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8年，安史之乱进入第四个年头，大唐王朝迎来了一个可能终结战争的绝佳时机。叛军主帅安庆绪被围困在邺城，城内断粮断水，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胜利在望之际，战局却因唐肃宗的一系列决策失误而急转直下。原本投降的盟友史思明反水，率领5万精锐奇兵驰援邺城，竟一举击溃了号称60万的九镇联军。这场本该赢得的战役，不仅让河北再度沦陷，更让战火又延续了四年之久。细究其因，实则是唐肃宗过早谋划战后局势，对史思明处置不当，并在军中制造内部矛盾所致。
危局动荡，枭雄起陨落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的统治根基动摇，曾经繁华的长安城变得萧条冷清。叛军安禄山占领洛阳后，一路南下，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太子李亨即位，是为肃宗。
乾元元年（758年）初，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安庆绪在陕州遭遇重创，不得不一路溃逃至河北寻求庇护。
与此同时，蔡希德的军队也从山西地区回撤至河北，田承嗣和武令珣的部队也从颍川、南阳地区退回河北。叛军的势力范围急剧萎缩，仅剩下河北和幽州两地。
这时，叛军内部矛盾骤然爆发，局势变得更加恶劣。在谋士张通儒的怂恿下，安庆绪下令处死了部将蔡希德和武令珣。
这一举动引发了叛军内部的连锁反应，军中将领人心惶惶，纷纷寻求自保之道。不少将领选择了投靠朝廷，叛军的军心开始动摇。
幽州的实际掌控者史思明，此时也面临着生存的抉择。在部下的劝说下，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处死了安庆绪派来的使者安守忠、李立节，并向大唐表示投诚。
史思明的投降，不仅给了唐军一个可靠的盟友，更打开了反攻河北的突破口。他承诺要配合唐军一同围剿安庆绪，这让朝廷看到了彻底平定叛乱的希望。
乾元元年九月，唐肃宗下令发动总攻，一场规模空前的围剿战役就此打响。各路唐军精锐尽出，由郭子仪、李光弼、鲁炅等九位节度使组成联军。
大军整编完毕后，实际兵力达到二十余万，朝廷为了鼓舞士气，对外宣称有六十万之众。这支庞大的军队气势如虹，士气高涨，誓要一举荡平叛军。
十月，郭子仪等人率军渡过黄河，与李嗣业的部队会师，在卫州一举歼灭叛军七万人马。这场胜利让安庆绪不得不放弃城池，仓皇逃窜。
追击部队在郭子仪的指挥下，在愁思岗再次与安庆绪交战。这一战，斩获叛军三万级，打得安庆绪丢盔弃甲，只能退守邺城。
战局发展到这个地步，形势对唐军来说已是一片大好。安庆绪的主力被歼，残部被困，胜利似乎触手可及。
帝王妄动，失误招祸端战事进展到这个阶段，史思明成了整个战局的关键人物。他投降的真实原因并非忠心归顺朝廷，而是被形势所迫。
当时的情况是，唐军在河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给了史思明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安庆绪对他的猜忌和打压日益加深，这让他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
史思明投降后的举动却显示出他并未完全断绝与叛军的联系。他一面向朝廷表示效忠，一面暗中扩充军备，招兵买马。
驻守河北的李光弼早已看透了这一切，他向朝廷提出警告：史思明此人野心勃勃，绝非真心归顺，日后必定会再次叛变。
面对这种情况，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暂时稳住史思明，先集中力量解决安庆绪。等到河北平定之后，再调集大军北上，彻底解决史思明的问题。
然而唐肃宗却选择了一条最为危险的道路。他暗中联络了史思明部下的两位将领：乌承恩和阿史那承庆，企图通过他们分化瓦解史思明的势力。
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在史思明的地盘上搞分化瓦解，无异于与虎谋皮。果然，这个秘密行动很快就被史思明察觉。
史思明采取了一个简单的计策，就顺利搜出了唐肃宗给乌承恩的密旨。证据确凿，史思明立即展开了雷霆行动。
事情败露后，史思明毫不留情地处死了乌承恩、阿史那承庆等二百多人。这一举动，等于是与唐朝公开撕破了脸皮。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唐肃宗仍然心存侥幸，派遣使者前往幽州继续安抚史思明。这种做法本身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朝廷完全没有准备后备方案。
在派出使者的同时，唐肃宗竟然没有调动军队防备史思明可能的反叛。这个重大疏忽，最终让史思明得以毫无阻碍地出现在河北战场。
更让人不解的是，唐肃宗似乎对安抚史思明的成功抱有盲目的信心。他不仅没有制定应对预案，甚至连基本的军事防范措施都没有采取。
就这样，一个本可以成为唐军外援的强大力量，因为唐肃宗的错误决策而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内伤。史思明不仅没有配合唐军围剿安庆绪，反而成了打破战局的关键因素。
如此一来，唐军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强大的敌人。原本只需要对付困守邺城的安庆绪，现在还要分出兵力提防随时可能发动进攻的史思明。
这场本该稳操胜券的战役，就这样被唐肃宗亲手推向了未知的深渊。一个错误的决策，不仅葬送了唐军的胜机，还给了叛军喘息和重组的机会。
内忧外患，战局生变数史思明率军南下后，并未立即对邺城施以援手。他选择了一个更为稳妥的战略：先攻占魏州作为根据地，与唐军展开持久战。
这种战术选择显示出史思明的老练和谨慎。他一方面要逼迫安庆绪作出更多让步，另一方面也在密切关注战场形势，寻找最佳的战机。
