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消息传到延安，延安全城沸腾了，大家狂欢3天，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战争的胜利。

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毛主席的工作更加繁忙了。那段时间他的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到了延安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能一边处理工作，一边接见来自各地请示工作的领导和将领。

而另一边的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为了维护他的地位，他提出了所谓的“和平条件”：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

蒋介石的苛刻要求使得国内刚刚到来的和平局面变得非常复杂。美国人出面牵线搭桥，想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蒋介石也接连三次来电，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来了两份电报，催促毛主席去重庆赴约。

他在第一封电报中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会把民族引到灭亡的危险地步。

内战当然是无论如何应该想方设法避免的，但斯大林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还说什么“打内战民族就会危亡”，这就引起了毛主席极大的不快，甚至是愤怒。他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这次他站在“世界”的角度谈起了此事：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想消灭你们，但他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和国际上都会无法理解。如果因此导致内战爆发，战争的责任由谁来负。

他向毛主席保证，你去重庆和蒋谈判，安全问题由美、苏两家负责。

经过认真的思考，毛主席最终决定本人亲自到重庆和蒋介石会面。在去往重庆前，他叫来少奇同志和他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说：我在重庆期间，我们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蒋的一切阴谋都要揭露，一切挑衅行为都要迎头痛击，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我的处境就越有保证。蒋委员长这个人从来只认得拳头，不认识道理。

毛主席从8月28日离开延安，10月10日在重庆和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安全返回延安。

对于重庆谈判的结果，他是不满意的，这次谈判虽然有收获，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有分歧，没有达成协议，大部分问题都没有解决。国内是否能一举实现和平，还要看双方的努力。我们离开主张不要内战，和平建国，但一个巴掌拍不响，看蒋委员长的样子，攻击是不会就此停止的，他进攻我们自然就要招架，所以和平时比较难的。

回到延安后，他在中央党校礼堂做了一个报告。他的话简洁明了，形象生动，帮助不少同志理清了思路，看清了方向，提高了斗志。他说：

抗战八年，蒋委员长躲在峨眉山上养尊处优。现在桃子成熟了，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桃子是谁栽栽种，谁浇水、施肥、培植的？人民培植成熟了的桃子，蒋委员长把手伸得长长的来抢收，所以一场斗争是免不了的。

毛主席对于这场斗争迟早会到来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斯大林对此则缺乏明确的预见。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调遣30万大军，兵分四路向我中原解放区新四军5师和359旅驻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史称“宣化店事件”。

宣化店事件用血淋淋的事实说明，斯大林和一些同志脑子里存在的和平幻想是不切实际的。此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渡江命令，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前已经进入末日。

渡江战役结束后，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新中国的筹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年5月，中央决定派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一来向苏联方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二来说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三来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支持和援助。这也是中苏两党之间多年来进行的第一次高级会谈，历史意义重大。

经过6天多辛苦的辗转，代表团与7月8日重地抵达莫斯科，稍事休息后，代表团被邀请到了斯大林的夏令别墅，当时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等人都站在门口迎接客人，双方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会谈。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对我党近些年来的工作成绩提出了高度的赞扬，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度过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当了。你们在实际斗争培养出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世界来说都是重要意义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这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先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因此，他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该承担一些义务，建立某种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能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方面的工作。“你们对东方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力，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

斯大林还提议：请大家具备，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少奇同志则客气地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想兄长学习。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回顾起几年前的历史时问道：“在你们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妨碍或者扰乱过你们？”

少奇同志回答：没有。毛主席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毛主席到重庆结果是很好的，是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沉思后答道：让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市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是危险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如果我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我们常常不够了解你们的情况，可能讲错话。

斯大林的这段道歉，令代表团的同志多少有些意外，因为作为苏联的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老大哥，在没有人要求他作自我批评的时候，他主动做了自我批评。

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苏联之行的情况，尤其是斯大林主动作自我批评这一段，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导师的胸怀和气魄，这让很多同志感到感动。

这次代表团的苏联之行圆满结束，也为几个月后毛主席的第一次访苏之旅打好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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