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每个人，地点，日期
阿尔伯特·奥尔穆什作 祖洁卉译
我叫萨尔瓦多·巴拉欧那。一直以来，我总在重复讲着同一个故事。
回国之前我在墨西哥旅居过二十年。那时候，我依靠在一家跨国企业当会计赚了点钱。先是和一个瓜达拉哈拉当地的女人结了婚，七年后又离了婚。如今，有一个印欧混血的小子正顶着我的姓氏游走在瓜达拉哈拉街头。总的来说，在墨西哥的那些年我过得还不错，最后，也安安稳稳地退了休。
归乡的感觉，甜酸参半。呼吸到故土的空气令人愉悦，也令人记忆翻涌，有那么几秒钟，你生命中曾有过的那种高速运转的感觉又回来了。只是，我离开太久了，朋友都已疏离，毕竟我也从未费心保持联系。一如当初，我抛却家人，将他们留在原地，经年的疏远让我们不再有任何交集。总之，回来的时候，我就像初次踏上墨西哥的土地时那样孤独。或许还要更孤独一些。
我租下了位于新城区的一套小公寓。楼下是宽阔的马路，沿街有花坛，高高的路灯，朴素的小酒吧。路边延伸出一条柏油小径，附近的孩子总爱来这儿骑车玩耍。我每天出门散步两次。回到家就坐在电视机前（我习惯让它一直开着）。我会喝很多水，最近还爱上了买彩票。
生活百无聊赖。不过，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就配得上这么多了。
直到二〇〇九年夏天，有个下午，我坐在面朝街心花园的长椅上，旁边有一个自动取款机。街面上车水马龙。我就这样看着小轿车、公交车、警车、自行车来来往往。这时，我注意到街对面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刹那间，我仿佛看见老迈的自己，这让我有一丝迷茫与难过。
就这样，我突然想抽烟。我掏出烟盒，开始找打火机，叼上烟了才意识到今天出门时压根没有带。我抬起头想立刻截住某个恰好能借火的行人，男女老少，谁都行。试了两个人都以失败告终——我们这些烟鬼竟然自以为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同类。
我将视线移回到隔着花坛坐在路对面的那个男人身上。我感觉他应该在抽烟。我的眼神大不如前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差。抽烟的念头却如此急切，我居然决定就为了借个火穿过马路到对面的长椅那边去。绿灯亮着的全程，我一直焦急地用目光锁定那个坐着抽烟的男人，生怕他在我走到之前就起身离开，那就倒霉了。还好没有。我赶上了。
我问他借火，他递给我一个已经掀开盖的金属打火机，汽油的味道弥漫出来。我点着烟刚抽了两口，他已经从短袖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白色的小卡片，上面的横条格是红色的。我猜他手中的自来水笔也是从那个口袋里拿出来的。
“打扰一下，”他说，“方便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不好意思，什么？”
“您的名字，还有姓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如果单凭这个要求就能让我抽上烟，感觉是笔划算的买卖。所以我告诉了他。
“非常感谢。”
这位先生在卡片上记下我的姓名，然后把它收回上衣口袋，和其他卡片放在一起，扣上口袋，别上自来水笔，金色的笔帽夹熠熠闪烁。他满头白发，鼻子秀挺，眉毛粗犷不加修饰。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我目送他远去。他不过是穿着一件普通的涤纶短袖衫，却举止优雅，步伐从容，气质尊贵。我想象着他戴宽檐帽的样子，甚至猜测他是不是当过警察。
再次见到他是二○一○年圣诞期间。那天，我走进一家食品店买面包，正好看见他在横线卡片上记录着什么。写完他马上就出去了，完全没注意到我，或者说完全没想注意我。一个年轻女孩儿正在柜台前等着找零，目光却像我一样注视着门口。当她看向我时，我留意到她眼神中巨大的困惑，久久没有退去。
等到第三次遇到那个奇妙的卡片先生时，我决定跟着他。那是几年前，我极度谨慎，想要避免与他的动作频率太过一致，确保我们之间相距七八十米的样子。当时我已经开始拄拐棍了，为了尽量不发出声音，我始终将棍扛在肩头。
一开始我以为他心里有个目的地，因为他走得十分坚定，看起来就像要去赴约或者办事。可是我们走街又串巷，拐过一个又一个街角，我意识到他只是在漫无目的地闲逛。过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有一刻他忽然停了下来，望向街对面。我也将视线转向对面的人行道，那里汇聚着整条街的酒吧，因而聚集了一大批人。他继续向前，走到最近的斑马线，穿过马路后再次停了下来。
我决定就此结束这段荒唐的插曲——一个老人，跟踪另一个老人。我停下脚步，任由他甩开我一段距离，把棍重新拄回地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却又逐渐缩短了，因为他沿着对面的人行道走了个来回，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像是就想绕个圈。我看着他穿梭在那些热闹的露天咖啡馆和酒吧中间，因为人潮熙攘步伐越发缓慢，经过最后一家时，他停下了脚步。有人在跟他说话，也可能是熟人之类的叫住了他。紧接着，我看到我的跟踪对象从他那一堆卡片中抽出一张记录下什么，然后又继续走了下去。
一股令人愉悦的青年人的冲动沿着我的脊柱窜上来。
