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三种。
他有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素多来自苏联，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以及即将来到功德林的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第一流的药物。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一种。
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时间也不远了。要矫正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需静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1946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无法寻回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亦自然明白﹣﹣总不止两个铜板吧。而他本人，曾有过没有两个铜板的时候：1931年底，蒋介石下野以后，杜聿明也无一官半职，与妻子曹秀清、大女儿杜致礼三人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救济十二元过日子。一日上街，年仅三岁的大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角，嚷着要吃臭豆腐。一块臭豆腐需要两个铜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个铜板来。杜聿明的心，也是肉做的，他在大女儿号啕大哭的时候，也忍不住鼻子发酸……
杜聿明并不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他的神经，却也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三十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现在，共产党军队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终于缓和了"试试"的心理冲动，放弃了"再打"的精神准备，懂得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的常识。
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收复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封建联姻，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说不上谁统治谁。特别是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的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的宝剑的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共产党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了中华民族的怀抱。
共产党在大陆的成就，是治疗杜聿明心脏的链霉素。他尚存的那一个腰子如果代表他的军事眼光的话，那么他失去的那一个腰子应该代表他的政治头脑。关于这一点，杜聿明是在他肾结核痊愈之后的一个清晨，当缕缕阳光照进他的小屋的时候，自我感觉到的。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那是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1927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曾经责难过他的弟弟。那是因为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而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介石那里，恰恰失去了这个权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他征得蒋介石同意，启程去美国就医。行至上海，适逢美国记者访问了他，他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亟需美军扶持的谈话，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殊不料此举铸成大错﹣﹣蒋介石迭电上海而外，派人找上门来，言及杜津明见解高明、策略精当，正可谓"国难当头，需用大梁"，故不允离去。杜聿明遵命不误，不过他事后听说蒋介石对他在上海的言论极为不满，认为他动摇意志、扰乱军心，作为一次惩处或者说一次报复，断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长了脑袋，也长了眼睛。前不久，刚刚入夜，他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杜聿明生病从来没有呻吟的习惯，可是他终于发出如同呻吟的声音。
军人是讲究干脆果断的。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的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钝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杜聿明的肺腑之言，回荡在胡同之间。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禁百感交集，啧啧不已。这句话，他记起孙殿英在黄埔村喊过﹣﹣那是为了鸦片；现在，这句话由杜聿明在功德林说出﹣﹣这是为了良心！当年邱行湘率第五师驻东北时，曾到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杜聿明那里开过会，他深知杜聿明其人脚不站稳不走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话说回来，杜聿明被俘时，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承认，六年之后，他承认了共产党的伟大。在邱行湘看来，共产党给他安在病床上的石膏架，不是矫正他的躯体，而是矫正他的灵魂；共产党不是给他注射药剂，而是给他寻回失去的腰子，杜聿明不是慢性自杀，而是快性复苏。
邱行湘是倾向有节制地逐渐地吐露自己的心曲的，然而随着杜聿明的思想飞跃，他感到自己的灵魂也随之得到了升华。因为，杜聿明今天已经说的，是他明天准备说的。那么，宋希濂今天已经做的，是不是他明天准备做的呢？
1955年6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说："1933年，瞿秋白同志进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1935年2月23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匪军逮捕，6月18日上午10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宋希濂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他那稳力很好的身材，也禁不住发生动摇，于是踉踉跄跄地退到大通铺上，蒙头大睡。
蒙胧之中，宋希濂看见一位身体单弱、面部清瘦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布长夹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从他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司令部的一间小屋里缓缓走出来，走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一条严密警戒的小路上，直到中山公园一个用土砖砌的讲台前面站定。这位文质彬彬的中年人，面朝在场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警卫连官兵三十余人，发表了十五分钟的讲演，用他的生命向他的敌人呼吁：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这个理想迟早会实现，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讲完以后，他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呼声将宋希濂从梦中惊醒，热汗和着冷汗浸湿了他的衣襟。如果生活的窘境必须由自己去摆脱，而且早一天摆脱早一天安宁，那么宋希濂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具有勇气的决定。第二天一大早，他匆匆走出胡同，走进管理处办公室，交代了当年杀害瞿秋白的罪行。
