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权力学原理看大明丞相李善长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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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黄大拿

洪武四年，朱元璋创建大明帝国不久，朱元璋的儿女亲家、开国丞相李善长向皇帝申请退休，理由是身体不好难当重任。

这一年，李善长58岁。按照常理，58岁本是政坛角逐的黄金年龄。自称身体不好的李善长最后活到了77岁，而且如果不是有人不想让他再活下去，77岁的李大人要再享一段荣华富贵,看样子也没有任何问题。

显然，58岁的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所谓身体不好只是一句托词。

在权力的巅峰主动求退，需要非同一般的大智慧。李善长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对他及其家族而言，一场灭顶之灾，却不是他主观上想躲就躲得过去的。

一

猜中了朱元璋，上对了“锦囊”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和后来也做过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按照《明史》的记载，这个人“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

《明史》此处的用词值得玩味。“少读书”，是说他受过一些基础的教育，而这种教育肯定是儒家的，又说他“习法家言”，即表明李善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儒生，那种儒生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常常认为天地间有他这一号人物，就是来“上致君于尧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爱“习法家言”的人则往往世俗的多了，他们热衷于仕宦和富贵，并且为达目的常常不惜手段。

从史实看，李善长的确就是乱世中一个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计谋和手腕，希望以此换得功名利禄，并荫及子孙，而儒生常有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头脑中，是相当稀薄的。

在李善长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口袋里装着“锦囊”的策士的面目。

朱元璋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天下，他回答说：“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汉高祖刘邦学习，刘邦同样是一介草民，但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仅仅五年，便成就了帝业。您是濠（今凤阳）人，距汉高祖的老家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就应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刘邦，天下一定是您的。”

李善长是不是真的特别关心乱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质疑的，在我看来，他口袋里装着的肯定不止一个锦囊，他之所以打开“不嗜杀人”这个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准了这个锦囊很对面前这位雄心勃勃，一心要夺取天下的主子的脾胃。

朱元璋果然大喜，让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为参谋、预机画”是做智囊，“主馈饷”是负责后勤补给，如果知道汉代萧何就是靠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第一功，荣升丞相，当能明白，李善长对朱元璋夺天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李善长的这种重要作用，是得到了朱元璋认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一时无两。

二

李善长全家被杀，参与谋反实为裁赃

对比李善长在明初的风光，其谢幕的场景就尤其令人惊诧了。

洪武二十三年，在残酷的所谓胡惟庸谋反案稍稍平息之后，原本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李善长被人告发与胡案有关，除了李善长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余人被株连至死；唯一幸存的，他的儿子李祺，因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是驸马，总算被赐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起被发配，李祺的两个儿子（应该尚属少年），实际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孙，也因为沾公主的光，才没有受这个惨案的牵连。

李善长全家被杀，表面原因是牵涉进了胡惟庸的谋反案。但这一点极为蹊跷。

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脑袋早已“搬家”多年，突然有人跑出来，揭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实为胡党”，此时圣恩仍如雨露，说“免死吧”。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为一个犯罪的亲戚叫丁斌的求情，不知何故，一件鸡毛大的小事居然闹到了朱元璋那里，皇帝下令审讯。而这个丁斌过去曾在李善长家服务，很奇怪，他没有就事论事，交待故李丞相是怎样为他请托免罪的，却直往心惊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长家族与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义父子，拷讯之下，总算拿到了最有“价值”的内容。

按《明史》记载，李存义父子是这样供认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亲家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起初大惊，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去劝诱，说事成之后当封其为王，善长“不许，然颇心动”。后来胡惟庸亲自出马，善长“犹不许”。过了一段，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说兄长，李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仅此似乎还不足定案，很快，在李善长家的几个奴仆，也纷纷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的阴谋。“大逆不道”的罪名终于成立。

有意思的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老谱，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二十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

异代论史，现在可以判定此案纯属栽赃。

李善长当年冒万死，才有了后来他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经是勋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儿子当了驸马，亲戚都当了大官，一个做臣子的到了这一步已是顶点。如果他像别人指控的那样，辅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过仍是勋臣第一，能超过他现在已得到的一切吗？何况，李善长又不是小孩子，他难道不知，取天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乱中，起来争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飞烟灭了吗？这些李善长当年都曾目睹和亲历，他怎么可能在即将“翘辫子”的高年，却非要去冒这种危险？

再看李存义父子的供词。不能不承认，主持这个案子的是一个深文周纳的“办案高手”。如果在这个供词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李善长：要谋反的胡惟庸一开始游说他，许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动，甚至跃跃欲试，那会给观者怎样的感觉？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长这样已经得到太多特权享尽荣华又老于世故的人，在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上，哪会像一个毛孩子这样轻率呢？

于是，我们看到，供词中的李善长是再三再四拒绝参加谋反的，只不过，这种“拒绝”显得不太坚决和果断，临到最后，甚至还有一点欲拒还迎的意思。这样一副面目的李善长，相对而言就“可信”多了，坐以“谋反”的罪名也就不那么让人生疑了。

然而，朱元璋漏算的是，这种供词看上去表面越完美，其实越容易让人生疑，因为“做”的意味也就更浓厚，有一点现代审讯经验的人对此当不难理解。

三

“别离我太近”：权力学的一条原理

朱元璋为什么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

这就要说到权力学的一条原理。根据权力学原则，最高统治者与属下之间需要一个权力空白区，这时最高统治者在心理上才会感到安全，宋太祖赵匡胤的一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堪称这条原理最形象的阐释。

“别离我太近”，因为“太近”，别人总担心你会不会轻易跨过那条太短的距离，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则生疑，生疑则要吃人。而作为明太祖同乡、故友、勋臣、亲家的李丞相，幸乎不幸乎，就是这个离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发迹史，李善长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李善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明朝官僚中淮西集团首领的李善长，故旧戚党满布朝堂，势力盘根错结；……

这样一个李善长，能让那个虽然在他前面，但离他只有一箭之遥的人放心吗？何况，这个人是朱元璋？

有人会说，李善长和那个信国公汤和一样，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吗？他还有什么会惹朱元璋疑虑？对此，明末顾起元分析得甚好，他认为汤和此人本来就是个忠厚人，其谦退只会让朱元璋高兴，而不会产生怀疑，而李善长就不同了，他是以谋略起家的，所以，他的谦退，只会被认为是老谋深算者的一时韬晦之计，越这样，越让人不放心。

顾起元分析得很对，除此之外，我觉得，李善长与汤和的退休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汤和是一退全退，代表着他从政坛上的完全隐退，而李善长不一样，他即使从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响还是一目了然

《明史》叙述朱元璋和李善长关系演变时使用的是这样一些句子：“帝始稍厌之”，“帝衔之”，“帝怒”，……可以清楚看出，在很早的时候，在李善长家族还有着表面风光的时候，杀机就在他头顶盘旋。

只不过，皇帝也是人，他在杀心盈怀的时候，可能难免想起了当年的患难与共，想起了这个人的种种功劳和苦劳，更可能还有很多的现实考量。毕竟，杀开国第一文臣、宰相，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许正是拖了这么久，直到李善长77岁，朱元璋才下定决心的原因。虐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降落到了人间……

知道韬晦避祸、激流勇退的李善长也落了个身首异处，明朝权力场就是个高危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