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晚清社会背景下中国化的西方人形象

[摘要] 晚清社会，改制变革的呼声逐渐高涨，对西方文化、西方人物的介绍引进事业也如火如荼。本文将从晚清影响力最大的政治报《时务报》中的异域君臣形象和卢梭在中国的形象传播演变出发，结合比较文学中形象学的相关理论，探讨晚清时期西方人形象的中国化特征、成因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知识阶层对西方产生一种乌托邦化的态度时，民族的自尊和自豪感又使得这些译介过来的西方人物形象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中国化色彩。

[关键词] 

引言

晚清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许多领域的交流都在这个时期开了学科先河。在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历史环境等客观因素以及译者作家的主观创造，他们笔下的西方人形象往往会带上一定的中国色彩。本文以《时务报》中的异域君臣形象与卢梭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为例，探寻西方人形象中国化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因素。

晚清社会，正是中华民族的贫弱之时。在政治求变革、社会求发展的大环境下，晚清知识阶层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西方，大批有识之士倡导变法图强，向西方学习。

随着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相继失败，中国人民对西方的了解逐渐从“洋鬼子”、“红毛番”的套话式表达开始转变，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学习开始盛行。知识阶层引进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形象，观照自身，开启民智并进行相应的改良。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社会科学理论、知名人物的事迹纷纷传入中国。而这些西方形象，在传播接受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带上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的烙印。

西方国家用代表着其先进文明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打破了中华帝国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认知体系。西方形象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他者”打开了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的另一维度，中华文明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等量齐观的异域“他者”作为自身文明的参照，中国传统的权力秩序、价值观念、信仰体系等等都在这一西方“他者”的影响下刷新和重塑。

这些注视者对“他者”的创造性诠释，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它们并不遵循写真实的原则、忠实地描绘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这些中国化的西方形象所反映的并非异国的客观现实，而是注视者社会中的集体在自身的欲望与恐惧的支配下想象生成的产物（想象物）；是在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整个社会集体对异国的意识和看法所构成的关于异国的形象或想象的产物。

《时务报》（The Chinese Progress)是近代中国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创办的刊物。由汪康年任总理(报馆社长)，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1896 年8 月创刊，石印，书册式，旬刊，1898年8月停刊，共出六十九册。是晚清影响最大的政论报纸。

《时务报》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异域帝王臣相等政治人物的大量报道，主要是落后的东方君臣到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考察游历的故事，这里的游历着眼于理性层面的思考，比较异域与本土的差异，通过异域关照自身，反思和批判自我。

近代以来在异域盛行的游历之风，在中国却难得一见。去欧美游历的中国高官(如1896 年去欧美的李鸿章)在异域聘问时，也不过“犹巡行云中，极其匆忙耳”。而《时务报》第17册《中国论》这篇述评，以不少的篇幅描绘了彼得大帝游历改革的事迹，作为中国高官的对照： 昔俄皇彼得，怀抱宏图，欲挽回势运，游历欧洲，与中国游历之员，全异其辙。彼得在法国和兰国之时，谢遗从者，单身飘零，微服阔步，凡已国之习尚，一切去之，欲以易俗移风矣。其所往来定交者，非王侯官吏，而在工艺技术之徒。彼意盖谓王侯官吏，智虑浅小，固不足以谈也。遂专心工技，自为工匠。

类似的报道还有很多，其用意很明显地在配合主笔政论，呼吁当局开放改革、变法维新。游历”体现了近代中国改革变政的一个思路，是研究学习他者,改革自我,使自我与他者得以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者的手段。“游历”成了一种特指，一种象征，一种隐喻。

在《时务报》中提及的游历的异国君臣形象中，有第一位访欧的暹罗王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沙皇尼古拉二世、德国威廉二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俾斯麦等等，这些精英型的异国君臣，都有着开拓进取、敢为先下先的精神，在国家的危急之时，能奋发自立，振兴孱国，平定大业。

这些异域君臣常常走访兵营村庄集市、举行公众演讲、答见报馆采访者。总之，他们是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人，与中国执政者大相径庭。中国皇帝和恭亲王“九重深邃”、“堂远帘高”，“上下隔绝”。他们足不出户，耳目闭塞；偶而出户，也是“修饰隐匿”,“百姓不与之闻”。

而对于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个异域的样板里显示了开明圣王的魔力，展现了一幅圣君贤相鱼水合作治国兴邦的述人图景。这异域君臣的身上，可隐约辨认出尧舜、文王周公、齐恒管仲、唐太宗魏征、刘备孔明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圣君贤相的身影，恍如中国“鱼水之君臣”的“借尸还魂”。《知新报》中《俾斯麦传》，直接把俾斯麦与德皇比作尧舜，把俾斯麦的成功看作“偿其尧舜有民之志”，实现了士大夫修齐治平的理想。

《时务报》的译稿，经过译员的翻译后，还要由主笔对译稿进行润饰加工。这些有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维新政治家组成的主笔团队，他们深悉中国文化传统，但大都“未肄西文，未履西土，未结西士”，作为异国形象的接受者，他们有一套本国审美规范和塑造形象的资源，对君臣形象有先在的想象，这些“前见”，使他们身不由己地我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

