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某天一大早，新上任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跟平常一样，在西花厅的沙发上睁开了眼。
这个地方既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地点。很长时间以来，周恩来总理经常在这儿忙到很晚，累了就直接在沙发上打个盹儿。毕竟那时候新中国才建立没多久，国内国外都有一大堆事儿得忙，对周总理来说，时间真的太重要了。
洗完脸后，周恩来慢慢走到窗户前，看着远处想让自己清醒点，嘴里不由自主地小声说着：“秋天真凉快呢！”
现在的北京啊，已经不再是那个热得让人受不了的夏天了，天气变得凉快多了，让人感觉从心里到身体都舒畅极了。
蓝天白云铺满天边，看不到头，阳光还是跟好几个月前那样亮堂堂的，可就是不再让人觉得热得受不了。
清爽的小风从窗户溜进来，轻轻碰到人的脸上，给人带来一丝丝凉快。本来还有点打瞌睡的周恩来总理，一下子精神了不少。
他刚回到办公桌旁边，打算继续搞定那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文件，结果这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真是来得不是时候。
“欢迎进来。”
周恩来把文件放到一边，就在这时，他的年轻助手推门进来了。
他急匆匆地走到办公桌旁，轻轻地把一个信封搁在周总理的桌面上，紧接着说：“总理，这封信是从澳门那边过来的，人家特别强调得亲手交给您。”
周恩来拿起信封，助手走后，他便着手拆开来瞧。
但就在那么一眨眼的时间里，他本来挺淡定的脸突然间就变了，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里头还带点兴奋。
这封信确实是澳门那边寄过来的，寄信人还是以前我们党里的一个大变节分子！
他大老远寄来这封信，就是想求得原谅，好能再次加入党组织。
这事儿实在太大，连平时特别稳重的周恩来也一下子没了主意。他琢磨了好一阵子，然后就站起来，往菊香书屋赶，想去问问毛主席的看法。
毛主席看完那封信，琢磨了好一阵子，然后才叹了口气说：“恩来，你告诉他，想回来也行，不过得答应一个要求。”
那么，这个写信的人到底是谁，居然连周恩来总理都心里没底呢？
那么，毛主席提到的那个具体条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要聊起这段不太为人知的旧事，得从革命那会儿的一次大变动讲起。那时候，局势动荡不安，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要想知道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就得从那个“变局”的时刻开始聊。那时候的变革，真的是翻天覆地，让人印象深刻。
蒋介石那时候手握国民党军政大权，一心想搞独裁，结果他突然搞了个大动作，发动了场让全世界都震惊的政变。这么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就彻底玩完了，全国革命的大好形势也被他给打断了。好多共产党人和支持民主进步的人，都遭到了他的打压和迫害。
大风呼啸，预示着山雨即将来临，整个楼都仿佛被风撼动。这时候，包惠僧正和妻子隐居在上海，他觉得日子特别难熬。心里的压抑和烦躁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让他头脑一热，做出了一个日后让他后悔不已的选择：退出共产党，去找蒋介石谋求一个舒服点的职位。
不过，当他哆哆嗦嗦地把那封求职信写完时，突然忍不住放声大哭。
听到屋里传出奇怪的声响，妻子赶紧跑到书房瞧瞧咋回事。这时候，包惠僧带着哭腔说起来：“其实我也是个死心塌地的革命人，但现在……这形势让人心里没底，没办法了，看来只能向那些‘对立面’服软了……”
包惠僧说的话不假，他以前也是个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而且还是共产党成立后，头一批加入的党员呢。
1921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那个地方举行了。当时只有27岁的包惠僧，是受了陈独秀的指派去参加的这个大会。
在那之前，包惠僧已经挺有名声的，他加入了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在武昌帮忙搞起了共产党的临时支部，自己还当上了支部书记。
他参加了中共一大之后，认识了好多想法一样的年轻伙伴。
之后，为了让我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更加紧密，咱们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包惠僧呢，就被大家选为了长江支部的头儿，他手头的事儿还不少，既是中共北京区委的秘书，也是中共武汉区委的委员长。
