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

——卡尔·马克思

照片上的这位名叫“陶静”的女孩，想必很多读者都没有听说过。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面容姣好、正值妙龄的女孩竟然是因为替男友贩毒才被抓获。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审讯期间，20岁的陶静始终拒绝供出男友的藏身之所，直到被枪决那天都没有松口。生命最后一天，她留给母亲一张纸条。

陶静的这一决定到底是为爱献身还是另有隐情？

陶静其实是个苦孩子。

1971年，她出生于云南瑞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一家人的日子虽谈不上富裕，但也算是和睦。

可惜好景不长，因为陶静的父亲长相英俊，又喜欢沾花惹草，所以不久之后就有了外遇。

陶静的母亲得知消息后伤心欲绝，两人决定离婚。就这样，陶静的哥哥被判给父亲抚养，只剩下陶静和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

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陶静自打记事起就特别懂事，个性独立且要强。读初中时，她的学习成绩很不错。可惜到了高中，因为经常逃课的原因，加上在校外结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社会青年，陶静无心读书，成绩一落千丈。

转眼间到了高考放榜的时候，陶静落榜了。

一无学历，二无背景的陶静看着卧病在床的母亲，就这样踏入了社会的洪流之中。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发廊做洗头妹，工作熬人不说，挣得还不多，只够糊口。

和很多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一样，陶静无数次幻想能有一个“白马王子”出现，可以带着自己脱离苦海。

一次偶然的机会，陶静结识了前来洗发的缅甸华侨杨博。

杨博不仅长相清秀，出手大方，为人还彬彬有礼，没有半点轻薄。两人初次见面时，杨博称自己来云南这边做点生意，挣了些小钱。

后来，杨博经常光顾陶静所在的发廊，每次来还会带些小礼物。一来二去，从小缺乏温暖的陶静就这样掉入了爱情的旋涡。

此时的陶静不知道的是，这终究是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

两人在一起之后，也过了几天神仙美眷的日子。杨博告诉陶静，不如就先别做洗头妹了，因为这份工作挣得少还不好听，传出去自己都没面子。

左右权衡之下，陶静决定辞去工作。她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两人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挥金如土，她挣得那点工资确实是九牛一毛。

每到深夜，陶静看着躺在身旁的杨博，心里都洋溢着幸福和对未来的憧憬。她只想做个相夫教子的女人，照顾好家庭和母亲，能满足这些，她就已经知足了。

可是日子一长，陶静发觉杨博有点不对劲。

首先，杨博自称是做生意的，可是他一没有店面，二没有货品，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其次，杨博偶尔会消失一段时间，陶静问他干什么去了，杨博就推脱说有应酬。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陶静，这里面有蹊跷。

一次谈话中，陶静问杨博到底是做什么生意？杨博抬头看了一眼陶静，缓缓说了两个字“毒品”。

这个词传到陶静耳中，犹如五雷轰顶。

原来，紧邻云南瑞丽的缅甸掸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基地。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高额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将海洛因从缅甸运到中国内地，赚取暴利。

读者可能不知道，缅甸掸邦属高寒山区，峦高箐深，山多水乏，土地贫瘠。一年分旱、雨两个季节，旱季难得下一滴雨水，雨季则大雨倾盆，长期生活在这里的缅甸佤族人的生活十分艰苦。

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不仅将战火撒在这片土地上，同时撒下的还有罂粟。

虽然这里土地贫瘠，但土质气候却都很适合种植罂粟。就这样，掸邦80%的耕地便开出了艳丽诱人之花，罂粟的毒液渗入到缅甸各族人民的生活中。

为了谋取暴利，杨博便选择铤而走险，偷偷贩毒。

陶静起初对杨博的行为深恶痛绝，在得知杨博贩毒后，她果断提出了分手。

可惜造化弄人，两人在藕断丝连期间，陶静却查出自己意外怀孕。即便如此，陶静还是不能忍受杨博从事贩毒的勾当。她独自去医院将孩子打掉后，向杨博提出了分手。

如果剧情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陶静后半辈子或许会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相夫教子，平稳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可是，陶静回到家中没过多久，杨博就回来找她复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左思右想之后，陶静决定还是跟杨博回去。除此之外，她为了避免意外怀孕，还去医院放了金属避孕环。

陶静跟杨博走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家徒四壁让她感到压力巨大，她拼命想赚钱让老母亲过上好的日子；也或许是因为过惯了挥金如土的日子，她发现再也离不开杨博。

