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日本是小小岛国，地震火山频繁，资源有限，这也使日本人自古以来都是有着侵略中国的野心。
日本派间谍刺探中国情报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当时，日本就妄图如满清一样，占领中华大地，制定了吞并东亚的“大东亚共同圈”的计划。
为了占领中国，日本也派出了大量日本间谍渗透进中国，全方位搜集情报信息，以便对中国有全面了解。日本对中国信息了解可谓是全面、具体又细致，一切如民国大师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论》中说的：
“中国对日本人来说，就像放在砧板上的一块肉，被切成一片一片，清清楚楚。而日本人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整块肉。”
戴季陶先生这一番言语，说得可谓是痛彻心扉。日本人对中国可谓是了如指掌，如同砧板上的肉一样，切成一片一片，每个细节都一清二楚。但我们中国人对日本情况的掌握程度，还是茫然不所知。
戴季陶先生
日本在中国派出的间谍，都是打着商业合作和文化交流为名义的。如根据后来的调查，在明末时候日本在中国武汉的汉口，设置了商品零售店——乐善堂。乐善堂以销售日常百货用品为掩护，在汉口一带搜集情报信息。之后，日本又陆续在中国内陆广泛设立乐善堂的分部，表面是扩大商业范围，实质是扩大间谍网络系统。
日本在中国创立的东亚同文书院最可恶的事，近代日本打着为中国创办教育为名义，在中国设立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五千名学生都是日本的间谍，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无数情报。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那一段令人伤痛的历史。古代的日本，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中国观念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天朝大国”。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英国打败之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由崇敬转变为了轻视。
正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日本人也由此获得机会窥看中国。在1862年，日本的幕吏、藩士、商人乘坐“千岁丸”号抵达上海。
之后，这些日本人在中国游览。当时中国处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内忧外患之际，百姓生活艰难、社会发展停滞、官僚政府也是腐败不堪。这样，日本人也转变对中国持着“天朝大国”的看法，认为眼前的国家毫无繁荣昌盛，反而如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不堪一击，是日本人可以欺凌和侵略的对象。
日本人就打算设置专门研究大清的日清研究所，为制定侵华计划做准备。同时，一部分富有野心的日本人也提出了“新亚论”，就是从日本自存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侵略中国，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市场，通过中国来供养日本，借此壮大日本的实力。
于是，在这一种背景下，第一批在中国建立的专门培养日本人的学校成立了，这个学校就是日本1901年在上海创立的东亚同文书院，是以“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
东亚同文学院的学生刺探中国情报因此，东亚同文书院名义上是一所学府，实际却是培养间谍的专门机构。这个学府只招收日本学生，甚至不让中国学生进入。学生都是从日本的各个府县招考，每一个府县只招两名学生，学生都可以享受公费，不用交学费甚至生活费政府提供的待遇。
东亚同文书院一共学习四年，前三年主要是学习汉语和中国历史、政治经济课程，最后一年就是以实习的名义考察中国，美曰为大旅行”的实践课程。每一届学生为了毕业，都要花费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对中国各地进行旅行调查。
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
这些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拿着中国政府的许可证，编成旅行队出发，借助于文字、图标、照片、速写、素描等形式，收集和整理各种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调查旅行报告书”。
学生调查的范围可以是考察当地的自然资源、考察当地的山川河流、矿藏资源和风土人情，然后学生整理为详细的调研报告或者撰写为毕业论文，或者传回学院，最后传给日本的军部。这些资料和毕业论文，也成为日军侵华考察中国状况的第一手资料，留下了32部旅行志和数十亿字的调查报告，详细成都连中国官方都达不到，可以看到日本间谍的恐怖之处。
东亚同文书院充当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后来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部也赞许日军能势如破竹进入中国，这些日本学生做的中国调查报告和毕业论文，可谓是劳苦功高。由于该学院对日本贡献大，日本外务省专门为其提供每年三万日元的经济支持，作为学生们考察中国的启动资金。
有了政策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东亚同文书院从1901年创办开始，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在这长达四十多年，名义上是招生，实质却一共培养了将近五千名间谍。这些间谍如同日本政府在中国眼睛一样，窥看中国各地的动态发展。
这些学生对中国旅行调查不仅时间长、人数多，旅行路线一共有七百多条，从第五期开始一直到42期，涉足的路线高达676条，其中也有西藏等极北之地，甚至东南亚、俄国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都涉足。
这一切如1906年，一位英国军官曾说：“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程度比中国人了解本国的程度还要高！”
