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血压还在降！”1976年9月8日深夜，北京中南海的医疗值班室里，护士小张攥着体温计的手不住颤抖。主治医师陈敏生看了眼监测仪的数据，转身对走廊里等候的警卫员摇头： “让华总理他们准备吧。”
时钟指向零点时分，整个医疗团队仍在进行最后的努力。四小时后，心电监护仪划出平直的线条。这个时刻，中国大地正在经历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将迎来二十世纪最沉痛的清晨。
在生命最后三个月里，毛泽东的病房始终放着一本《资治通鉴》。即便在唐山大地震后最虚弱的时刻，他仍坚持要听工作人员朗读国际新闻。7月30日那天，当秘书汇报唐山灾民安置进度时，毛泽东用颤抖的手指在床单上划出 “粮”字的轮廓。正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忧患意识，让他在临终前三天，仍强撑着签署了最后一份关于军队调防的文件。
消息传到华国锋案头时，这位国务院代总理正在审阅地震灾区的重建方案。钢笔尖在 “需调配军粮二十万吨”的字句上洇出墨渍，他忽然起身对秘书说： “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两小时后召开紧急会议。”此刻距离毛泽东逝世仅过去43分钟，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座钟指针指向凌晨五点零七分。
九月的晨雾尚未散尽，二十三位中央委员已全部到场。华国锋摘下眼镜擦拭的动作重复了三次，开口时声音却异常沉稳： “现在必须立即解决三个问题——主席治丧事宜、遗体保存方案、是否接受国际吊唁。”这三个议题像三块巨石砸进水面，会议室突然陷入诡异的寂静。有人注意到，华国锋的左手始终按在会议纪要本上，纸张已被压出五道深痕。
关于遗体保存的争论最为激烈。主张入土为安的老同志拍着桌子说： “主席生前最反对个人崇拜！”支持永久保存的委员则提醒： “这是全国人民的精神寄托。”华国锋突然提高声调： “现在不是讨论意识形态的时候！”他指着窗外长安街上隐约可见的晨练群众， “想想天安门广场可能聚集的百万群众，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个决定最终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日下午三点，301医院的病理科主任徐静被秘密接往中南海。面对 “必须确保遗体三十年不腐”的军令状，这位女专家脱口而出： “我需要两个月时间准备。”华国锋的答复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 “给你七十二小时。”后来的档案显示，徐静团队在三天内试验了117种防腐方案，其中23次失败记录里，有19次是因为操作人员过度紧张导致手部颤抖。
吊唁仪式的筹备同样惊心动魄。9月11日清晨，治丧委员会突然接到某国大使馆的紧急照会：该国元首专机已从首都机场起飞。外交部值班秘书举着电话记录冲进会场时，华国锋正在审阅人民大会堂的安保方案。他盯着文件沉吟片刻： “告诉外宾，我们接受悼念，但谢绝现场采访。”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避免了至少七起潜在的外交风波。
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9月13日深夜。当水晶棺准备移入临时灵堂时，警卫部队突然发现三处可疑热源。现场指挥的汪东兴当机立断启用备用路线，五辆一模一样的红旗轿车同时驶出中南海。事后查明，其中两辆车的轮胎上嵌着锋利的三角钉——这个细节直到2003年才解密。
追悼会当天，北京站钟楼的撞钟人老李记得特别清楚。本该九点整鸣响的钟声提前了十五分钟，因为聚集在广场东侧的人群已经开始冲击警戒线。当百万人的呜咽声压过哀乐时，站在城楼上的华国锋突然转身对工作人员说： “把我那份悼词再缩短三分钟。”这份临时修改的演讲稿，后来被历史学家认为精准把握了集体情绪爆发的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