总之，陶静的命运就这样发生了转变，明知杨博从事贩毒的勾当，还决定跟他在一起。

就这样，陶静在杨博的劝说下，也开始了第一次贩毒。

其实，毒贩运输毒品一般分为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货物藏毒，一种是通过人体藏毒。

人体藏毒时，男性一般主要将避孕套里装满毒品，然后吃到肚子里，快到目的地时则吃一些泻药将其排出体外。

上述这种方法异常危险，因为胃酸具有较强的腐蚀性，所以很有可能避孕套在途中就会溶解。如果赶上火车晚点，贩毒者很有可能因此毙命。

女性则是会用避孕套将毒品包裹起来藏在私处。除此之外，她们也经常用自己的身体藏毒。

货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

他们首先用各种型号的车辆底盘、备胎，甚至是在螺丝钉里放入毒品。总之，藏毒的方法种类繁多、想法多样，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陶静第一次运毒采用的就是私处藏毒。

杨博带着陶静来到掸邦以后，他们拿到货，然后将毒品做成颗粒状，放在避孕套内，然后让陶静装入自己的私处，一共200克。

随后，杨博告诉了陶静和下家见面的地点、时间以及街头暗号，陶静都暗自记下。

因为他们藏匿的方式非常隐蔽，所以陶静在过安检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警方注意，她一路顺利地回到昆明，去指定地点和下家碰头。

陶静未曾想到的是，昆明当地的警方已经提前得知消息，并在她准备交易时将其抓获。

陶静被抓获后，因为警方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她，大家都清楚，陶静只是被人利用。于是在审讯期间，警方就一直劝说陶静和警察合作，说出上家杨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我们都知道，贩毒罪的量刑标准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因为陶静携带的海洛因达到200克，而且都是高纯度的，所以这个数量上足够判死刑。

当时陶静只有20岁，如果她和警方合作，交代出杨博的联系方式和隐蔽地点，就算立了大功，大概率可以宽大处理。

没成想无论警方如何劝说，陶静就是不说话，只字不提上家。警方无奈，只得联系陶静的家人，希望家人可以出面，说动她早日交待。

可是陶静对此仍然无动于衷。

最终法院一审宣判，陶静因携带毒品数量巨大，而且被捕后没有立功表现，所以被判处死刑。

在一审宣判死刑后，陶静本来还是有一次机会的，就是等待最后的二审宣判。但是即便是他的哥哥亲自跟她说，妹妹，你就把上家供出来，这样你就有活下去的机会了。

可是陶静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言不发。二审最终宣判维持原判，陶静被判处死刑。

1991年10月25日，在枪决的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女警官又找到陶静，希望劝说她开口供出杨博的下落。

可是陶静始终不愿意透露杨博的任何信息，只是在临终前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个是将身体的金属避孕环取出来，第二则是见最后见妈妈一面。

警察最后满足了陶静的要求，让医生将避孕环取下，同时答应她在枪决之前的公判大会上通知陶母，两人见一面。

第二天很快到来，在家人见面时，哥哥最后劝陶静说出上家争取立功。可是陶静却平静地对哥哥说：“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哭，你要真的对我好，我死了以后你就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一旁的陶母脸色沉重，似乎有千言万语，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就那样绝望地看着陶静离开。

就在陶静快要被警官带走的时候，妈妈突然伸手抱住了陶静。此时，从始至终未曾流泪的陶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妈妈”，母女俩抱头痛哭。

随着一声枪响，陶静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岁。

据说陶静在行刑之前还给妈妈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5个字：“妈妈我爱你。”就在陶静被枪决几年之后，悲伤不已的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在此期间，杨博并未按照当初的承诺给陶母寄生活费，因为一旦这样，相当于是自投罗网。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

有的人说，陶静这样做不值得，宁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肯说出杨博的下落，是个痴女；

有的人说，陶静童年时期缺乏关爱，杨博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温暖，“士为知己者死”，陶静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可是，大家恰恰忽略了一点，陶静还是参与了贩毒。

单是这一点，就是不可饶恕的。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公安部禁毒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1月至11月，225名禁毒民警因公负伤和死亡。其中，因公死亡24人，因公受伤201人，死亡和受伤比例为历年之最。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2年，在禁毒中牺牲、负伤、意外和过劳死亡的公安执法人员达923人。近4年时间，超过1100名禁毒民警牺牲，平均牺牲年龄41岁。

贩毒不但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会影响国家的兴亡。

君不见，林则徐当年虎门销烟到底为哪般？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过那些缉毒警察的经历以及被毒品坑害的老百姓，我们就不会轻而易举地说出“原谅”。

至于那些贩毒的不法分子，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他们的终将是冰冷的铁门和法律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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