1922年那年的秋天，毛主席在长沙这些地方领导着工人运动，结果惹恼了湖南的军阀赵恒惕，赵恒惕下令要抓他。没办法，毛主席只能跑到武昌去躲一躲。
包惠僧一听到那个消息，立马就叫了两个同志去把毛主席接到自己家里。他拉着毛主席的手，很诚恳地说：“润之兄，你就先在我这儿住下吧，等事情平息了，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毛主席心里清楚对方是出于好意，但又顾虑到可能会给对方带来麻烦，想了一会儿后，满脸担忧地说：“我住你家，怕是要给你添不少乱子啊……”
听到这话，包惠僧立马回应：“别担心，我要是做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那还算啥革命者啊。”
在那段时间里，毛主席和包惠僧一起待了二十多天，两人之间慢慢建立了很深的交情。
1925年年初的时候，周恩来刚从欧洲回来没多久，就接下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还同时管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副党代表的活儿。
那时候，占据粤东地区的军阀陈炯明老跟革命政府对着干，更过分的是，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期间，他居然自己封自己为“救粤军总司令”，打算带着兵马去攻打广州。广东革命政府一看这架势，决定派兵东进，收拾陈炯明，周恩来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不过，周恩来一走，黄埔军校就没了主事的人，这让当时管着广东省的廖仲恺特别发愁。
可是因为前线战斗激烈，实在没办法把周恩来调回来。考虑再三后，廖仲恺决定找包惠僧，让他临时接替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工作。
从这事儿能看出来，那时候的包惠僧，不论是名声、经验还是真本事，在党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后来的日子里，他因为一个糟糕的决定，把自己的大好前程给毁了。
就在他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周恩来的指示，让他大概在7月20日左右赶到南昌。
在电报里头，周恩来没细说为啥让他跑一趟南昌，也没讲到了那边具体要干啥活儿。
包惠僧尽管心里犯嘀咕，但还是照着吩咐，随便打包了点东西就坐上了去南昌的火车。
包惠僧接下了这个任务，心里头也在琢磨，组织上打算办这份报纸，那肯定是要跟反动派死磕到底了。
不过，后来因为一些复杂情况，那份报纸最终还是停了，包惠僧也因此暂时没了工作，处于空闲状态。
8月1号那天，周恩来、贺龙、朱德他们带头搞了一场武装反抗，接着就带着队伍一路往南，顺着抚河前进。
这时候，包惠僧因为不适应当地环境，病得挺厉害，实在没办法，周恩来只能让他先在南昌歇着养病，等身体好利索了，再去武汉找组织。
包惠僧休息了十多天后，身体慢慢恢复了。他就拿着周恩来给的介绍信，和老婆一起去武汉。可到了武汉，半个多月都过去了，他一直没找到那个要接头的人。
到了大半夜，他心里头开始嘀咕，武汉那边的同志们，该不会全让反动派给抓了吧？
琢磨到这，包惠僧不由自主浑身冒冷汗。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老婆跑到高邮、黄冈这些地方转了好几圈，最后还是决定在上海安定下来。
这一路上，包惠僧亲身经历了“白色恐怖”有多吓人。每到一地，军警们都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就连那些没有武器的普通老百姓也没能躲过一劫。
这让他心里直发憷，慢慢地，他心里那团革命的火也灭了下去，最后，他打定主意要退出党组织。
包惠僧在大革命那会儿，既是共产党的一员，也是国民党的一份子。他琢磨着，自己跟何成浚有点交情，就去找了何成浚。
何成浚那时候是国民党湖北省的头儿，还兼着政治行营的一把手，手里的权力挺大。
他一看包惠僧来找自己，二话不说就收留了他，还直接让他当了自己的助手。
包惠僧对这份差事心里头挺不痛快的，所以在1931年秋天，他给蒋介石寄去了一封想找工作的信。
蒋介石一听包惠僧有事相求，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
包惠僧这人，名号可不小，他不仅是中共早期那58个党员里的一个，而且后来还成了党组织里的头面人物，领导着大家伙儿。
要是把他拉进咱们团队，那宣传效果肯定杠杠的。
接着，蒋介石立马把他叫到身边，给了他一堆职位，像是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军事委员会的秘书，还有中央军校的政治教官等等。
接下来的几年，包惠僧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先后坐上了防空委员会第四处副处长、户政司的一把手，还有人口局局长的位子。