1934年，宋希濂任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9月与红军作战负伤，被送医院治疗。三十六师继白衣洋岭战役后经河田进入长汀县。1935年2月下旬，已经到了瑞金的国民党陆军纵队司令汤恩伯打电报通知三十六师，说项英、陈毅率部约七八千人，正在瑞金、会昌、长汀之间地区活动，他奉蒋介石之命，负责迅速肃清这支红军，要三十六师派一个旅开到水口（水口在长汀南约七八十华里）以西堵击。
三十六师派出部队以后，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加之空军助战，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压迫。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英、陈毅两将军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兵分三路。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八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红军俘虏口供中，一○八旅旅长钟彬得知红军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向上杭方向去，而在这三百余人中，有瞿秋白在内。钟彬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又将此情报急电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在上杭并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地方保安第十团，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向走的红军三百余人，均被保安第十团所截俘。保安第十团将其中查明是红军干部的二十多人，羁押在上杭县政府监狱。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即在其中。保安第十团将所俘红军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在这二十多人之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两次，仍然没有人供认。遂软硬兼施，一则严刑拷打，二则"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结果，一个人供出何其祥就是瞿秋白。
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团查出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宋希濂1935年5月伤愈回到师部，曾与瞿秋白有过一次谈话。
宋希濂："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知道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们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
蒋介石得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立即命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两个人由南京赶来长汀与瞿秋白谈话，劝瞿秋白背叛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结果遭到瞿秋白断然拒绝。
1935年6月初，宋希濂接到三十六师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该师有调动的消息。宋希濂不知如何处理瞿秋白，分别发电报向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相同的"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
翌日清晨，国民党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给瞿秋白看，瞿秋白看了以后，面不改色，若无其事，仅仅微微点了点头。
9时许，国民党三十六师警卫连连长蒋先启将瞿秋白从小房间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一百多国民党军官，都站在堂屋台阶上。瞿秋白仰面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
宋希濂现在走进胡同，他的交罪之举，震动着走廊两壁。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方寸已乱，忐忑不安。说真的，他实在为宋希濂捏着一把冷汗！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被宋希濂杀害了，那么现在在宋希濂自认不讳之余，共产党同样用一颗子弹处决宋希濂，这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认为宋希濂此举是太胆大了﹣﹣比杀害瞿秋白时还要胆大。然而阶下之囚，何敢言勇，邱行湘断定宋希濂大祸临头了。可是三天以后，宋希濂依旧平安无恙。除了他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若是共产党要处决他，他绝没有怨言时，面部肌肉有些紧缩而外，他似乎在当天就平静下来，恢复了他平常习惯的那种松弛的表情。如果是共产党对于宋希濂杀害瞿秋白的罪恶进行了惩处，哪怕是把他送进胡同的单人房间去，那么邱行湘也可能内心会感到安稳些，可是情况恰恰和他的判断相反。他发现自宋希濂交罪以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对宋希濂更客气或者简直可以说更尊重了。这下他反而紧张起来，觉得功德林的围墙突然增高了许多﹣﹣在他的侥幸心理的堤坎被冲决以后，在文强告诉他关于《西游记》的一段故事以前。
文强讲的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事﹣﹣那是文强在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的时候，解放军山东军区一位马科长对他说："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后，你由西安调到重庆然后又到东北。记不记得从西安到重庆乘坐的那次班机有几人同行？到飞机场送你的是不是有你的爱人和大批的人员？你到重庆以后，最先住在枣子岚垭漱庐，是不是不几天又迁到胜利大厦？这时候有一个叫作程青的女青年来看过你，她是不是从上海通过你的保荐到贵州息烽训练班受过训的高材生？……"文强听见这番问话，只觉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他告诉邱行湘说，共产党简直是孙悟空，他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共产党都是清清楚楚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邱行湘毫不怀疑，他身上有多少根汗毛，共产党也是清清楚楚的。他突然想起共产党人对他说的"不审不判"的话﹣﹣当初想来，是令人费解的，现在想来，方才恍然大悟﹣﹣共产党什么都晓得，还审他做甚！既然如此，共产党人又为何要苦口婆心地约国民党战犯个别谈心，把国民党战犯对昔日的回顾当作最大的兴趣呢？现在，邱行湘亦完全懂了，共产党对战犯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以为然，相反，对战犯现在的一言一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共产党人全部心血浇灌的土地，原来正期待着国民党人长出审慎地观察世界、承认世界的态度的果实。
此中三味，邱行湘一一品出之后，他开始向管理处有保留地交代他的过去。保留的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交代的部分，是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唯恐自己交代不详﹣﹣宋希濂交代杀害瞿秋白这样非同小可的罪行都在"不审不判"之列，他还能有什么怕说的呢？!
