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 年正月初三，年届 89 岁的乾隆皇帝于养心殿溘然长逝。一月之后，新君嘉庆颁诏，为其父钦定庙号“高宗”。此看似寻常之决策，实则玄机暗藏——其不单是嘉庆对乾隆一生的最终定论，更是一把开启清朝政治奥秘的关键之匙。
庙号制度发端于商周，原系祭祀所用。自汉代以降，渐趋形成严谨体系：“祖有功而宗有德”遂成基本准则。唐高宗李治、宋高宗赵构、明世宗嘉靖皆曾采用类似庙号，然各自蕴含殊异意味。以唐高宗为例，虽承继贞观之治，却为武周代唐埋下伏笔；宋高宗偏安江南，难掩中兴之憾。此类历史事例为清朝提供了充裕的参照范本。
乾隆的“高宗”庙号于《谥法》中对应“德覆万物曰高”，表面观之，乃是对其“十全武功”与文治功绩的褒扬。但详察《清高宗实录》，编纂官员刻意规避了和珅贪腐、白莲教起义等敏感事件，此种选择性叙事暗示庙号的政治属性远超历史评价。
康熙获“圣祖”庙号实属特例，雍正“世宗”着重强调承前启后，至乾隆择“高宗”则别具深意。1796 年禅位之后，乾隆仍借“训政”掌控着实权，致使嘉庆前三年仿若傀儡。据《清仁宗实录》记载，乾隆驾崩次日，嘉庆旋即查抄和珅，于这场“去乾隆化”之运动中，“高宗”庙号化作微妙的平衡点——既维护太上皇之权威，又为新政清除阻碍。
礼部拟定的《大行皇帝尊谥庙号议》中尤为强调：“武功文德，超越百王”，蓄意将乾隆塑造为“守成之君的巅峰”。此种定位恰与“高宗”之内涵相契，既规避了“祖”字所隐含的开创性（或对康熙地位构成威胁），又有别于普通“宗”之平庸。
对照其他清朝皇帝庙号，努尔哈赤“太祖”、皇太极“太宗”谨遵传统，顺治“世祖”嘉许入关之功，康熙“圣祖”突破常规，至乾隆“高宗”回归宗法体系。此种起伏映射出清朝统治策略之转变：由开疆拓土转向巩固统治。
更具深意的是，乾隆暮年自诩“十全老人”，其《御制十全记》刻意营造完美帝王之形象。嘉庆选定“高宗”而非更具开创性的庙号，实则是将父亲定格于“康乾盛世集大成者”之位，既延续盛世之叙事，又为后续改革预留余地。此种政治睿智，在其后处置白莲教起义时得以印证——既批判前朝积弊，又未否定整体统治之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