说实话，从包惠僧担任的这些职位来讲，他看似一直在往上升，但实际上呢，全都是些跟军事、政治大权不沾边儿的空头衔。
这也看得出来，蒋介石对他那是相当戒备，一举一动都显得不放心。
1948年年底时候，全国快要迎来解放了，包惠僧心里也明白，国民党早晚得全面垮台。因此，他悄悄带着全家老小溜达到了澳门。
新中国宣告成立这事儿，一下子就在全球传开了，传得到处都是。
包惠僧在澳门瞧见那份报纸时，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想想看，这曾经也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呢。
瞅着照片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他们那一张张亲切的面孔，他心里头突然有了回大陆瞅瞅的念头。
不过，他那时候走了叛党的路子，以前的战友们还会不会接纳他呢？
犹豫之时，包惠僧打算先探探路，于是就给以往交情挺好的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看能不能得到他的谅解。
北京政府周总理恩来先生：您和各位同仁历经二十多年艰难拼搏，才有了今天的局面，真是让人敬佩又欣慰。希望接下来能用胜利来赢得和平，再用和平让百姓过上新生活，惩罚恶人，让天下都充满仁爱。我在南方时刻盼望着与您相见，心情急切。只要有机会，我定会搭乘便船前来拜访求教。弟包惠僧敬上。
信发出去以后，包惠僧心里七上八下的，老往邮局跑，一天得去好几趟，就问邮局的人有没有他的信。
在北京那头，周总理接到信后，可真是左右为难，心里既高兴又犯愁。
让人开心的是，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又听到了以前战友的消息，他说他还想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让人头疼的是，包惠僧以前走错了路，但现在他醒悟过来了，大家还会不会接纳他呢？我到底要不要给他个回应呢？
关于这事儿，周总理没了主意，就直接去找了毛主席，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毛主席看完那封信，好一会儿都没说话，估摸着这时候他心里头跟周总理一样，五味杂陈，啥滋味都有。
过了好一阵子，这位了不起的领导人终于叹了口气，跟周恩来说：“你要是想回来，也行，不过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听到这话，周恩来赶紧追问：“那得是啥要求啊？”
毛主席揉了揉太阳穴，认真地说道：“他回来以后，得拿出真本事，给党和人民一个实实在在的答复！”
得到毛主席点头后，周恩来立马回到西花厅，迅速起草了一封回信，催他快点来北京见个面。
包惠僧拖家带口抵达北京那会儿，周恩来、董必武这些老朋友都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当天晚上，欢迎宴会上，董必武忍不住唠叨起来：“你那时候跑去国民党那边当官，是不是就把我们这些老伙计给忘了？”
说完之后，包惠僧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没一会儿，他就把杯子里的酒一口气喝干了，然后不好意思地垂下了脑袋。
想到以前干的那些事儿，他心里头真是惭愧得要命。本想开口说点什么，可到了嘴边，愣是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就在场面有点僵的时候，周恩来站了起来，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帮他打圆场：“大家也是出于对你的关心嘛，到北京后感觉咋样？这些饭菜还吃得惯不？”
包惠僧满怀感激地瞅了瞅周总理，然后乐呵呵地说：“恩来，北京真不错，这些菜肴也挺美味……”
接着，周恩来很诚恳地说：“以前的事儿，你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也不能全怪你，咱们就让它翻篇吧。以后啊，只要你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还是可以得到大家谅解的。”
随后，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同意你回到队伍里的要求，不管啥时候，心里都得装着老百姓！”
听完这真诚的话语，包惠僧使劲地点了点头。
后来，包惠僧先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所进修了一阵子。学业完成后，他就开始在内务部研究院工作，还成了国务院的参事。
毛主席提的那个要求，他一直牢牢记在心里，算是给自己以前犯的错找个补救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