先在的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对异国形象的接受。注视者按照本社会的模式，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他者形象。本来，俾斯麦以独裁专制闻名欧洲，他与新皇不和被罢免相职、《时务报》主笔借题发挥，将自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现实境遇的感怀寄托给俾公，强化他的“不见用”，消淡他的形象构造的主要部件一一独裁专制，以同情的笔调将他描导成得君行道、振国安邦的理想贤相，借“他者”来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渴望。面对伊藤博文，忧时愤俗的主笔则把他在媒体谈维新变法的经验看作“及时雨”、“救命草”，给国人对症发的“药”。这样，主笔就把异国有近代意识和独立人格的政治家，解读为具有“忠义孝梯”价值理想的“他者”，这种误读背后是接受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自值和心理平衡，异域政治家的“游历”实为体现了主笔对济性教国的圣君货相的呼唤。主笔们以“我”的记忆、“我”的经验、“我”的声音，阐释他者，求同存异，融会创造，使异国执政者形象深深打上“中国制造”的印记。在这种创造中。主笔将自身的生命形态置入所创造的形象中，使主体和客体相互诠释。这些异国形象不仅受社会集体想象的制约，而且受作者本人思想与情感的支配。

主笔在给暹王、俾斯麦等异域君臣披上中国传统的圣君贤相外衣，使之异中有同的同时，也推出了新异别样的西方君臣形象，如美国总统华盛顿、麦见尼，他们无须背负封建“忠孝”伦理债务，“专执一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以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在这些具有现代独立人格的政治领袖形象中，主笔“将西方的价值偷运进中国历史”,大胆地输人了兴民权、设议院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作为戊戌变法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报刊，《时务报》首次全面系统地向大众展现遥远异域的执政形象，这些异城执政者、经译员来译和主笔加工润饰，已经不再是原汁原味地摹写出来的，这些形象一方面是主笔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不自觉地用自我解释他者，对他者进行本土化改造；另一方面，主笔又自觉地从自我的需要出发想象他者、改造他者，这导致他们笔下的异国执政者形象与中国旧有文化体系中的圣君贤相形象相近，形成亦西亦中的君臣形象。并得到广大受众认同和积极回应，获得极大的传播效果，对社会改革和文化变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晚清的政治形态内外交困，内政腐败、外患频频。面对此局面，晚清知识阶层“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革新运动以甲午海战的失败告终。“西学东渐”开始从器物技术层面转向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学习，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对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正是在此背景下，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卢梭，其人其学开始传入中国。

卢梭认为“人是生自由的”，但由于文明的进步、私有制的产生，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而为了使这种奴役成为合法的行为，多数人被强迫订立契约，国家的统治机构因而产生，人民由此戴上了枷锁。契约的制定是不平等的，所以人民需要重新制定契约，如果少数人阻止新契约的制定、人民则有权用暴力推翻他们。新契约的最终目的是自由和平等，这也是公意的体现。公意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公意实际成为以后民主共和国理论的灵魂。

早期出现在晚清文人笔下的卢梭形象与政教伦理相关。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到对伏尔泰和卢梭因著书而获罪的同情；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把卢梭列为“明贤先哲”，赋予了卢梭一个传统的身份，其内涵具有相当丰富的儒家意味；在《浙江潮》第四期(1903) 刊登了一篇署名蕊卿的小说《血痕花》中，对卢梭的描写更是带有中国特色：“只见那边来了一位儒者，目光奕奕，丰采翩翩，虽是衣衫褴楼，却早满面露出一段豪侠的精神来。”卢梭这个异国形象成了一位中国式的儒者，他操着汉语参与中国的事务，评论社会的现状。而刘师培更是将卢梭的民约论纳入儒学传统的轨道，用民约论诠释儒家经典。卢梭从一个异国之人，开始过渡为一个可与圣贤并列的儒家学者。

晚清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对卢梭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但鼓吹卢梭的人却很多。小说《黄绣球》（1903）曾讽刺过这一现象：“大家改了新学的口头禅，路得、卢梭、玛志尼、拿破仑、纷纷的议论不休，民约、民权、天演、物竞，也纷纷的拉扯不清，这还是在上等一层，再下一层，一本拍尔马不曾读完，爱皮西提二十六个字母也不曾拼会，只学了广东、香港、上海洋泾派的几句外国话，就眼睛突出到额角上。说精通洋文洋话，能够讲究新学了。”显然，基本常识上的欠缺并不妨碍对卢梭的工具化利用，反而更为建构以虚构和幻想为主的卢梭幻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对于受过系统儒学教育的晚清学者而言，西方诸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一系列的观念与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存在着某些共通之处。诚然，刘师培说黄宗羲“其学术思想与卢梭同”，颇有附会之嫌，但若称明清以来儒学的民间思想基调有助于吸收西方观念，则可以说得通。这种思想基调即是强调庶民的利益高于统治者的利益,匹夫匹妇对国家拥有与统治者同等的义务和权利。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知日录》、王夫之的《黄书》等都体现了这种儒学在民间的思想基调。晚清知识界大多数人对卢梭的学说并无直接的认识,他们差不多都是从第二或第三手资料了解卢梭的。相反，对于传统儒学，他们却都熟谙于心，而明清以来的儒学民间思想基调，恰好有利于复引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卢梭的政治理论，因而卢梭理论也就成了儒家思想内在超越的外部诱因。

