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康生还是中央副主席，他那一笔笔昭昭罪行还没有被揭露。

一个深夜，病入膏肓的康生，突然提出要到医院看望周总理。

此时的周总理卧病在床，但闻讯后还是与他见了一面。

二人单独谈话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周总理神情严肃。

直到一年后，此次谈话的内容才终于被人们知晓。

1975年下半年，周总理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

癌症的折磨让他痛苦不已，但只要尚能支撑，他就拖着消瘦的重病之躯继续工作。

就在这一年年底的一个深夜，解放军305医院的病房值班室，突然接到了通知：“康老要来医院看望总理，请你们报告一下。”

身患癌症的康生，卧病不起已有多时了，如今重病缠身，怎么会突然深夜来看望周总理呢？

更何况，他此前对周总理的态度一直不善。

康生是“四人小组”的核心成员，周总理也是他们这伙人批判对象。

直到1972年，这帮人还因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痛批了周总理12天。

周总理那时郁郁寡欢，政坛上的风云突变让他的精神和心灵备受折磨。

但他从来不会发牢骚，只是闷在心里自己消化。

也就是那个时候，康生确诊了膀胱癌。

周总理除了要为国家的事务忙碌，还要为康生的病操心，因为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上的安排，这些事情都要由周总理来主持。

每次周总理去看康生，他总是板着一张脸，目光阴森。

周总理从来不抱怨他什么，但有一次，康生身边的医务人员忍不了了，悄悄地告诉周总理身边的卫士长，让周总理以后少来看他。

因为每次周总理前脚刚走，他就在后面说周总理坏话。

卫士长又生气又担心周总理，所以私下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但周总理并没有在意，只是坦然一笑，叫卫士长不要乱议论。

此后周总理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还是经常在百忙之中抽空去探望康生，而且也从没在背后议论过他。

康生在患病之后，疑心病也越来越重。

有一次保健医生告诉他，周总理今天要来看望他。

康生听了坐卧不安，大发雷霆，把身边的医护人员都吓到了：“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当时值班的同志还有周总理身边的医护人员听说康生要来，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没有人有权力替周总理做决定，只能如实向他报告。

自9月份的第四次手术后，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基本已经不能自理了。

可是周总理的脑子不糊涂，他知道康生病得有多重。

听到康生要来的消息，周总理肯定也明白，他不可能只是来探望，而是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在去世之前交代清楚。

因此周总理立刻吩咐身边的同志，赶快帮助他下床。

这时的周总理，已经卧床有一段时间了。

病痛经常让他连坐起来都十分艰难，身上也总是插着各种管子。

医护人员知道他很多时候都是在强撑，但见他这样着急，也不敢阻拦。

于是赶紧撤去了他身上的管子，帮他把睡衣穿好，用轮椅推他到客厅，让他一个人在沙发上等待康生。

康生是坐着救护车来的。

北京的冬夜，即使是初冬时节，寒风也毫不手软。

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盖着厚厚的被子。

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精神很不好，气色也很差，身上插着管子，又要输液又要吸氧。

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推到了客厅，他连转头都没办法，还是护士帮他把头侧过去，这才看到了周总理。

他右手一直在抖，看起来是想和周总理握手打招呼的，可是没有办法，光是讲出微弱的声音，就已经费了他不少力气。

周总理见状，便挥手示意工作人员离开房间，只留下他们二人单独谈话。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电铃响了起来，医护人员们这才进去。

这是康生同周总理，进行的最后一次会面交谈。

此次谈话过后大约半个月左右，康生就离世了。

关于这一次谈话的内容，直至“四人小组”被粉碎以后，才有一些消息流传出来。

据说康生当时是告诉周总理：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

此事直到今天依然耐人寻味，尤其是康生的动机，引来了很多猜测。

作为“四人小组”的核心成员，他为何要在临死之前举报自己的政治盟友？

想揭开这一谜团，首先要知道，康生是个什么人。

康生原名张宗可，1898 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大地主家庭，书香世家。

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其人也颇具才气，古典文化功底深厚，擅长书法绘画，艺术造诣很高。

1925年时，康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确实是党内的老资格了。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而康生这个多谋善变的阴谋家，尤擅投机钻营，是个名副其实的两面派。

他野心很大，又精通封建官场上的权术，在党内搞起官斗权谋，也是得心应手。

有人曾这样评价他：“他与每一位领导人密切交往时，实际上都欺骗了他们。”

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也在1966年开始的那个特殊时期当过“顾问”。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迫害了一大批忠诚的同志。

作为党内最大的阴谋家，这个迫害狂的手上血债累累。

陈云对他的评价很精准——“康生是鬼不是人”。

在延安时期，康生曾一手制造了三起政治冤案。

一件是钱维人案。曾任边区公路局局长的钱维人，是个忠厚老实的人。

在国共合作初期，他负责修建公路的事宜，因此经常要与国民党的人沟通联系。

康生定性特务有一个标准：谁和国民党接触多，谁就是特务。

钱维人就是因为这个野蛮的标准被逮捕，还被押上了由近百名群众干部参加的“审讯示众会”。

康生口口声声对钱维人说他已经众叛亲离，他老婆揭发了他的罪行，已经拿到了证据。

可实际上，从罪名到所谓证据，一切都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

钱维人心里很清楚，康生就是要强行给自己安上罪名，落到他手里，再怎么辩解也是无用的。

就这样，钱维人最终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在窑洞里关押了七年。

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个案子以“事出有因，查无实证”不了了之。

王尊伋案也是轰动一时。王尊伋是从北京到延安来的女学生，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

康生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后，又搬出了他那套不讲理的逻辑：“她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吃苦？她家庭背景反动，就她一人觉悟高？她还会发电报，难道不是经过训练的？”