对于史思明来说，河北战场并不陌生。两年前，他在这片土地上曾被李光弼和郭子仪联手打得溃不成军，这段经历让他对这两位唐军名将格外警惕。
李光弼看透了史思明的顾虑，向联军提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他建议分兵两路：由他和郭子仪率军牵制魏州的史思明，其他将领则专心对付邺城的安庆绪。
这本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战术安排，却被监军太监鱼朝恩一口否决。在当时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极为怪异的现象：九大节度使的军队竟然没有统一的指挥。
唐肃宗授意鱼朝恩担任军队协调人，实际上就是让这位宦官成为了最终的决策者。郭子仪虽然战功赫赫，却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
这种安排暴露了唐肃宗的真实意图。他认为安史之乱即将结束，大唐将重返太平盛世，但军中势力过大的藩镇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
在所有藩镇中，朔方军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郭子仪的威望更是无人能及。唐肃宗决定趁此机会打压一下郭子仪的势力，不让他在这场收官战中再立新功。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唐肃宗暗中授权鱼朝恩拉拢李光弼。虽然李光弼同样是需要防范的对象，但此时唐肃宗需要用他来制衡郭子仪。
这种微妙的权力博弈在战前会议上已经显露端倪。会议中李光弼和鱼朝恩唱主角，而郭子仪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却被排挤在外。
李光弼提出要调动郭子仪对付史思明，这个建议看似为了军事需要，实则暗藏玄机。因为自从进入河北以来，郭子仪一直都是主力，围困邺城的主力也是他的部队。
将郭子仪调往魏州，等于是将他从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前调开。战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郭子仪成了唯一被弹劾的将领，他的兵权被解除，朔方军也落入了李光弼之手。
这些迹象都表明，唐肃宗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布局，要借这场战争削弱郭子仪的军事实力。一场本该专注于剿灭叛军的战役，却被内部的权力之争搅得面目全非。
战局的发展证明，这种决策是多么的短视。朔方军从卫州一路追击到邺城，却看到了种种不寻常的迹象：崔光远按兵不动，自己的部队从先锋变成了后援，甚至还可能被调往魏州。
大局已毁，谁人负其责
决战爆发时，一系列的变故接连不断地发生。朔方军在战斗中突然宣称遭遇＂妖风＂，选择了退出战场。
这个看似荒诞的理由背后，折射出的是军中的深层矛盾。朔方军看透了朝廷在战后必定会打压他们，干脆选择了提前避祸。
随着朔方军的撤退，前线的军心开始动摇。鲁炅借口中了流矢，也带领部队撤出了战场，整个战线顿时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本应在前线指挥的悍将李嗣业，因为在前几天的战斗中受了重伤而无法参战。崔光远的部队此时已经被史思明打得七零八落，无力回天。
九镇联军已经失去了四个主力，剩下的部队也军心涣散。唐军引以为傲的数量优势荡然无存，反而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一场本该胜券在握的战役，就这样在内部矛盾的消耗中逐渐崩溃。最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场混战中，李光弼和王思礼的部队却几乎毫发无损。
战后的清算中，鱼朝恩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作为他盟友的李光弼也理所当然地避免了被追究。倒霉的鲁炅看清了形势，知道自己难逃替罪羊的命运，干脆选择了自尽。
最终，郭子仪成了这场失败的唯一责任人。朝廷解除了他的兵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朔方军也被交到了李光弼手中。
这个决定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李光弼上任后，朔方军的将士们群情激愤，差点酿成兵变。这支曾经战功赫赫的劲旅，在内部倾轧中逐渐失去了战斗力。
邺城之战的失败，不仅让河北再次落入叛军之手，更让洛阳陷入了危险境地。原本可以在数月内结束的战争，又硬生生地拖了四年。
战事的延长给大唐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前线将士的伤亡不断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也越来越重，朝廷的财政支出更是捉襟见肘。
这场战役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军事失利这么简单。唐肃宗过早地谋划战后局势，在战争尚未结束就开始打压功臣，结果反而延误了战机。
鱼朝恩这个外行人的指挥失误，让联军在关键时刻陷入混乱。各路节度使的明争暗斗，更是让这支强大的军队丧失了制胜的机会。
这些教训给大唐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国家安危攸关的时刻，任何的私心杂念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个错误的决策，不仅延长了战争的时间，更加重了百姓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