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三月十日深夜，紫禁城钟粹宫的烛火骤然熄灭。次日黎明，群臣惊闻东太后慈安猝然离世，而数日前还在朝堂训斥军机大臣的她，竟因一场“风寒”暴毙。当左宗棠在宫门外质问“昨日面圣尚康健，何故今晨成故人”时，满朝文武的疑惧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储秀宫方向——那里住着与慈安缠斗二十年的西太后慈禧。
咸丰驾崩留下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在辛酉政变中被慈禧联手恭亲王奕粉碎。当二十六岁的慈禧将肃顺押赴菜市口斩首时，比她年长两岁的慈安正端坐垂帘之后，以中宫皇后身份接受百官朝拜。这场政变奠定了“两宫同治”格局，却也埋下致命隐患：慈禧借嗣皇帝生母身份掌印批红，慈安凭嫡妻地位执掌宗法礼制。
这种微妙平衡在光绪六年东陵祭祖时彻底撕裂。慈禧欲与慈安并列献祭，遭礼部以“嫡庶有别”严词驳回。档案记载，慈禧当场摔碎翡翠朝珠，而慈安始终稳坐凤辇——在《钦定大清会典》中，皇太后仪仗需用明黄曲柄伞，唯皇后可用九凤翟舆。这场礼仪之争暴露出清廷权力核心的致命裂痕：慈禧擅权却名不正，慈安守礼而势更强。
同治八年七月，山东巡抚丁宝桢将太监安德海就地正法的奏折抵京，慈禧在养心殿当场昏厥。这个被凌迟处死的宦官，不仅是替她传递密信发动辛酉政变的功臣，更是掌控内务府采办的“钱袋子”。但真正刺痛慈禧的，是诛杀令盖着慈安掌管的“御赏”印——这是咸丰临终授予皇后的最终决策权。
安德海事件揭开两宫残酷的权力法则：同治帝选后时，慈安支持的阿鲁特氏凭借“淑慎性成”当选，而慈禧力推的富察氏因“幼弱难持”落败；皇帝大婚典礼上，慈安以“嫡母”身份居主位，慈禧只能侧立观礼。当安德海首级悬挂济南城门时，慈禧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杀我臂膀，他日必噬我咽喉。”
光绪七年慈安猝逝，留下三重未解之谜：其一，太医院脉案显示，慈安三月初七尚批阅《筹办海防事宜折》，初九突传“偶染微恙”，初十亥时即宣告不治，病程进展违背医学常理；其二，按清宫制度，太后弥留之际需召军机大臣、御前侍卫环立榻前，而慈安临终仅有慈禧及两名宫女在场；其三，宗人府查验遗容时，发现慈安颈部有疑似勒痕，但敬事房即刻以“更衣不慎”为由封棺。
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私信中透露：“东圣暴崩，西圣独召御医沈桂芬入诊，所呈药方竟无解表发汗之剂。”更蹊跷的是，慈安族弟广科请求瞻仰遗容，竟遭慈禧以“防时疫扩散”为由拒绝。这些异常举动，与三十年后慈禧毒杀光绪帝前的封锁手段如出一辙。
慈安去世后，慈禧迅速收缴“御赏”印信，独揽“同道堂”批红大权。清宫档案显示，光绪九年修订《训政细则》时，删除了所有“两宫并尊”条款；光绪十二年重修《皇室谱牒》，慈安画像被移出奉先殿正殿。
这场隐秘的宫廷博弈，本质上是大清宗法制度与权力现实的残酷碰撞。慈禧需要突破嫡庶枷锁实现独裁，而慈安的存在就是制度化的障碍。正如剑桥大学所藏《德龄笔记》所述：“当东太后坚持按祖制削减海军军费时，西太后的银匙在燕窝粥里搅出了杀机。”
史家唐德刚曾断言：“慈安之死，是慈禧从政治家蜕变为独裁者的转折点。”当1908年慈禧在仪鸾殿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给溥仪留下的江山，早已在二十七年前那场没有硝烟的谋杀中崩塌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