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就是当大家伙儿都用“结构主义”那套思路，想去彻底搞明白“胡风集团”这个历史谜团时，这里面有一个人却已经跑到“后结构主义”或者叫“解构主义”那边去了。他直接说，“胡风集团”这事儿啊，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亲身经历了历史的起起伏伏，文艺理论专家何满子一直坚称：“胡风集团”其实只是个虚构的概念，说白了，就是某个政治时机让大家都这么说，最后就传成了真的，跟秋风扫落叶一样，事情就这么定了。说起来，“胡风集团”就是大家传着传着，就当真了。后来，有人站出来，像个大佬一样，把他们“整合”到一起，公开宣布这个“集团”的存在。结果呢，连那些被说成是“集团成员”的人，自己也觉得真是那么回事，觉得自己就是这个集团的一份子了。这就像笛卡尔那句话，你一想，你就觉得自己存在了。
1955年5月份，何满子还有贾植芳、耿庸这些上海被认为是“胡风派”的人，一块儿被抓进了牢房。
要是碰到用政治法律这些国家强权手段来处理文学思想和作家关系的情况，这位被人叫做“江湖散人”的作家，要怎么去应对那些“拉帮结派”的复杂局面呢？
他对往事的回想是这样的：
头一回审问，还有后面几次审问的重点，都是想弄清楚胡风他们是不是一个反革命团伙，而我呢，到底是不是这个团伙里的一员。我直接就说了，胡风有没有团伙，这团伙到底是不是反革命的，我心里没底，说不清楚；至于我自己，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个团伙，那当然也就不可能加入进去了。
在这场审问和辩解里，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学术观点的分歧到底算不算政治问题，对党员领导的不同意见就等于反党吗，还有，对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的看法不同，就等于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吗？我觉得不是，但他却坚持说是。一开始，审问的人可能是一个、两个或者三个，他们态度还算可以，让人有机会说话，有时候还会递根烟过来。但慢慢地，情况就变了，他们开始训斥，拍桌子，硬要我认罪，再也不讲道理了。
这三天里，我被换了好几个牢房，一会儿听到贾植芳的大声嚷嚷，一会儿又听到李正廉那战战兢兢的声音。跟那个以前做过公安师副师长的人待久了……他跟我说，你得顺着审讯员的意思去认罪，要不然你的案子就永远拖下去了。你要是不认罪，那不就是说审讯员搞错了？这哪儿成啊！反正啊，你得先认罪，然后再慢慢说事情，让事情本身来证明一切。
我就这样做了。反正我又没干啥亏心事，干脆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经历过的事儿，不管大小，都当成错误来坦白。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审讯员的态度明显好多了。虽然他每次都提醒我：“你落后了，你的朋友已经把什么都说了。你得快点，争取主动。”但我心里有数，只要不瞎编，他们也没啥能冤枉我的。我坚信，老贾和老耿肯定也常听到这样的话。
对胡风和他的伙伴们而言，“胡风集团”这事儿就像是历史故意搞的恶作剧。这恶作剧背后到底藏着啥呢？
“搞笑”这事，说白了就是逗乐的人和被逗的人那点事儿。
被开玩笑的那个人，何满子自己说：“像曾卓、鲁藜、绿原、牛汉、路翎、冀汸、徐放、彭燕郊，还有谢韬和卢玉夫妇、孙钿、何剑熏、化铁、欧阳庄、罗飞这些曾经的‘同伙’，有的我只跟他们通过信，有的就只是个名字熟。直到1979年以后，我们才陆续见了面。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好像有种说不出的默契，一见面就觉得他们是靠得住的朋友。1986年1月，我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见到的那些‘分子’里，有五六个我还是头一回见，但一聊起来就特别合得来，感觉我们天生就该凑一块儿。”（何满子《聊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事，和我这小人物的经历》）
有人曾打趣说：“党外没党，那就是皇帝想法；党内没派，那就啥怪事都有了。”你有没有想过，在20世纪咱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那些大变动里，出现了多少“党”、多少“派”、多少“集团”，它们最后都咋样了？它们之间那些复杂关系，最后都是啥结果？这里面有多少是空的？多少是真的？多少还在？多少没了？多少快不行了？多少又快要冒头了？
虽然何满子先生不认可那个被称作“胡风集团”的说法，但它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段时间。而且，“这事儿重要不在于我们这些人，而是那个悲剧事件本身，它得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头号大事件”。
在这个历史时刻，主角胡风曾是日本共产党的一员，在国内他还被人们称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一生中多次得到入党的邀请，但最终并没有真正加入党组织，就像他的导师和战友鲁迅，一直选择作为党的“同行者”。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成为那个大部分“核心人物”都是党员的“胡风圈子”的领头人。
就这样，一个原本自由生长、自然而然形成的广泛文学风格，被政治力量强行打上“反党”、“反革命”的标签，变成了一种被高度夸大的集团，简直是“杀小鸡”用了“大刀”。这历史的残酷讽刺一再告诉我们：对付小鸡，难道真需要一直挥舞大刀吗？
说回重点，咱们用通俗易懂的说法来总结，就像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可能会讲的那样：“胡风集团”就好比空气里的幻影，根本不存在。不管你是答不上来，还是说不清楚，反正大家总能给自己找个理由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