邦收入的贡献也很大，但它们担心会因为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而受到负面影响。”
印度正准备在2026年进行首次选举席位划界，这项工作将重新按照人口划分选区，很可能会减少经济繁荣的南部各邦的议会席位。许多南部的人担心这会加深他们的财政困难，并限制决策自由。
人口学家认为，比起政治代表权的改变，印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快速老龄化。法国和瑞典等国分别用了120年和80年的时间才使老龄人口比例从7%提高至14%，而印度预计只需28年就能达到这一里程碑。
这种老龄化的加速与印度在生育率下降方面取得的独特成功息息相关。一般来说，生活水平、教育和城市化的改善自然会降低生育率，但在印度，尽管社会经济进步不大，但生育率却迅速下降，这要归功于积极的家庭福利计划。这些计划通过设定目标、提供激励和采取抑制措施，促进了小家庭的发展。
但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安得拉邦为例，该邦的生育率为1.5，与瑞典相当，但人均收入却比瑞典低28倍。在债务不断增加、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样的邦很难为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提供更高的养老金或社会保障，从而陷入两难的境地。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最新发布的《印度老龄化报告》，40%以上的印度老年人（60岁以上）属于最贫穷的人口，即财富分配最底层的20%人口。换句话说，“印度是未富先老”。
伦敦经济学院人口学家蒂姆·戴森表示，持续的低生育率水平将导致人口迅速下降。他说：“进入生育年龄和工作年龄的人口将越来越少，这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但这是一个不可控的进程，极难逆转。”
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今年6月，时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该国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并计划成立专门政府部门应对；2019年，希腊的生育率骤降至1.3，仅为1950年的一半，这引发了希腊总理关于“生存”人口威胁的警告。
但人口学家表示，敦促人们多生孩子是徒劳的。戴森说：“考虑到社会的转变，包括性别差异的显著缩小，女性的生活与男性越来越相似，这种趋势不太可能逆转。”
对于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等正努力应对劳动力减少的印度邦来说，关键问题是：谁来填补这一缺口？发达国家由于无法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正把重点放在健康和积极的老龄化上——将工作寿命延长五到七年，提高老年人口的生产力。
人口学家说，印度也需要切实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必须优先考虑通过更好的健康检查和更强的社会保障来增加健康年限，以确保老年人口的积极性和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