我踉踉跄跄地跑向他刚才过马路的斑马线，来到他最后经过的那家露天咖啡馆。他停留过的小桌旁，此刻一片欢声笑语。不知为何，他们一看到我，笑得更加肆无忌惮。
尽管如此，我还是厚着脸皮上前询问了一番。问他们是否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他是否在卡片上写过东西，还有，他们知不知道他写了什么。
那一桌坐着两对青年男女，都是二十来岁的样子。其中一个小伙子主动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的名字，”他说，“连名带姓。”
我陷入沉思。其中一个姑娘悄悄对这个小伙子耳语起来——她看上去是他的女朋友——只可惜，为了确保同桌的另外两个同伴也能听到，她的声音最终传进了我的耳朵：“不然你也告诉他吧。”
话音刚落，他们哄堂大笑。好在我并不怎么在意。
“不必了，这位小姐。”我说。我决定撒个小谎。“那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整天捣鼓这些奇奇怪怪的事。还有更诡异的呢。不过诸位还是不知为妙。我想帮帮他。”我斟酌着字句，“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问你的名字？”
“没有。提都没提。”
“您的朋友怎么了？”另一个姑娘问我。
“这个……”我说，“说来话长。”
“他为什么想要我的名字？”
我意味深长地笑了。
“总之，我看看能不能追上他吧。”我说。
“那您跟着他那个打火机的味道走吧，汽油漏了一路了。”
“没错，”我随口接了一句，“他这人就是粗心。”
为了把戏演下去，我开始在附近几条街漫不经心寻找起那个卡片先生来，不过也没找到，大概是因为我没怎么上心吧。老实说，到点了，我该回家听彩票开奖了。
不出意料的是，过了两三个月，我又在一个街区偶遇到他。对此我不只是心怀希望，简直可以说是热切期盼。那时候我确实没有太多娱乐活动，而且也早就打定主意要与他攀谈。
“上午好。”我说。当时是上午刚过十一点。
“上午好，萨尔瓦多·巴拉欧那先生。”
我一时间有些慌乱，惊讶于他竟然记得我的全名。我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烟盒，递了一根给他。
“那我想现在该请问您的名字了。”我说。
交易条件变化不大。这次是我用一根烟来交换他的姓名。
他接过烟，抽了起来。我也点上了——我的口袋里随身带着几根火柴。我在等他开口。
就这样过了好几分钟。我们谁也没说话。
“我想诚邀您来我家做客。”最终，他这样说道。
“乐意之至。”
直觉告诉我，拜访他家能让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所以我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在沉默中并行许久。我能感觉到每走一步彼此都越来越按捺不住性子：他急于告诉我他的名字，解释他为何进行普查工作，我则急于听到答案。终于，在他家门口，我们的拐棍撞到了一起。
他一个人住。我目及所至都印证了这一点。房屋的布局，家具的工艺，墙体的装饰，和我家都没有半点相似，却又无端地让我想起自己的居所。一成不变是这个屋子的总体基调。在这样一个独居男人的家里，连呼吸都近乎于窥探他的隐私。
“萨尔瓦多，您住哪儿？”
我骗他说自己住在新城区的某条街，还给了一些大的地标好让他有个概念。但他执意询问详细地址并记录下来。这次不是在以前那些卡片上，而是写在电话机旁边的一本方格笔记本上。
“说不定哪天我有空去拜访您。”他说，“请到这边来。”
我跟着他走进一个小房间，没有窗户，一盏纸罩台灯发出静谧的光。房间空荡荡的，仅有一个两分式的巨大文件柜。深绿色，正面有六个金属抽屉，贴着标签。
他拉开其中一个抽屉，里面是成列的白色卡片，用金属杆穿起来，类似多年前办公室里用的那种老办法。数量之庞大让我不禁想到，他该问过多少人同样的问题啊。他取出一张卡片递给我看。上面有一个女人的姓名，底下是街道名和一个日期。
“这是您问我详细住址的原因吗？”
“不，完全不是。”
他把手放在其中一列卡片上，开始了讲述。每天他都出门散步，起初漫无目的，日子平淡无奇。后来，每次展开新的对话，他就顺便询问对方的姓名，记下相遇的街道和日期。回到家便将新的卡片按照时间顺序放到旧的旁边。他坦言，有时候一连几天或几个星期都没有新的素材，这令人沮丧。只有这时，他才会借由任何一个细小的动机——哪怕只是问个时间——主动和陌生人攀谈。
我平静地听他讲完整件事。不得不说，听到最后，我甚至对他产生了一丝敬佩。出于好奇，我还是忍不住问出那个终极问题：“为什么？”
“我会尽力帮您理解整件事的。”
“十分感谢。”
老实说，我没想到为了听懂他的解释还需要辅以道具。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紧接着，把自来水笔也递给我。
“马上您就会明白了，”他随即略带紧张地补充道，“请上前来。”
有一瞬间我感觉莫名其妙，但很快猜到他是想让我模仿他的记录过程。于是，我照做无误，询问他的姓名，记下我们相遇的地点，署下日、月、年。
他请我将卡片存放在相应的位置。
“太好了。”他说。
接着，毋须多言，我知道自己该告辞了。
就这样，又过了几周，彩票抽了好几轮也没中大奖。我决定扔掉几件家具，再买几件新衣服，至少穿上去让我不那么像行将就木的老人。最近，我还爱上了一档新的晨间电视栏目的女主播。一天，有人敲门。
“萨尔瓦多·巴拉欧那？”
我答应了一声。门外，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正对着我比照他公文包里的文件。
