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统治者——戴克里先。

在他的统治时期，戴克里先推翻罗马帝国的元首制度，随后确立了罗马的君主制度、共治制度，还完善了官僚体制。

尽管戴克里先的铁腕政策，充满了统治者的朝气，但历史上却将戴里克先的统治，作为古罗马进入夕阳时期的标志。

无论如何，作为闪光耀眼的帝国统治者，戴里克先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值得我们回味。

在过去两百年里，古罗马帝国奉行着元首制。它曾是古罗马政治体系中的辉煌。但从没有不落山的太阳，也没有任何制度，能够永远适合一个国家。

二世纪时的罗马，长时间经历军事战乱，军队在乱世中，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各系军队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各自拥立能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元首。

因此，这一时期的罗马，甚至拥有多位元首。

正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戴克里先身负历史的使命，成功结束了混战。

为了使罗马帝国和平稳定，戴克里先决定，直接为元首制度画上句号，同时选择君主制作为罗马帝国新的政治制度。

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不再由民众选举产生，整个国家的统治者都迎合着“君权神授”的思想。

戴里克先通过宗教和礼仪，不断强化他作为“众神之父”的形象。他不仅身着黄金、真丝、宝石等奢侈品，还规定普通臣民需要和他保持距离。

此时的宗教，已然成为戴里克先强化君主专制的工具。他决心复兴罗马传统宗教，以宗教的权威，赋予自身无上的权力，而军队与元老院的权力并不来自于神。只有他作为神的化身，具有最正统、最权威的统治权力。

但元首制度带来的元首崇拜根深蒂固，戴克里先仍然被子民们尊称为“奥古斯都”。而奥古斯都正是元首制度的第一代确立者。

实际上，与其说是戴克里先确立了君主制，不如说是历史确立了君主制。元首制度在罗马帝国的发展中，呈现出君主制的端倪。

最开始，罗马的统治者只称自己为“元首”和“第一公民”。逐渐地，统治者们甚至修建自己的神像、神庙。

元首奥勒良，甚至将所有罗马人看作他的臣民，自己则是高贵的太阳神的化身。

与最初的“第一公民”相比，统治者自称“神的化身”，渗透出君主高高在上的气息。除此之外，他还将君主的头衔刻在货币上。这样高调的作风，无不演奏出君主制度确立的前奏。

在集权的同时，戴克里先的政治改革中，也透露出分权的思想，“四帝共治”模式就是很好的例子。

涅尔瓦时期也曾出现过“共治”的影子。但当时的罗马帝国内忧外患，不仅行政体系不健全，还面临着外族的入侵。因此，罗马帝国的第一次共治以失败告终。

三世纪时，由于混乱的局势，共治现象更加频繁。而共治的元首，大部分以血缘为纽带，少部分是名义上的家人。

共治现象出现的原因十分值得探究。一般而言，没有统治者愿意分享自己的权力。但罗马帝国旷阔的统治面积，促使共治现象产生。

在信息交通不便利，且统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统治者无法掌握整个帝国的信息。为了帝国总体的利益，统治者不得不让度权力，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

但共治只是罗马帝国的一种浮于表面的解决对策，其并未解决古罗马信息不便利与制度漏洞的根本问题。因此，罗马帝国最终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国家。

历史上“两君共治”，为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奠定了基础。“四帝”分别是马克西姆阿努斯、康斯坦提乌斯、伽勒里乌斯与戴克里先。他们分管帝国的四个区域，但四帝地位并不平等，戴克里先仍然是其中的领导者。

由于各元大将都获得了某地区的最高权力，且位居不同的中心地，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分权制度，也降低臣子夺权篡位的可能性。

君主制度确立后，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机构不断壮大。有的官僚机构甚至承担起曾经属于元首的责任。

出于对过分壮大的元老院的忌惮，戴克里先彻底剥夺元老院的权力，转而建立新的官僚机构代行元老院的职权。

与无数朝代相同，戴克里先利用新成立的官僚机构，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从而集中权力。

戴克里先借用共和制的官职构建新的中央体系，近卫军长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近卫军长官作为首要行政官员，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甚至可以说，近卫军长官是古罗马帝国的摄政。

一般而言，国家的军权、行政权会分而管之，以此防止官员权力过大危险君王。但近卫军长官不仅拥有这两项权力，甚至还拥有一锤定音的最高审判权和财政权。

对于地方，戴克里先实施行省制度。三世纪的战乱，打乱了行省制度的排布，整个国家处于悬崖边缘。

戴克里先针对这一现象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统一领导地方政府，由君主亲自任命重要地方官员，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

戴克里先时期的政治制度，都具有巨大的争议性。

君主制度既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又明目张胆地，打破了曾经较为平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

者的关系；四帝共治带给罗马帝国短暂的和平，但后期出现了更加惨烈的战争；官僚机构的完善，同时伴随着冗杂与腐朽……事物的矛盾性在戴克里先的改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不论如何，戴克里先的改革，给罗马帝国注入新的血液，为这棵参天大树增添了新的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