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前言苏轼可以算是收藏家吗？单看他给王诜的记文，似乎是不能这么认为的，但苏轼又确实收藏艺术品，而且并不像他在《宝绘堂记》中宣称的那样，仅仅是“少时之所好”。
只不过他在收藏时总带着些“纠结”，他有多珍爱那些书画，据为已有时就有多纠结，他对此讳莫如深，从来不在自己那些正式的文体如律诗或古文中提及。
收藏家苏轼这种态度在其早年所作的自传中即有体现：对待艺术品他总是乐于欣赏，而非汲汲于占有，苏轼的“纠结”与欧阳修坐拥古碑遗刻、并时时以之自许的陶然自得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苏轼的确曾经投身于绘画技法的研习之中，而不像一般的旁观者、批评家或理论家那样置身其外、只做客观分析。
他毕竟是那个但凡小酌便欲“书墙涴的坡公，所到之处，常常即兴题壁”，若不巧主人不买账、还是更爱原来的“雪壁”时，苏轼便会遭到指责。
以下，我将从苏轼浩如烟海的论画、论艺之文中撷取出一部分来分析，以期从中窥到这些艺术品怎样无所不在地渗入他的生活中：对于绘画，苏轼绝非只是发表空论而已。
参考资料
特别强调的是，这只是“部分”信息，还有大量相关材料散见于苏轼的文集中，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韩文彬关于苏、李（《西园雅集图》作者李公麟）交游考以及李公麟应苏轼及其门人之请所作画的研究。
韩文彬考察了苏轼时代的开封艺术品市场，透过那些各式各样的画展场所，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绘画在北宋士大夫阶层中的风行程度。
苏轼对待作品的态度苏轼年轻时曾斥钱十万，购得两块四面的唐代画家吴道子所绘菩萨像画版，送给他的父亲苏洵。
这在苏轼的人生之中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他一辈子在艺术品上花费最巨的一次，苏洵收集古画，并且懂得鉴赏，在他所有的私藏中，吴道子的这四幅画是他最喜爱的。
参考资料
1066年苏洵去世后，苏轼应先君故人释惟简之请，将四幅菩萨像捐给了当地一间寺院，据信，这种施舍所捐之物必须是施主“所甚爱与所不忍舍者”，方能算得最大的功德。
之后，寺院“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苏轼“助钱二十之一”，并将苏洵的画像悬于四菩萨阁之堂上。
11世纪70年代，苏轼在杭州时，曾赠与郭祥正“御笔一双、赐墨一圭、新茶两饼”，御笔等虽为真物，但其实“得于大臣家”，故而“不罪浼渎”。
郭祥正
与此同时，苏轼考虑再捐一幅父亲生前所藏的罗汉像给大觉怀琏禅师，不曾想这次捐赠竟颇费周折：苏轼本欲捐出的是禅月罗汉像，与之接洽的僧人却修书来指名索要金水罗汉像。
苏轼认为这是无礼的冒犯，在回信中甚不客气地说“开书不觉失笑”。这次布施最终有没有成功，我们不得而知。
11世纪80年代初，苏轼坐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友人王巩亦受到牵连，居黄期间，王巩曾致书给他，索要新近画作，但彼时苏轼却苦于无画可赠。
他回信解释说，在黄州，每次醉后都会大起丹青之兴，一气作画“一二十纸”，但往往差强人意、可留者不过其一，其余“多为人持去”，故而暂无可相赠者。
这一时期，苏轼还写了一篇有关蒲永升所赠画水之作的长文《画水记》，宋初川籍画家孙知微曾于大慈寺寿宁院墙壁上画湖滩水石，蒲永升为苏轼临摹了二十四轴。
苏轼在文中讨论了诸种“画水”的技法，同时，他还送了友人吴复古一幅山水画，该画出自苏轼新结识的一位不甚知名的画坛新人李明之手，苏轼建议吴复古用此画来装饰床上的绕屏。
后来，苏轼离黄北上，途径商丘时，曾遇到一位张太保，太保交给他十六轴罗汉画像，谓己“衰老无复玩好，而私家蓄画像，乏香灯供养”。
苏轼随后将罗汉像交与僧人开元明师，以为如此或能符合张太保之本意，在此期间，滕元发借给苏轼一套李成（10世纪著名山水画家）的《十幅图》，苏轼大喜过望，预备请人临摹后再归还给滕元。
1086-1088年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李之仪送给他一幅李公麟所作《地藏》图，作为酬答，苏轼写了一篇评吴道子画的小文，与其所藏吴道子画（或为摹本）一幅，一并寄给了李之仪。
1088年，苏轼知贡举，阅卷之余，常与门人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及李公麟一起画马、画竹解闷，还依次为所绘之图赋诗。
1089-1091年，苏轼知杭州期间，他送给宝月大师一幅王诜所画的古松图，此图具有特殊意义：应宝月之请，苏轼托王诜向朝廷上奏“紫衣师号”。
1093年间，苏轼从扬州寄给鞠持正四幅蒲永升所绘水景图，而这很有可能出自多年前苏轼从蒲处获赠的、蒲临五代未孙知微绘大慈寺寿宁院壁画的那二十四个摹本。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苏轼竟将其收藏了如此之久，苏轼在信中告诉鞠持正，夏日挂此画于高堂之上，凉风袭人，可以“一洗残暑”。
1094年，在遥远的北方定州，苏轼给李之仪寄去一幅宋初道士牛戬的《鸳鸯竹石图》，并说他此时唯念扫此长物”，遍散所收书画。
苏轼对书画的珍藏同年稍晚苏轼南游：过汝州时见到了弟弟苏辙，苏辙刚刚助资“百练”新修了当地隆兴寺中两幅吴道子所绘壁画，苏轼对弟弟此举甚为称赏，赋诗云“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寄东坡弟”。
惠州贬谪期间，表兄程之才曾向苏轼索要墨竹画，苏回信说多年不画，笔已抛荒，暂无以相赠，但保证“候有嘉者，当寄上也”。
1100年，苏轼自海南遇赦北归，这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途中苏轼致信友人钱世雄，邀他来观赏自己收藏的一幅10世纪(五代西蜀)画家黄所绘的龙图。
信中说：今正曝凉之，只近来闲看否？
他请钱世雄来看“龙”并非只为了赏其图写之妙：以前苏轼牧守他郡，遭遇天旱时曾在此画前燃烛祈雨，他知道钱也正面临缺雨的困境，因此叫他不妨来“燔一炷香”。
尽管以上所引材料只是很小一部分，但亦足以说明苏轼终其一生都在积极地收集、珍藏、借出和获赠书画作品。
无论是数百年前的古迹还是朋友熟人的新创，他都一视同仁，加以珍存，他一天都离不开书与画，这不但是生命之必需，也是快乐之源泉。
当然，他自己也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创作，并且深知这些“东坡手迹”的风靡程度。
参考资料：
【1】中国知网——《苏轼书法的公私收藏》张家玮、曹建。
【2】中国知网——《苏轼收藏趣话》吕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