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李德不顾国民党军队在诸多方面的优势，采取御敌于过门外的方针，分兵把守，到处设防，在高昌和高虎脑指挥数万红军摆开架势，说是要和国民党军队“决战”，保护红色首都不失。

仅这两仗打下来，就使得红军主力损失近万人。

广昌战役后，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早就对博古不满的张闻天公开对博古、李德发起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如此重大的牺牲完全是不必要的。博古则反唇相讥，说张闻天是在扮演反对革命的机会主义头子普列汉诺夫的角色。

双方当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这次争吵之后，张闻天被派往闽赣边负责“巡视”工作，博古进一步批评张闻天在苏维埃政府主持工作时的表现，这进一步引起了张闻天的不满和无奈。

战争上的失败还在继续，不得已，博古和李德慌忙通过上海远东局报告莫斯科，请求战略转移。

据张闻天后来回忆：“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先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毛主席在1932年后，便被博古等人排挤出了核心领导层，由于一直处在旁观者的地位，他成了全党最早意识到博古、李德错误的人，但在博李势头正盛的情况，想要自上而下改变他们的政策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一个历史的细节是，在决定战略转移前，博古本来决定把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行动，毛主席为此专门亲自找到博古，说服他同意了把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都编入中央纵队统一行动，博古被说服了。这为毛主席开展他的说服分化工作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当时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一共有10人，其中有6个正式委员和4个候补委员，即：

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

周总理和朱老总此前都是负责军事工作的，他们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少奇同志21年前往莫斯科留学，23年回国，和博古等人没有交集，而博古等人还一直对他的工作不满。陈云同志和邓发都是工人出身，和刚愎自用的博古关系一般。

问题在于，李德作为军事顾问是可以参加会议的，而且当时凯丰和博古的关系比较接近。如果张闻天和王稼祥也站到博古一边，凭借他们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地位，就可能决定整个会议的走向。

所以，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过来，是遵义会议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步，毛主席后来曾明确讲过这一点。

博古等人把战略转移变成了“集体大搬家”，拖拖拉拉，零零碎碎。红军好不容易进入湖南，大家对接下来的行军路线问题又产生了争论。毛主席主张沿湘江北上，到湖南地区开辟根据地，博古、李德则坚持要经过潇水、湘江攻打江西，一番争论后，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结果就有了湘江之战的惨败。

此战之后，博古和李德在全军的军事权威完全丧失，党内军内一片怨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毛主席在和张闻天、王稼祥的交谈中，尖锐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并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张闻天、王稼祥对毛主席的分析心服口服，张闻天后来说：这是他“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到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

红军到达湘桂黔边界后，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第一次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错误，在随后的老山界会议和黎平会议上，争论继续升级。当时李德主张应该向贵州东部转移，毛主席坚持要去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一次，由于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都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李德从此失去了权威地位。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但胜利不应该止步于此，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提议，应该尽早“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育”，他的建议获得了通过，于是35年1月，我军攻入遵义后，便召开了遵义会议。

为了在遵义会议上找到足够的论据来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张闻天和王稼祥查阅了大量之前共产国际的来电，他们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都和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莫斯科也明确反对打阵地战和强攻堡垒，也反对分兵把守和单纯防御，而强调灵活机动、保存有生力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

博古、李德血淋淋的失败在前，莫斯科的指示在后，王稼祥明确表示，应该把这两个人“轰下来”，张闻天也认为：“博古不行，一定要变换领导人。”博古、李德离开领导岗位基本成了定局。

博古、李德离开后，谁来担任最新的领导人呢？此前很多人普遍认为，大家一致选择了毛主席，这种说法一度非常流行，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据张闻天回忆：“当时政治局的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从他的会议中，我们能清楚的看出，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是主张让张闻天来代替博古的。

这个主张并不难理解，在当时的政治局中，张闻天是紧接着博古的第二号人物，又是遵义会议上否定博古的主要发起者，由他来代替博古，可谓顺理成章。

从另一方面讲，毛主席此前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并非中央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他在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刚刚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还未成为政治局常委或者书记处书记，要跨过这一级，直接出任最高领导人，在程序上并不多见。

毛主席对此有着准确的认识，他也是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同志之一，一个证据就是他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做会议的“反报告”。

很多野史说，大家当时一致推举毛主席，主席主动推辞，说什么让张闻天“锻炼”一下，这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谦虚是一回事，当仁不让是另一回事。

在遵义会议上，经张闻天、王稼祥提名，毛主席被增选为政治，分工任务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当时周总理的职务是军委书记。

那么，为什么人们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简单来说，名分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遵义会议后，周总理随军行动，而毛主席随中央行动。周总理在前线凡有军事意图，必定报告中央审核批准，而中央又只有毛主席深谙军事，能提出恰当的意见，久而久之，毛主席实际就成了中央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

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军事行动是我党工作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不久之后，张闻天便提议，由毛主席、周总理和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军事。所以，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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