而且，很多调查组的学生都目睹了中国近代很多事变，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洋军阀混战、济南事变等。可以说，这些书院的学生，不仅是日军的间谍，更是日军侵华的直接帮凶，推波助澜使中国民众承受到了战争的灾难。
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参军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东亚同文书院也撕下了虚伪的面纱，以“学徒出征、翻译从军”为名义，把大批的学院学生都送到侵华日军的部队里担任参谋、翻译等职务，辅助日军侵华，为日军充当中文翻译，成为日军统治中国人的走狗。
同时，不少学院的学生也安排到中国企业、银行、铁路等部门工作，甚至连政府中都有日本间谍的身影。根据国民政府在1938年的调查报告中显示，东亚同文书院的2684名毕业生中，有1487留在中国，以教书或者经商等身份，悄悄为日军搜集情报。同时，至少415人在日军侵华部门、伪满和蒙疆机关的各类机关中上班。
在1943年，东亚同文书院为了补充日军前线的兵员，一共派出300多名学生加入日军，甚至该书院的教授也参军。
比较出名的学生间谍这五千名日本在华的学生间谍中，比较出名就是林出贤次郎。林出贤次郎在完成大旅行课的实践考察时候，一直沿着我国的北部和西部的边境线一路前行，把新疆边防状况了解一清二楚。同时也一路考察了中俄边境的状况，获得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图。
林出贤次郎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之后，就到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政府工作，成为溥仪政府的核心官员，也经常借考察名义刺探情报，可以说是一位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大间谍。
抗战爆发初期，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也发生过一起间谍案，那是一个名叫黄浚的国民党机要秘书，居然把国军的作战计划都如实泄露给日本人，导致国军作战计划的失败。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黄浚早已经被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策反了，背叛了中国人，可以看到日本间谍的无孔不入。
可以说，近代日本就通过南方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和北方的沈阳“满铁调查部”，建立了两大情报调查系统，在中国布下一个细密的情报网，几乎中国所有领域都逃不过日本间谍的沿线。
东亚同文书院的结束1945年，日本战败，东亚同文书院也被勒令关闭，在华日侨都统统被驱逐出境和遣返回国。
虽然东亚同文书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日本对中国的势力扩张也没有停止。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回到了日本，从事也是帮助日本政府经济渗透中国的工作。
如一些学生在中国内地调研中发现，内蒙古地区地区吸食鸦片的人数众多，许多人为了购买鸦片，甚至会贩卖自己的孩子。于是，这些报告为日本抗日时候侵略内蒙古地区提供了方针政策，就是借助于鸦片瓦解中国人的战斗意志，借此对内蒙古地区进行统治。
如一些学生通过调研，总结山东市场特点，后来也为日资进入山东市场，挤压德国的商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所以，戴季陶先生说得没错，日本的间谍情报网络，使得我国如同一块放在砧板上切成片的肉，毫无秘密。
当代日本继续刺探中国情报虽然东亚同文书院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在可是今天中国境内，悄然出现了不少日本学校。如有超过35所的日本学校分布在中国一线、二线的上海、大连等城市，这些学校与当年的东亚同文书院非常相似，只招收日本学生，教职工几乎都是日本人。
在这些日本学校门口上，也公开悬挂着：“非日本人禁止入内”的标识，实施全封闭管理。想起我国政府也统计，目前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数高达14万，这些日本学校也口口声称创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在华的日本人接受日本教育，但联想到近代日本对华的间谍渗透，令人不寒而粟，使人联想到是否是又一次巧合。
公知充当日本间谍尤其是这些年来，一些所谓的公知，发表一些亲日的言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就是日本间谍的代理人。
如马立诚、曹树基等著名教授，虽然处在中国的一流名校，却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存在，为日本洗白。这一切也使人怀疑是否是日本人策反了中国高校中有声望且思想松懈的教师，通过这些公知教师达到扩大日本在华影响力的目的。
如《光明日报》的高级管理人员董郁玉，不仅毕业于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也掌握官方媒体的发言权，所有人都认为他不会干出背叛祖国利益的事情。但是，一次他被国安部发现，在北京餐厅和日本人员会面，交换情报信。面对人赃并获的事实，董郁玉只能供认不讳。最后，董郁玉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结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面对过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需提高对日本间谍在华渗透的警惕之心。如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政府和军事机构的网络系统，防止黑客攻击和信息泄露，确保国家信息安全。我国可以建立法律保护机制，打击跨国间谍活动，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渗透。
最后，我们对日本教育机构在中国的活动保持警惕之心，监督在华的日本学校，防止他们借此机会借着学术交流和教学机会从事间谍活动，确保国家信息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