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场是一个很大的上层建筑，但是，因为官场中的官吏素质高低不一，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场中的贪腐现象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困扰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说到“反贪斗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它打击腐败的力度和严厉的处罚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严刑峻法并没有彻底根治明朝初期的腐败现象。要怎样才能除去贪欲？而就在这个时候，大清朝的皇帝，却是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除恶务尽，严刑苛责的明朝初期反腐。明朝初期，有一条法令，凡是有贪了60两以上银子的官吏，直接处死。即使是在明朝末年，六十两银子也不算什么，相当于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禄。到了后期，朱元璋又修订了一条法令，凡是有贪赃枉法之人，一经发现，一律斩之。此外，明朝皇帝还对贪官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明朝的时候，所有的酷刑都是对贪官的折磨，比如扒了他们的皮，比如用刀砍死他们的脑袋，只要是贪官，那就是大逆不道，被判了死刑。在当地政府机关的大殿里，还有一个专门的“土地祠”，当地腐败的官员被捕后，就把他们的皮子剥下来，挂在大殿里，以此来警示人们。据传，明朝初，皇族亲属朱亮祖及其其子朱暹因窝藏地痞流氓，有贪赃枉法之嫌疑，被朝廷以鞭刑处决。

在明朝初期，“空印案”和“郭桓案”并称两大案件，都是为了惩办贪污腐败而造成的，当时的官员尸体数以万计，鲜血染红方圆数千公里。单是空白印章一案，就造成了国内上千个县市主管印章的全部人员死亡，涉及的人员总数达数千人。郭桓案，死在他案子上的人超过三万，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有不少权贵都死在了这件事情上。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惊慌失措的官员，早上起来，都要和自己的老婆打声招呼，将田产分给他们，买好了棺木，这才去处理公事。最后，马皇后苦口婆心的劝说，朱元璋这才没有大开杀戒。

与其阻止，还不如引导？用“养廉银”收缴耗资。虽然颁布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反腐倡廉法，但是在明代，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贪官污吏越来越多，罪行丝毫没有减少，严刑拷打更是造成了人手严重不足。一年之后，六人因为贪赃枉法被判了死缓，另外三百五十八人因为品行不端，被判了死缓。所谓死刑，就是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由有罪的官员来调查，然后在调查完毕之后，将其处决，这就形成了一种“堂上戴枷堂下审”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朱元璋用重罚来限制官员，结果官员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到了明末，光是新上任的364个官员，就没有一个是干净的。自从朱元璋即位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朝的每一任皇帝，但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直至清代雍正朝，为肃贪、推行变法，对腐败问题采取了较为主动的措施。有了先贤们的教训，雍正帝深刻认识到，治理官员就像治理洪水，与其用严厉的手段威胁他们，还不如让他们畅通无阻，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其“肃”的方法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耗羡归公”的说法。和现代社会的高科技相比，古代的赋税，都是通过收集食物，将食物转化成货币，货币转化成官员的货币。因为接收的是真品，所以在运送的途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损耗”，而这种“损失”之间的差价，则为那些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比如，一些官员在征收税收的时候，就会使用一种名为“淋尖踢斛”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盛放食物的罐子狠狠的踹一脚，让里面的食物散落一地，然后将掉落下来的食物当成食物，以此来获得“好处”。

官员们在征收银子和税收的时候，会多收一笔，这就是所谓的“火耗”，也就是说，在锻造的时候，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损失，所以，平民们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收，来弥补官员们的消耗。所以，在他登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康熙皇推行“火耗归公”，把“赋税”作为官方收入，设立专门的核算部门，并派出税务官员，负责各地区年度的“火耗”。但清代“火耗”和“淋尖踢斛”现象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官府发放的薪俸过少有关。清朝延续明朝的传统，一品官员的俸银只有一百八十两，禄米也有一百八十两，七品的知县，年俸也只有四十五两。州县官吏既要供养幕僚，又要购买来往车辆，收入很难满足他们的生活开支。所以，另一个原因，就是“养廉银”，这是和“火耗归公”挂钩的。而这些钱财，则由政府负责发放，以示嘉奖。对官吏的优厚待遇，以及对腐败渠道的控制，使得清初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