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当成联络的地方。为了掩护这个秘密任务，蔡畅派人接来了母亲葛健豪、4 岁的李特特等人，在外人看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人。
此后，舅舅蔡和森也加入进来，但他们都忙于革命工作，终日在外奔波，极少回家。一家人搬家十分频繁，每次搬家，葛健豪就负责保管机密文件和经费，而李特特则承担起协助销毁文件的任务，她要拿脸盆盛一盆水，把外婆烧掉的纸放进水里，然后倒进马桶。
李特特儿时常听到 “尾巴” 一词，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每次询问，总会遭到母亲的严厉训斥。不仅如此，每次搬家，母亲都要求她改姓，这让年幼的李特特十分不解，她生气地质问母亲为何老让她说谎 ，可得到的回应只有母亲严肃的命令：“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
好景不长，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葛健豪听后难过不已，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她非常喜欢向警予，常夸赞她有学问又会关心人。
后来，他们搬进了一所小洋楼里，这段日子中，李特特的生活被母亲安排得满满当当。母亲蔡畅总是神色匆匆，对她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每当有客人来访，蔡畅就会迅速下达指令，让李特特在客人来之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或是递给她一个窗花，让她贴到临街的窗上，又或是给她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她在门口玩耍。
年幼的李特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让她做这些奇怪的事情，更不理解为什么不能多问。蔡畅是个急性子，只要交代了事情，就要求李特特立刻去做，稍有迟疑便会招来严厉的训斥。
“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 这是蔡畅最常说的一句话，可对于李特特来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不该问的 。
在这看似普通的小洋楼里，李特特的生活充满了疑惑和不安。她渴望得到母亲的关爱和解释，却总是被母亲严肃的态度拒之门外。她只能默默地按照母亲的要求去做，心中的困惑却与日俱增。
上世纪 40 年代初，李特特在莫斯科留学，迎来了与母亲蔡畅一次难得的深入交谈。这次交谈，让李特特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情感，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 。
李特特望着母亲，眼中满是委屈与不解，她鼓起勇气说道：“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
蔡畅听到这话，顿时瞪大了眼睛，愣住了，似乎从未想过女儿会这样说。片刻后，她缓缓开口：“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精力和你亲热，你不要怨恨妈妈，要恨日本帝国主义。”
李特特并不认同母亲的解释，她激动地回应道：“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蔡畅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思考片刻后回答：“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
李特特却并不接受这个说法，她难过地说：“那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
蔡畅沉默了许久，最后沉重地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
李特特听后，心中五味杂陈，泪水瞬间浸湿了脸颊。她明白母亲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很多，可作为女儿，她渴望得到的那份母爱，却始终如此遥远。
1948 年年底，蔡畅途经莫斯科时，在匆匆安排好行程后，便迫不及待地前往李特特的住处。当她打开门后，屋内的景象让她瞬间愣住。一个有着明显混血特征的小男孩正欢快地在屋内玩耍，而李特特则一脸紧张与羞涩地站在一旁。
“特特，你已经结婚了？” 蔡畅的声音带着一丝惊讶和不可置信。
李特特微微低下头，小声说道：“妈妈，我…… 我结婚了，这是我的儿子，叫安德列。”
“你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外国人结婚？” 蔡畅忍不住质问道。
李特特眼中满是委屈和无奈，“妈妈，您和爸爸这些年忙着工作，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关心我了。瓦里亚是爱我的，他对我很好，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特特，你知道跨国婚姻意味着什么吗？” 蔡畅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试图跟女儿讲道理，“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这些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很多问题。我担心你会过得不幸福。”
李特特紧咬着嘴唇，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妈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是我和瓦里亚是真心相爱的。他尊重我的文化，我也在努力适应他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一起很快乐，这就够了。”
蔡畅无奈地叹了口气，她明白，女儿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她的话，女儿未必能听得进去。
“妈妈，我只是想要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爱我的人。难道这也错了吗？” 李特特轻声问道，声音中充满了迷茫和困惑。
蔡畅走上前，轻轻抱住女儿，“特特，妈妈不是反对你追求幸福......” 她的声音温柔而坚定，眼中满是慈爱和担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蔡畅留在了莫斯科，她决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好好地陪陪女儿和外孙。
李特特也在与母亲的相处中，体会到了母亲对自己深深的爱。
“特特，妈妈以前太固执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蔡畅轻轻地握住女儿的手，眼中满是愧疚，“只要你过得幸福，妈妈就放心了。”
李特特感动地看着母亲，泪水再次涌上眼眶，“妈妈，我也有错，不该那么任性。谢谢您能理解我，支持我。”
在蔡畅离开莫斯科的那一刻，李特特紧紧地抱住母亲，不舍得松开。“妈妈，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会带着安德列回来看您的。” 她哽咽着说。
蔡畅轻轻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微笑着说：“好，妈妈等你回来。”
1975 年 3 月的一天，李特特回到北京，探望 75 岁的母亲蔡畅。推开门，屋内的宁静中透着一丝凝重。她看到母亲正坐在桌前，神情专注地整理着一叠文件。走近一看，竟是她与李富春几十年来从生活费中节约下来的所有存款单 。
蔡畅抬起头，目光平和而坚定，对李特特说：“你父亲去世了，我打算把我们的存款当作党费上缴。”
李特特心中一震，她从没想过父母会有如此多的积蓄。在她的记忆里，父母生活一直十分简朴，衣服总是缝缝补补，饮食也极为简单。
她接过母亲手中的存款单，一张一张仔细数着，1 张、2 张、3 张…… 整整 29 张，总计 99851.09 元 。这是父母几十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心血，每一分每一毫都饱含着他们对生活的克制和对党的忠诚。
正当李特特沉浸在震惊之中时，蔡畅又开口了：“要不…… 先别交了！” 李特特心中一紧，难道母亲改变主意了？
然而，蔡畅紧接着说道：“等我再存一点钱，凑满 10 万元再交给党吧，免得给工作人员添麻烦。”
李特特这才明白，母亲是为了让党费的数额更加规整，不想给组织增添丝毫麻烦。
同年 3 月 17 日，蔡畅凑齐了 148.91 元，连同那 29 张存款单，一共整整 10 万元，作为特别党费郑重地交给了党。除此之外，这次上交的还有两张美钞，合计 20 美元，她还单独开了一张党费交纳单。
蔡畅与李富春早在多年前就已约定，节省下来的工资，除适当资助身边工作人员外，全部存入银行，日后上交作党费。
如今，蔡畅按照约定，把两人所有的积蓄都作为特别党费交给了党中央，践行了她与丈夫的誓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