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有着数不清的默契与潜规则。
中国古代有言：“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在现代战场上，空中对抗中也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飞行员若跳伞，敌军不得开火。
此言所指的“飞行员”与“伞兵”截然不同。
伞兵，乃是专责空降的士兵，降落后即入敌阵。
而飞行员则是空中作战的主力，非不得已，绝不舍弃座驾。
飞行员跳伞，多为生死抉择。
此时，敌方若敢开枪，便违背了这一条不言而喻的潜规则。
你可以射击跳伞的伞兵，但不能射击带着降落伞的飞行员，为什么？
一战打光了欧洲贵族
《日内瓦公约》规定了战争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在面对空中战斗时，它更显得弥足珍贵。
它明确表示，战场上从遇难飞机上跳伞降落的任何人员,在其降落中,均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
因为放下武器即意味着放下敌对意图，飞行员丢弃了座驾，他的战斗便宣告结束，他的武器也随之丢失，便不再是战斗力的象征。
敌军无权追击这位已经放下武器的飞行员；如果他们被俘，敌方仅能根据条约将其关押，而不是采取任何不人道的刑罚。
然而，伞兵则不同。
他们本就是战场上的一员，肩负着进攻任务的特殊兵种，跳伞后仍然是敌人的直接威胁。
“不击杀跳伞的飞行员”这一说法，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中战斗。
这场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冲突，早期的航空战况，无疑是战史的一大空白。
飞机作为当时新兴的武器，在初登战场时，虽显得粗糙不堪，却携带着改变战争格局的巨大潜力。
当时的飞行器远不如今日的精准与稳健，飞机座舱甚至没有基本的遮蔽结构，飞行员几乎毫无防护可言。
1911年11月1日，意土战争期间，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加波底少尉，展开了人类史上第一次空中轰炸行动。
四枚手榴弹被放置在简陋的皮袋中，在约180米的高空，飞行员将引信一一拧开，投入下方的土耳其军营。
结果，只有一枚手榴弹成功落入敌军阵地，但并未造成伤亡，军事意义几乎为零。
但是作为空战历史的起点，这标志着飞机首次被用于敌后轰炸，成为日后空中战斗发展的一个重要符号。
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这一新型武器，已经在战场上发挥了三年的作用。
当时的各国将领，仍对空战的真正价值认知不足。
飞机在他们眼中，仍然仅仅是执行侦察任务的工具。
侦察机的最大优势，便是能迅速穿越敌方阵地，带回关键信息，节省了大量的兵员与时间。
甚至有些将军初时不敢相信，飞机能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多是因为对新型武器的恐惧与不适应。
随着战局的变化，各国才渐渐认识到，阻止敌机进行侦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于是，防空力量应运而生，各国开始在侦察机上加装各种武器，初期的武器却显得极其滑稽。
渔网、手枪、甚至砖头和扳手，成为了早期飞行员的“武器库”。
飞行员驾驶着飞机，飞行在敌阵上空，试图通过投掷物件，击落敌机。
虽然这种行为如今看起来充满荒谬感，但它却是当时空中对抗的真实写照。
但是，随着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机枪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装上了飞机，由武装后的侦察机发展而来的专用的战斗机——当时还叫驱逐机——应运而生。
于是空战开始变得十分激烈而血腥。
所以有人说：“一战，打光了欧洲贵族。”
当时的飞机，仍是稀罕之物，能够成为飞行员的人，大多来自贵族家庭。
正因为这样，飞行员的身份与战场上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贵族子弟，一方面继承了家族的血脉与荣光，另一方面，也承载着他们无法逃避的死亡命运。
贵族有一种自觉的传统，那就是冲锋在前，英勇无畏。
英国的世袭贵族，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率高达20%，几乎是普通士兵的两倍。
很多贵族家族的后代，甚至因此走向了断绝血脉的命运。
阵亡名单上，不乏上院贵族和从男爵家族的成员。
作为贵族，他们秉持着一种古老的骑士精神——即便是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也不愿对“失去武器的骑士”发动攻击。
这个信念，让他们在战争的初期表现得英勇果敢，甚至不惜身先士卒。
到后来很多人也不愿意对跳伞的飞行员下死手。
然而，那时候的飞行员死亡率还是很高。
因为一战的飞行员，尽管配备了降落伞，但逃生的机率仍旧微乎其微。
对于飞行员来说，弃机逃生并非简单的事情。
飞行员必须首先打开座舱盖，在高空中爬出座舱，跳离机身，并在短短几秒钟内拉开降落伞。
事实上，大多数飞行员在这一过程中无法成功生还。
飞行器的高速、高姿态飞行，使得传统的逃生方式几乎无效。
时间的紧迫，使得生还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能够跳伞成功的飞行员，已是万分幸运。
