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年真跟毛主席争过淡水鱼咸水鱼？”1996年北京某处四合院里，端着搪瓷缸的年轻记者手抖得溅出茶水。藤椅上的谷牧眯起眼，竹扇在膝盖敲出轻响： “主席说武昌鱼天下第一，我说烟台带鱼更鲜美——那年济南的炊事员硬是蒸了条五斤重的黄河鲤鱼端上来。”
这段对话发生时，距离那张改变中国命运的西欧考察报告已过去十八年。八旬老人记忆里的1952年济南火车站，蒸汽机车的白雾裹着红烧鲤鱼香气。毛主席听完淡水鱼优于海鱼的论断，突然放下筷子： “谷牧啊，你这条'海鱼'不也游到山东来了？”众人哄笑中，刚主政济南半年的市委书记后背沁出冷汗——他听懂了领袖的弦外之音。
不得不说的是，这种 “争而不罪”的民主氛围，在1954年青岛会议上达到顶峰。当时分管工业的谷牧，竟敢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质疑苏联援建项目选址。据会议记录员回忆，他指着地图说： “鞍钢的矿石要从海南运，不如把新钢厂建在长江口。”这话让在场苏联专家摔了笔记本，毛主席却鼓着掌让服务员续茶： “谷牧同志敢啃硬骨头，咱们就让他啃出个新牙印。”
特殊十年里的某个冬夜，西花厅廊下的积雪映着昏黄灯光。谷牧裹着军大衣疾走，怀里揣着港机设备图纸，迎面撞见同样夹着文件的余秋里。 “总理咳血了还在批唐山港方案。”独臂将军的叹息凝成白雾。两人在零下十五度的寒风中沉默抽烟，烟头明灭间，渤海湾的万吨泊位正在纸上逐渐成型。
1978年5月的那趟西欧考察，彻底重塑了这位老革命的认知。站在汉堡港龙门吊下，谷牧摸着德国工程师的工装呢料，突然扭头问翻译： “他们这身行头顶咱工人半年工资吧？”随行的袁宝华记得，在戴高乐机场厕所，谷牧盯着自动感应水龙头足足三分钟，回程航班上就画出特区 “三来一补”政策雏形。
深圳河畔的竹棚指挥部里，有张被汗渍浸透的珠江口潮汐表。谷牧每次来都带着香港买来的电子表，分给工地技术员： “洋人的玩意儿，戴着看潮水涨落准得很。”1982年台风 “艾达”过境后，他踩着齐膝淤泥查看蛇口码头，裤管里钻出两只招潮蟹，惹得在场港商憋红了脸不敢笑。
晚年住在景山后街的谷牧，书房挂着周总理手书的 “戒慎恐惧”。某次整理旧物时，翻出1968年总理批改的港口规划稿，页边空白处有行小楷： “谷牧同志，渤海湾缺个深水港，你看曹妃甸如何？”这张泛黄的纸片，后来成了唐山港建设的重要佐证。
2004年深秋，九旬老人执意要去天津港看新泊位。轮椅上的谷牧望着四十万吨级货轮缓缓入港，突然哼起《社会主义好》的调子。海风掀起他藏青色中山装衣角，露出内袋里珍藏的1952年济南站合影——照片边缘有处钢笔画的鲤鱼图案，据说是当年争论后毛主席亲手添上的标记。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谷牧床头仍摆着西欧考察时买的铁壳计算器。按键上的数字早已磨平，他却常说： “当年就是这玩意让我明白，咱们的算盘珠子再快，也打不过人家的集成电路。”这话或许能解释，为何在特区初创期，他顶着压力批准进口了三百台日本传真机——这些机器后来传出了中国第一份外资企业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