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的都成了放牛娃，这教育还怎么搞？”1977年7月的一天，邓小平夹着香烟的手指微微发颤，烟灰落在会议记录本上。这个场景被当时的教育部工作人员记了整整四十年——素来温和的小平同志，那天在科教座谈会上少见的情绪外露。正是这次会议，拉开了改变千万人命运的历史帷幕。
刚复出的邓小平很清楚，摆在面前的科教战线早已满目疮痍。上海某高校做过统计，1966年前培养的讲师级人才，十年间流失了73%。更触目惊心的是北京某研究所的数据：全所科研人员平均每天用在专业工作上的时间不足1.5小时。当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听说某省农科院研究员被迫改行放牛时，突然把茶杯重重磕在桌上： “把导弹专家当牛倌用，这是犯罪！”
恢复高考的决策远比后人想象的艰难。8月4日的座谈会上，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那句 “现行的招生制度必须改”引发全场骚动。但真正捅破窗户纸的是邓小平的反问： “现在改，还来得及吗？”会议室突然静得能听见钢笔滑落的声音。时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记得清楚，邓小平当时掏出怀表看了看： “现在是下午三点，离明年开学还有七个月，够不够？”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阻力很快从各个角落冒出来。某省教育厅在接到会议通知当天，连夜给中央写信强调 “群众推荐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更棘手的是某位老干部在政治局会议上拍桌子： “考试选才就是搞修正主义！”据当时会议记录员回忆，邓小平突然站起身，把手中文件摔在桌上： “要是觉得中央方针不对，现在就可以打报告调离岗位！”这是工作人员首次见到他如此强硬。
关键时刻的雷霆手段，往往需要细致入微的操作智慧。当看到招生文件里 “需经单位政审同意”的条款时，邓小平用红笔划掉这行字： “考生和单位闹矛盾怎么办？”这个改动直接催生了后来准考证上的特别备注：任何单位不得阻挠考生应考。云南知青王小波后来在自传里写道，当他把准考证拍在公社主任桌上时， “那个总克扣我复习时间的老头子，脸白得像刷了石灰”。
1977年冬天确实是个奇迹。从10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消息到12月10日开考，留给570万考生的准备时间只有50天。更令人惊叹的是全国临时加印的试卷数量——仅数学卷就动用了战时印刷厂储备的300吨纸张。监考员老张记得，北京四中考场有个考生抱着发烧的儿子来考试，巡考的邓小平听说后特意嘱咐： “给这位女同志单独加个火炉。”
这场考试改写了太多人的命运轨迹。沈阳考生李晓东在英语卷上写下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后来他主持设计了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隧道。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录取的27.3万人中，有48%在后来成为各行业改革先锋。有人统计过，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获奖项目负责人里77级大学生占比达到61%。
历史转折处的决断力往往源于深远的战略眼光。邓小平在1978年视察中国科大时，特意去看了少年班的考场。当看到12岁的宁铂在解微积分题，他转身对陪同人员说： “要把这些娃娃当国宝护起来。”这种对人才的珍视，与他年初在招生会议上那句 “要像打仗一样抢时间”的批示形成奇妙呼应。不得不说，正是这种紧迫感，让被耽误了十一年的中国教育，用三年时间走完了其他国家十年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