即便有少数幸运者成功逃生，降落时的命运却依然无法预料。
倘若飞行员的降落地点恰好落入敌军阵地，那地面部队才不会遵守些什么规则。
敌人并不会因为你曾是贵族飞行员而手下留情。
少部分仁慈的士兵或许会将其视为战俘，进行拘押，但更多的敌军士兵，会毫不犹豫地举枪将其击毙。
二战更加残酷
二战时期，弹射救生装置虽应运而生，然战场上骑士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唯有仇恨蔓延。
战火纷飞之际，跳伞飞行员屡遭射杀，日本飞行员在此方面尤为残忍，手段极端。
即便跳伞飞行员幸免于死，但若被俘，亦难逃极端对待，或直接处决。
1942年4月18日，美军为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亦为震慑日本军民，由杜立特上校率领的轰炸机群，针对日本东京、神户、大阪等重要城市展开轰炸行动。
绝大多数美军飞行员完成任务后迫降中国大陆，然仍有八人被日军捕获。
同年10月，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军事法庭处决了三名俘虏，另五名遭受不同程度的虐待，导致一人在狱中去世。
在杜立特空袭之后，日本军方对“跳伞飞行员不攻击”的规则早已弃之不用，反而发展出严禁自家飞行员跳伞的政策。
许多飞行员被迫捆绑在座位上，无法逃生。
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末期，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精锐力量已被消耗殆尽，优秀飞行员的损失使得新飞行员的作战水平大幅下降，投下的炸弹命中美军战舰的几率极低。
为挽救战局，日本海军采取了极端措施，发动自杀式攻击，命令飞行员驾驶装有炸药的飞机冲向敌舰。
这些飞机，无论性能多么落后，均被改装为自杀武器，成为“神风特攻队”的前身。
当时，日军拥有充足的降落伞资源，但为了减轻飞机重量，提高操纵灵活性，飞行员普遍不携带降落伞。
到了后期，如所罗门、瓜岛与莱特湾海战，日本的航空精锐几近耗尽，新进的飞行员为了表忠心，再次被要求不携带降落伞。
最终，日军彻底放弃了飞行员的逃生权，组织“神风突击队”进行无条件自杀式袭击，确保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绝不留有后路。
空降兵比飞行员还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攻击跳伞飞行员”的规则虽未被广泛遵守，但各国总体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面的”坚持了这一原则。
空降兵就享有不了同样的待遇了。
相比耗费大量兵力在后方执行肃清任务，攻击正在空降中的部队显然更为高效。
空降兵的渗透和破坏力巨大，没有任何部队会“仁慈”地等待他们完成空降。
二战期间，空降作战累计超过一百次，其中九成属于团以下的小规模行动。
这些小规模空降行动，无论是战争初期的战略突袭夺取关键据点，还是中期的垂直进攻与破袭，乃至后期的远程营救，几乎全部取得了成功。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灵活部署和迅速打击，极大地扰乱了敌方的防线和后勤。
相比之下，大规模空降战役在二战中仅有九次，其中七次以失败告终，唯有两次英美盟军在战争后期的辅助性空降行动获得了成功。
这些大规模行动之所以大多失败，原因在于协调难度大、敌方防御严密以及后勤保障不足。
所以空降兵的伤亡率非常非常高。
只有在战争后期，随着盟军空中力量的增强和战术的成熟，才有少数成功的案例得以实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敌军的恶意打击，盟军空降兵还频频遭遇友军的误伤，这一现象令人匪夷所思。
尤其是在西西里岛空降战役中，盟军损失惨重，70%的人员与装备损失竟然源自己方部队的误击。
英军空降兵在作战计划临时变更后，未能及时通知海军，导致机群在飞越己方舰队上空时，被误认为敌机，遭到猛烈射击。
同样，美军空降编队在飞越友军舰队时，也未能避免“友好射击”的命运。
强大的防空火力将毫无戒备的机群打得七零八落，23架飞机被击落，37架受损，6架迷航返回，剩余的70架飞机队形紊乱，慌乱中投下伞兵。
降落后的美军伞兵在惊魂未定之际，竟然遭到自己登陆部队的猛烈射击，导致2000人的队伍中仅有400余人成功抵达目的地，四分之三的兵力在自相残杀中报销。
这种严重的误击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更严重打击了士气，使得美军空降兵不得不撤离前线，进行紧急休整。
《日内瓦公约》之所以明确规定，从坠毁飞机上跳伞降落的任何人员，在其降落过程中不应成为攻击对象，缘由在于：战机一旦中弹坠毁，飞行员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跳伞逃生。
此时，活捉飞行员已是必然之举，无需将失去战斗力的飞行员彻底消灭。
这也是为了减少战争中的不必要杀戮，维护基本的战场伦理。
但在战场上，尤其是二战那样极端情况下，敌我双方的情感与仇恨，远远超过了对于条约的尊重。
现代社会，在全球人道主义观念日益深化的今天，士兵的素质与人道主义教育也得到了大幅提升，飞行员不杀跳伞飞行员的做法仍然存在并得到了广泛遵守。
但即便如此，依旧有些国家与阵营，因其独特的战略文化与战争哲学，依旧坚持“以绝后患”的过激行为。
参考资料：二战空降史教给了我们什么？戴旭
《东京审判 为了世界和平》 程兆奇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