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您看这是新换的暖气片。”1983年初春的青岛人民医院病房里，黄春光哈着白气搓了搓手，病床上的人却把头扭向窗外。这个倔了十二年的老头，直到弥留之际仍保持着军人式的沉默——四十年前在三湾改编时，他也是这样背对着不愿剪辫子的战士。
1971年9月24日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黄永胜记得天花板上那盏水晶吊灯晃得人眼晕。当周恩来从侧门转出时，他下意识挺直腰板，就像1935年向红一军团首长汇报战况那样。总理那句 “我等了你10天”在空荡的大厅里回响，他数着地砖上的纹路，突然想起上个月刚给林彪送去的东北野山参。
秦城监狱的暖气管道总在凌晨三点发出怪响，黄永胜裹着褪色的军大衣，用指甲在石灰墙上刻下第七道杠。儿子寄来的结婚照被他压在枕头下，照片背面 “父安”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有意思的是，当管理员送来儿媳抱着孙子的全家福时，他反倒把新照片扣在窗台上——玻璃上结的冰花，像极了辽沈战役时望远镜里的霜雾。
转折发生在1981年的惊蛰日。保外就医的通知书递进来时，黄永胜正就着咸菜啃窝头。他盯着 “青岛复兴医院”几个字看了半晌，突然问狱警： “崂山还在国军手里吗？”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直到列车驶过济南站，他才在轰鸣声中喃喃： “当年打潍县，王耀武的指挥部就设在这。”
组织分配的3套住房着实让人意外。市南区金口二路的俄式小楼带着壁炉，黄永胜却坚持睡行军床。每月100元生活费到账时，他总要把存折反复摩挲——1955年授衔上将的补贴是550元，能买下整条街的副食店。更特殊的是医疗全免待遇，可当护士要给他输白蛋白时，老头瞪着眼吼： “留给前线的伤员！”
两个儿子调来青岛的安排透着人情味。三儿子黄春明在国棉六厂当技术员，每天骑车经过八大关，总要多绕两圈看看德国总督楼。大儿子黄春光的媳妇做得一手好湘菜，腊肉炒藠头端上桌时，老头筷子悬在半空： “彭总最爱吃这个...”话没说完，油点子溅在了崭新的将校呢大衣上。
1983年清明前的那个凌晨，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黄春光听见父亲在念叨 “三湾...红旗...”，急忙凑近耳朵。老头突然抓住儿子手腕，力气大得吓人： “老子当红军那会儿，你爷爷说我是去送死！”监护屏上的曲线剧烈抖动，又慢慢平缓成直线。
申请穿55式军装的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殡仪馆里，黄永胜胸前缀着三枚一级勋章，领章上的金星擦得锃亮。整容师特意在他紧皱的眉头间多扑了些粉，可怎么看都像是作战地图上标红的山头。火化炉门关上的刹那，黄春光突然想起父亲最后那个梦——1927年的枫树坪，毛泽东正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而十七岁的黄叙钱（黄永胜原名）挤在人群里，踮脚数着红旗上的五角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