实际上，那时候北京很多年轻学生都和王尊伋一样，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放弃了自己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学业，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去。

王尊伋正是对自己那个汉奸家庭感到不满，这才通过共产党在学生中建立的秘密组织，来到了延安。

事实就是这样简单，可康生不信，他一定要说王尊伋是日本特务。

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下令关押王尊伋，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严刑逼供逼她承认自己是特务。

一个19岁的女学生，从小养尊处优，哪里经得起折磨和恐吓。

就在这样的严刑逼供下，王尊伋承认了，甚至不得不编造一个“特务”故事。

群众审讯大会上，大家很难相信一个年轻柔弱的小姑娘，会是训练有素的特务。

读过些书的，也能听得出她说的那个故事，是由《双城记》改编的。

再看王尊伋面色惨白，眼圈发黑，双腿浮肿站都站不住了。

大家纷纷怀疑，这个案子是逼供逼出来的。

可是谁也不敢公开怀疑，怀疑到康生头上，就是大难临头了。

还有一件是李凝案。

李凝是东北人，东北被占领后，她就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从事地下抗日工作。

她曾经被日本人逮捕过，被保释出狱后来到了延安，是延安地区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

这段经历被康生得知，康生就说她在被捕期间叛变了，到延安是来当特务的：“你长那么漂亮，你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最后的定罪结论也非常可笑：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

审讯期间李凝一直没有承认，但康生还是以“日本特务”的罪名将其关押。

这三件案子听起来荒唐又令人气愤，但比起他在特殊时期制造的冤案，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那个特殊时期，康生迫害了一大批党内忠诚的同志以及开国元勋。

据不完全统计，经他直接点名而被迫害的司局长以上干部就超过千人。

他一手炮制的云南赵健民冤案，有一万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内蒙古“内人党”案，株连数高达十万人。

康生还有收藏书画文物的爱好。

以前是打着“借”的名义据为己有，后来更是肆无忌惮，巧取豪夺。

特殊时期，他开出了一份京城的文物收藏家的名单，煽动手下的人去“查抄”，最后“流入”他的手中。

康生性情古怪，讲话阴阳怪气，又生性多疑，患病之后就更是让人难与他相处。

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状况也日渐萎靡。

他不信任医疗组的医护人员，总是拒绝服药，也不吃饭，有时甚至连水都不喝，导致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

周总理劝过他很多次，也没什么效果，他还是经常性地不配合治疗。

当时负责他治疗的医护人员都非常无奈，每次在他那里遇到麻烦，就只能去请周总理出面解决。

有一次他大发脾气，拒绝一切治疗措施。

周总理得到消息后，匆忙赶往钓鱼台，耐心劝说他。

他看在周总理的面子上，勉强吃了药。

可是周总理不在时，他的输液服药基本都是断断续续进行的，医疗组的专家总是担惊受怕。

周总理每次来探望他，还要安慰他身边的医护人员，帮他们处理一些实际问题，或是给予具体的指示。

或许是因为这一生作恶多端，罪孽深重，手上血债累累，临死之前，康生还患上了恐惧症。

他的病房夜里也要开灯，并且不停地放映电影。

警卫员白天黑夜都要在他身边陪着，一旦房间里没人了，他就会发出恐怖的叫喊声。

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谁满身血污，谁戴着镣铐，谁来找他索命……

医护人员每次听着都觉得毛骨悚然，也被他的恐惧症折腾得苦不堪言。

《康生年谱》中写到：康生在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

他还找邓小平、周恩来私下单独谈话，有传闻说康生是告诉周总理，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变节行为。

康生还约见了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并托他们转告毛主席。

江青和张春桥不是叛徒，这一点康生是很清楚的。

包括后来他们遭受审判，江青和张春桥都被判死缓，但罗列的罪状中也没有叛徒这一条。

康生临终前的这些举动，乍一看非常奇怪，可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他一贯的人品作风，就完全能解释得通了。

中国的政局在1974年下半年，有了很大的转变。

毛主席在许多场合，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比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批评江青“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1973年2月，邓小平复出，先是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紧接着又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进入了政治局。

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邓公又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邓公政治地位的提升，摆明了是要“接班”的架势。

而康生这个精通权谋斗争，善于窥探政治动向的投机分子，即使重病缠身，也不会看不出此时与未来的形势。

康生不傻，他不想给江青一伙人陪葬，所以赶在临死之前紧急跳船。

他主动与江青一伙拉开了距离，比如说拒绝江青的探望等，然后又转而投向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改从前冷漠阴森的态度。

他以举报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方式，和他们划清界限。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离世时，仍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荣誉，全国降半旗，葬礼也极尽哀荣。

直到1980年，他的丑恶面目和种种罪行终于被揭发出来，并被开除了党籍。

康生机关算尽，以为临终前交上了“投名状”，却还是没能逃脱历史的公正审判。

参考文献

[1]郭省娟.康生与延安"三大特务案"[J].文史天地, 2007(9):23-26.

[2]李庄.想到康生的作恶[J].炎黄春秋, 2001(06).

[3]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本文由“文史江山”原创，已开通全网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