邱行湘交代了他五次参加"围剿"苏区的经过。他在陈述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时写道：
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连丧两军以后，改弦易辙，群相集议，后将参谋长柳善拟订的"堡垒政策"呈蒋介石核批。蒋介石鉴于前车之鉴，不敢再以运动战进犯苏区，当即批准陈诚的方案。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即开始实行。所谓"堡垒政策"亦叫"碉堡政策"，即从战略上改攻为守，战术上改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配以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加强封锁，以进行反革命的第五次围剿。此后，陈诚的总指挥部即移驻南城。总部还增设一个特务团，以宋瑞珂为团长。
一九三四年春，李济深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蒋介石急调京畿的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入闽"平乱"。陈诚集团近在赣东，故蒋令陈率部入闽，十八军已进至光泽，陈诚亲率九十九师出黎川，我亦随陈诚行动。
一九三四年春，十八军所属各师由福建回防南城、南丰、广昌一带，实行"碉堡政策"。陈诚任预备兵团总指挥。薛岳任前敌总指挥，进驻泰和，指挥周浑元纵队（三十六军之第五师、九十六师及十三师）、吴奇伟纵队（第四军之五十九师、九十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及九十九师），由泰和向兴国推行。时薛岳与陈诚分任赣东、赣西两个主要正面，像两个拳头，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各军师划分一个正面，筑路、筑碉，分期分段攻击前进。每次进展，不过三五公里，至多不到十公里，炮兵也便于集中使用。时红军采取的是内线作战，即所谓"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虽筑有鱼鳞工事，但被动挨打，被蒋军封锁包围，苏区越来越小。时我在九十九师担任由泰和经高兴圩向兴国逐段攻击前进的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我们到达高兴圩时，红军即开始长征。蒋介石命十八军留置韶关、大庾岭一带搜剿红军根据地，控制两广；命薛岳率两个纵队由兴国出发，跟踪追击红军。
邱行湘也交代了他参加追击红军的经过。他在陈述进入贵州时写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薛岳率吴奇伟纵队进入贵阳，周浑元纵队进至遵义附近。时中央红军由遵义进至赤水河、叙永一带，牵着蒋军的鼻子打圈圈。一九三四年底，红军四渡赤水，出敌意表，回师遵、桐，将守军吴奇伟的五十九师、九十师大部歼灭，唐云山的九十三师在遵义附近收容第四军时，几乎也被歼灭，九十三师陈金城团的团旗也丢掉了。红军歼灭了吴奇伟的第四军，直指贵阳。时我在贵阳扎左、新铺担任守备。蒋介石在贵阳唱空城计，他惊慌失措，急电九十三师及滇军孙渡纵队，星夜驰援。红军主力进至安顺、盘县时，蒋介石又命薛岳率部追击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也随薛岳由雅安出邛崃进入成都。