“快递。”
甚至没给我机会多问两句，他就迅速跑下楼，和同伴一起将一个可疑的大件物品搬了上来。
“请签收。”
卡片先生的文件柜就这样出现在我公寓的门厅。
不用说，这个庞然大物并不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更多欢乐，也不会让我家变得更热闹几分。不过，恐怕这两个小伙子也没法给我提供任何线索，我只得签字，关门。
第二天，我出发去寻找那位奇怪的赠物人。走到他家门口，敲门，无人应答。下午又去了一趟，依旧没找到人。连着碰了几天运气，结局毫无新意。他大概是搬家了。
在那堆身份信息庞杂又格外简略的文件素材中，他的名字出现在最后一个。显然，我无法克制住翻看这个柜子的冲动。许多个下午，我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在窗边看孩子们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而文件柜里有一个抽屉摆着满满一摞空白卡片。尽管如此，当时的我提不起什么兴致来继续补充，毕竟这注定是份无用功，荒诞且凄凉。
名字，街道，日期。我开始用玩卡片的方式消磨时间。我抽出好几十张卡片，想着上面会不会有我认识的人，甚至会不会有我过去人生中的某个过客，也许谁恰好和卡片先生有过片刻交集。循着这个一时兴起的念头，我一步步追溯至这些档案的源头，阅读那些遥远的日期——一九七八，一九六〇，一九三四——和与之相连的名字，很多都已经过世了。
我跃跃欲试甚至有些自娱自乐地想要找到最开始的第一张卡片。我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戳破蛛网将手伸到最顶头，取出蒙灰已久的那张，开始阅读。
这位先人的名字并无特别之处，上面的日期却让我惊讶不已：一八二三年三月二日。
尽管此前我已察觉到这些卡片可能不完全出自同一人之手，现在面对这个十九世纪的日期我还是大为惊诧。我意识到这是穿越了时间长河的传承，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之后，如今轮到我来继续记录。我曾经的问题最终等来了解答：其实，没有为什么。
刚开始，这项突如其来的使命并不难抗拒，毕竟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度过，也不会有太多人想要跟一个退了休的老人搭讪。但是有一天，一个姑娘向我询问关于公交车的小事，我做到了：问了她的姓名，回家后记在卡片上。从此以后，我就被征服了，被诅咒了，被完全占据了。
虔诚地履行了几个月这项新职责以后，我发现自己竟开始有些为它而活了。没错，我会故意把东西（比如我的拐棍）碰到地上，等有人帮我捡起来的时候择机抛出问题。对方通常是我已提前挑选好要加入档案的人。通常会上当的是女人——尤其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女人——和年轻人。奇妙的是，从来没有人拒绝我这样一个人畜无害的老人。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陆续记录了好几十个名字，直到身体上的一些新状况令我逐渐难以为继。这不仅出于生理上的体力不支，也是因为我的信念感开始动摇了。我问自己，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
我需要一名继任者，也已知晓应当采用的交接流程。
于是，在我做完这个决定后为数不多出门的日子里，每次照例问过姓名，我都会停顿几秒，观察对方是不是想回问我，有没有启动命运齿轮的冲动。我不知道我的上一任尝试了多少次，又或许恰好一击制胜，我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反正，我是没有这样的好运。
我开始改变策略，尝试以真诚换取信任。按我最熟悉的承袭模式，我曾向其他老人提出过转交档案，也问过年轻人，有一天我情绪崩溃不想再担责任的时候，甚至鬼使神差地问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在昨天，我又一次提出这恼人的使命，对方是一个给我让座的中年男人。看他善良有加，我问他怎么称呼。
“阿尔伯特【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的作家名字正是阿尔伯特】。”他说。
“阿尔伯特，然后呢？姓什么？”我问。
我写下他的名字，他的姓氏，接着，向他讲述了整个故事。
END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奥尔穆什（Alberto Olmos，1975—）是西班牙当代重要的小说家，目前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和三部短篇小说集，曾获西班牙国家电台批评家之眼年度小说奖，并入选《格兰塔》杂志推出的“最佳年轻西语小说家”榜单。《所有人/每个人，地点，日期》（Todos y cada uno de ellos, lugar y fecha）出自奥尔穆什201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保持种种形态》（Guardar las formas，企鹅兰登书屋），是其代表作之一。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