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1811年7月24日－1865年5月18日）是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蒙古族人。他是清朝晚期重要的军事将领，成吉思汗胞弟拙赤合撒儿第二十六代孙，扎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济与庄敬和硕公主的嗣子。

僧格林沁于道光五年（1825年）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被道光皇帝选为索特纳木多布济的嗣子，从此，他从一个放牧的穷小子变成了蒙古郡王。袭封扎萨克多罗郡王，入为御前行走。

道光三十年官至“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职，并受道光皇帝顾命，成为咸丰皇帝的辅佐大臣之一。他历任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后扈大臣、总理行营大臣等要职。

咸丰三年（1853年），僧格林沁授参赞大臣，督兵抵御太平军北伐，将其击溃，俘虏主帅林凤祥、李开芳，晋封扎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御前大臣兼钦差大臣主持天津海防，并亲率蒙古骑兵及八旗军驻防大沽口。

然而在咸丰九年（1859年），他在大沽口之战中遭受挫败。此战之后，清廷授权僧格林沁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他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败捻军，并在鄂东霍山黑石流收降捻军十几万人，清军也损失惨重。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僧格林沁以御前大臣兼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天津海防，并亲自率领蒙古骑兵及八旗军驻防大沽口。他在大沽口之战中成功地挫败了英法联军，甚至重伤了英军海军司令何伯。然而，随后的大沽和天津失守，以及八里桥之战的失败，让僧格林沁被销职。

咸丰十年（1860年），由于在镇压捻军方面表现出色，僧格林沁被重新授予御前大臣和亲王的头衔。

同治四年（1865年），捻军整编，增强战斗力，重创清兵。同年四月，僧格林沁率万余清兵追击捻军赖文光、张崇禹部，在山东曹州菏泽县高楼寨陷入捻军伏击包围圈，全军覆没。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战死。

在咸丰同治年间，僧格林沁参与了多场重要战役。

第一次大沽口保卫战：咸丰八年，英法联军进犯大沽口，僧格林沁率军防守，击沉英军炮艇4艘，击伤6艘，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这是自1840年外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为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立下了功勋。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退守京畿八里桥的僧格林沁率所部1万蒙古骑兵，与侵略者再次展开激战。八里桥一战，僧格林沁冒着枪林弹雨和忠勇的士兵一道拼死杀敌。但这一次，僧格林沁败了，马刀没有拼过洋枪，北京沦陷，圆明园也被一把火焚毁。僧格林沁被革职。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第三次大沽口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发生在1860年，战后大沽口完全遭到了英法联军的控制。参战方有大清、英国、法国，最后英法联军获得了胜利。

在大沽口之战中，僧格林沁指挥军队采取了正确的战术和策略，成功地防守了清军阵地。他首先在战前积极备战，调集了京城和蒙古的援兵，分成六个营分别驻守六座炮台，并专门调派四千名京营士兵由他亲自指挥负责增援和守备周边炮台。此外，他还吸取上次战争的经验，在沙堤之外额外设置了一道拦河装置。

在战斗过程中，僧格林沁沉稳应对，正确地运用战术。当英法联军的舰艇开进大沽口炮台的有效供给范围后，他才下令开炮，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了大沽口炮台的作用。同时，他还设置了奖励制度，宣布以抬枪和鸟枪的熟练程度作为领取赏钱的标准，炮火能准确击中目标的和能够藏身水下的额外给予奖励。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清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据记载，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清军炮手的命中率已经从“中准两炮”上升到“中准六炮”，准确程度大大提高。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大沽口炮台的防御能力，使得这座中国北方的水上防御重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太平天国北伐：1853年至1855年，僧格林沁在太平天国北伐中击溃太平天国北伐军，化解京师危机。

在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占并定都南京，与清政府形成南北对垒之势。僧格林沁奉命督办河南军务，扼守黄河，以阻击北伐军北上。他采取坚壁清野、挖壕筑垒、清查保甲等措施，积极布防，使得北伐军在河南境内无法立足。

此外，僧格林沁还率领清军在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对北伐军进行围追堵截，多次击溃北伐军，并最终在咸丰五年（1855年）将林凤祥俘获。这一胜利对清政府来说意义重大，它打破了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战略部署，稳定了清朝的北方局势

僧格林沁作为晚清满蒙统治集团少有的最能打的将军，在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被后世称为马背上的王爷、满清帝国最后的武士，被称为“国之柱石” 。

然而，1865年，他在奉命剿灭捻军时，在山东曹州高楼寨中伏遇害身亡，他的忠诚和勇敢精神仍为后世所称颂，同治四年（1865年）被绘入紫光阁。同治帝与两宫太后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