邱行湘从八角楼下的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顿觉浑身清爽，如同刚洗完澡一般。他大概没料到人世间还有这么一种享受。他走进胡同，发现胡同宽了；他回首高墙，发现高墙矮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眼前出现一个任凭驰骋的大平原﹣﹣他在走廊顶端站住了，回身望了望走廊尽头，不觉失口叹道：别看脚下踩着黑土，黑土上面，分明画着一条白色的起跑线呵！杜聿明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马而起，陈长捷紧追不舍……他邱行湘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叹息间，林伟俦从他身旁擦肩而过。
陈长捷在交罪当中，在谈到天津战役前关于城防线前拆房子的问题时，交代了当时因环城碉堡主阵地线之后，没有预备阵地线，尤其是天津西门监狱附近的南运河两侧，街巷纵横，房屋栉比，无一空旷地带，故派人拆掉这批房子，以形成长达数里、宽达五十米以上的预备阵地；也交代了在天津以南地区，将跑马场改建为飞机场，征用民工强迫劳役运土填平，并拆了一批建筑物。最后笼而统之曰，为了扫清射界，大规模地拆毁房子，限令居民迁出。拆下木料做工事掩盖和木桩，其他高粱秆和茅草用火烧毁，弄得烟火冲天，祸及人民，露宿街头者四处皆是。有的整个村庄拆毁成为废墟，有的义庄拆掉将停棺叠成战壕……
陈长捷没有谈到国民党给天津人民留下的一场浩劫﹣﹣火烧宜兴埠事件。
这倒不是陈长捷隐瞒罪恶。
天津战役中，陈长捷曾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现在，他不愿意让林伟俦来继承他的交代。
然而林伟俦自己走出来了。他向管理处交代说，天津战役前，陈长捷、刘云瀚和他等人，每晚8时均在防守司令部陈长捷办公室会商。一天晚上讨论到他的六十二军派出的加强团防守宜兴埠据点问题，众人感到宜兴埠的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决定将防守宜兴埠的加强团撤回，作为军预备队，并指使该团撤出时，将所构筑的工事加以破坏。哪知该团长于撤退时竟然命令纵火焚村，给村民造成严重灾难。杜建时接到警察局电话，得知六十二军火烧宜兴埠，急往见陈长捷。陈长捷闻讯大惊说："广东部队真野蛮，这不等于长沙大火吗！"于是二人共筹善后，遂责成六十二军抢救，并令消防队出动灭火，又由二人联名出布告，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拨款赔偿。结果军事日渐紧张，赔偿也等于一纸空文。当晚在司令部会商，陈长捷斥责林伟俦律兵不严，要惩办纵火的团长，以平民愤。林伟俦以昨晚会商会上曾作出破坏宜兴埠的决定为该团长辩护，与陈长捷争执不下。结果杜建时从中和解道，昨晚决定是破坏工事而非纵火焚村，该团长按律当办，唯在此时严惩该团长于作战不利，应令其戴罪立功。陈长捷与林伟俦均无意见。于是乎，如此一场暴行，竟不了了之。
......