在1905年出版的小说《卢梭魂》中，卢梭的形象得到了十足的中国化并推向极端。

在作者怀仁的笔下，卢梭是法兰西的“名儒”，天文地理、物理民情无所不晓，由于受到“人家笑骂”，自尽而死。死后阴魂来到地府，与黄宗羲、展雄、陈涉结识并传播民约论。这里，作者用民约论来比附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自由”思想。 楔子部分进而叙述，卢梭等四人的行为引起代表统治者的冥王的不满，冥王将他们发放到唐人国去。此时，冥王对唐人国作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解释:“从这里向东，有一国，人人平等，个个自由，是个极乐世界，最好安身立命，送你们那里去，免在这黑暗世界受多少苦恼。”这个唐人国所影射的晚清时期的中国，与“人人平等，个个自由”这个卢梭式理想实在相差万里，而卢梭本人在小说中的使命，便是在中国实现他自己的理想。 小说的正文部分讲述卢梭等化为凡人，成了一个水浒式“官通民反”故事中的几个主人公。他们不满唐人国中曼珠(满族的谐音)对唐人的压制，发动起义,守住独立峰、自由峡，与官兵作战。最初他们不敌官兵的“迷魂阵”,危急时刻，一位神仙出现，拯救了起义者。这位神仙就是黄帝，他所使用的法宝是指南针，我们可以看到，民约思想虽是书中主人公的共识，但作者却不愿让一个异国形象充当本民族的保护神。最后还是请出一位本土神仙，帮助战胜作者心目中的异族统治者曼珠。 神化的卢梭在小说中是一个线索性的人物。作者的主观意图是用民约论来指导“种族革命”，用神话的形式阐明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所以该书封面题为“社会小说”。作者在将卢梭神化时，仍然对于传统文化抱着最后的希望，因而让黄帝这个汉族始祖来为本民族的反叛者解围。长期的民族心理积淀，在这里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晚清知识界虽在一方面将卢梭“天之、地之、父之、母之、师之”，另一方面，在根本上仍不能脱离本土文化传统的语境。

卢梭的形象与其说是展示了他者的真实情况，不如说是某种历史文化语境中注视者自身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或者是为了维护现存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要求，或者是为了颠覆现存制度的乌托邦冲动。

作者在救国的热切、亡族的焦虑、文明的渴望中试图将西潮视为“西学中源”，捍卫民族尊严。如此混杂迂回的拯救伎俩，反映晚清作者在急于从他山之石寻找资源的同时，却又夹杂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民族情感。

在面对西方的先进文化，晚清的译者与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其的崇拜之情，并将这些异国的政治精英和思想学者形象与本国政治家对比。但从对异域政界精英的“圣君贤臣化”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在译者和接受者心目中，这种圣君贤臣的形象古已有之，西方人并无特殊之处，其中体现出一种民族自豪感。而《卢梭魂》中，在赞扬民约、民主、自由、平等、开放意识的同时，又将拯救起义者的“救世主”形象赋予黄帝这个中华始祖，我们可以看出，在晚清文化交流程度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中西两种异质化交流的目的，主要是寻找某种自我文化所欠缺、所需要的新的文化资源，而这种新文化只有纳人到中国受众固有的旧文化的框架中去，才能得到认同和接受。“于是，在想象和解释之间，习惯于古代旧的知识系统的他们，想到的还是古代中国可以找到的东西。”圣君贤相外化在他者形象里，他者形象则内化为圣君贤相，使两类不同质的文化逐步对接和同化。

在倡导西学的同时，无意舍弃、也无法摆脱本上意识形态的羁绊，使得这些晚清的知识分子以儒家文化理念来诠释西洋的人物行为。面对西方文化中个体主义、平等意识和人道精神这些价值观念和现代意识，将其一并纳入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范畴，表征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实，也揭示了晚清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希望借西方人物体现的人本主义思想来改变国家现状，另一方面又坚守以儒学传统为核心的本土意识形态。这其中显示了一种对西方的乌托邦化倾向与民族自尊自豪感之间的矛盾。这致使原、译著之间产生了显豁的思想意识形态裂缝，然而，正是在这裂缝之间,让晚清的中国读者在自觉认同译本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伦理道德的同时，窥见了与中国传统相悖的西方人文精神，缓解了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心理，在接受中叛逆便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一条捷径。

参考文献

[1]孟华主编.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M].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3]李华川.晚清知识界的卢梭幻象[J] .中国比较文学, 1998,(3):11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