此时，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都程度不同地向管理处交代了自己的罪恶。他们不是以怀古的情绪去凭吊昔日的战场，而是以伤感的情调来痛惜自己的人生。就陈长捷而言，他与邓演达是保定军校六期睡上下铺的同学，私人交往颇深。邓演达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始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邓演达指出：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国民党"已变为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革命的中国已变成昏暗无光的地狱"（见《邓演达先生遗著》)。邓演达以他的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和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就在他193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党"受训干部结业式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解送南京关押，同年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演达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他的革命业绩赢得了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现在，也赢得了他的同学陈长捷的高度敬仰。陈长捷就外传由于陈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以致邓遭逮捕一事，问过邱行湘。邱行湘谈到，当时邓演达匿居上海租界，蒋介石遍索不得，而陈诚暗地里和邓演达保持联系，邱行湘本人就在1930年10月送陈诚赴日本观操住在陈诚家时，见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文件"，有黄琪翔等与陈诚秘密谈话，因而陈诚对"第三党"的活动甚至对邓演达的行踪都略有所知，这是一点儿不假。但是邱行湘认为，邓演达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时，陈诚在他下面当连长，他对陈诚的提拔，陈诚不仅怀有知遇之感，而且奉之为师，极为敬重。陈诚绝不会出卖邓演达，世人所传关于邓演达被捕需要陈诚点头，国民党特务非借助于陈诚不可的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的。邱行湘以陈诚对严重的报答为例：武汉"七一五"事变后，邓演达出国，严重离职，陈诚仍崇敬备至。严重蛰居庐山，躬耕自食，陈诚时往探拜，常命电务员胡梓成（原随严重任电务员）前往馈赠火腿、茶叶、烟丝、食盐等食物，除食盐外，严多不受。直至1942年，严穷困潦倒，死于鄂西宣恩县之西坪。邱行湘又谈到，陈诚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演达转变。不料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的前夕，终下毒手。时邱行湘随陈诚因参与第三次"围剿"失败撤驻吉安，陈诚闻讯，极度悲哀，曾几天不饮不食，面容消瘦。宋瑞珂和肖乾驻地离吉安数十里，闻讯后还专门相偕进城劝慰陈诚。邱行湘还谈到，他驻吉安时，他的黄埔同学邓克敏、张涛来吉安他处避难。他们是蒋介石的教导总队的连长，为了营救邓演达，事败后被蒋介石通缉。邓克敏告诉邱行湘说，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陈谦、胡一等黄埔五期同学。邱行湘问邓克敏，为什么营救未成？邓说，当时邓演达不是关在汤山，也不是教导总队看守，邓演达被关押在"国民政府"里面，情况复杂，动手困难，要是关在教导总队，事情就好办了。邱行湘认为，陈诚对于邓演达之死，虽然没有责任，但有内疚。1931年1月，陈衔蒋命，到武昌改编教导第三师为十四师，隶属十八军，由陈兼师长；又以武汉要塞工兵营、攻城营合编为攻城旅，以李延年为旅长。十八军拥有两个师十八个步兵团，总兵力在七万人以上，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已可左右一切。"第三党"老成员邓昊明曾对邱行湘谈到，1929年陈诚率十一师进出武汉时，邓演达寄希望于陈诚的起义。而陈诚则反其道而行之。邱行湘对陈长捷诉苦道，陈诚这一着棋不打紧，风云莫测之中，陈诚的老上司被送进了国民党的监狱，陈诚的老部属被送进了共产党的监狱。陈长捷对邱行湘正色道，陈诚是不会内疚的，值得内疚的是他陈长捷本人：同窗之人，邓演达彪炳千古，陈长捷遗臭万年；邓演达安睡九泉之下，陈长捷辗转黄土之上。每每思之，羞愧难当….
当然，战犯们交罪以后，他们的昨天和今天容易连在一起，而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更容易连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痛惜人生之后，并没有忘记对人生的向往。
时令正值冬季。胡同之间的三角形土地上，梅花盛开。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花木丛中和柏树梢上，不时有喜鹊和乌鸦从高墙外飞来。沈蕴存分析说："喜鹊是中国的吉祥之神，乌鸦是西欧的幸福之鸟，现在喜鹊和乌鸦一齐朝我们飞来，肯定带来了好消息。"梁培璜倚在窗前向喜鹊和乌鸦招手，然后大惊小怪地向人们宣布："它们在翘尾巴，它们在翘尾巴！尾巴一翘，喜讯来到。"沈蕴存警告说："如果真有喜讯，我们可不要翘尾巴。尾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翘不得的！"人们一阵开怀大笑。
笑声之中，春天﹣﹣人类最兴旺的季节，又一次来到了。她以弹拨琴弦的双手，推开北京城内的门窗，叩响德胜门外的高墙。
【黄济人，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代表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命运的迁徙》，长篇小说《崩溃》《重庆谈判》，以及《黄济人文集》(1-5卷）等。其中《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部）获解放军首届文艺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后被改编为电影《决战之后》;《崩溃》获《当代》文学奖；《重庆谈判》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五个一工程奖";《命运的迁徙》获"五个一工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