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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妍妍
编辑|妍妍

杨度的一生看似“杂乱无章”,从科举入仕到维新求变,从支持帝制到皈依佛门,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但他的内心却一直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救国救民”。
尽管如此,他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报国”的机会,像是命运捉弄,让他的理想始终无法实现。
那么,杨度为什么“报国无门”?是因为他所做的事并不被时局接纳,还是他的方式和理念本身就与当时的权力结构背道而驰?

从乡野走向仕途
1875年,杨度出生在一个军官家庭。他的爷爷是正四品都司,本该过着优渥的生活。可命运弄人,十岁那年父亲离世,不得不过继给伯父抚养。
在伯父家的日子里,年少的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钻研四书五经,即便是在寒冬腊月,也坚持在油灯下苦读到深夜。
乡邻们都说,这孩子从小就与众不同,总是把目光投向远方。他不仅仅是在死记硬背,而是善于思考和质疑。

有一次,他向当地的老秀才提出了关于《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独特见解,让这位饱学之士也为之赞叹。
这段经历没有打垮年少的杨度,反而磨练了他的意志。17岁考取秀才,18岁中举人,这样的成就放在当时堪称天才少年。
杨度的求学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家境困难,他曾经靠着帮富家子弟抄写考题换取纸墨。

寒来暑往,他始终保持着刻苦钻研的精神。在准备举人考试期间,他甚至把自己关在祠堂里闭门苦读三个月,直到考试前夕才出关。
清朝末年,国势日衰,列强环伺。少年杨度目睹国家积贫积弱,心中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21岁时,名震一时的文学家王闿运亲自登门拜访,要收他为徒。这位饱读诗书的大家不仅教授他古典文献,更重要的是引导他关注现实。

通过王闿运的介绍,杨度开始接触到一些新派人物的著作,这些思想的碰撞让他逐渐意识到,光靠科举功名已经不足以救国。
在与王闿运的深入交往中,杨度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不能只做书呆子,还要有经世致用的抱负。

留学归来显身手
27岁时,杨度不顾恩师劝阻,毅然决定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求学期间,杨度的生活并不轻松。他租住在东京郊区一间狭小的阁楼里,靠着微薄的家乡汇款艰难度日。但这种困境并没有影响他对新知识的渴求。
他不仅刻苦学习日语,还广泛阅读西方政治理论著作。在图书馆里,他常常一坐就是整天,直到闭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通过与日本学者的交流,杨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不能照搬照抄。
在《游学译编》的编辑工作中,他特别注重选译那些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希望为中国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
1906年,杨度主编《中国新报》,在这期间,杨度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

他四处奔走,联络各方人士,为报纸筹集资金。他的文章笔锋犀利,常常直指时弊,但又不失建设性。
《金铁主义说》的发表,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人称赞他思想深刻,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激进。面对质疑,他始终保持着理性和克制,用事实和逻辑来回应批评。
凭借渊博的学识,他被朝廷任命为高级"讲师",为王公大臣讲授宪法知识。在他看来,这是实现理想的最佳途径。

押宝袁世凯
与袁世凯的结识,成为杨度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认定袁世凯就是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非凡人物"。
当清廷要诛杀袁世凯时,杨度冒着生命危险拒绝起草诏书。这份知遇之情,让他成为了袁世凯的铁杆支持者。

杨度支持袁世凯的决定,源于他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深入思考。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民主基础薄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来推动改革。
他曾经多次在私人场合表示,袁世凯具备"勇猛精进"的性格特征,最适合担当这个重任。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次年,他谋求称帝,杨度更是大力支持,认为这是稳定国家的唯一出路。

在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杨度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他不仅失去了社会声望,连最亲密的家人也对他的选择表示不解。
有一次,他的三弟泪流满面地质问他:"为何要支持称帝?"面对质疑,杨度只是沉默不语,仿佛一切早已注定。
1916年,袁世凯驾崩,临终前的一句"杨度误我",将他推向了人生的低谷。

在袁世凯垮台后,杨度经历了一段极度痛苦的自我反思期。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日翻阅历史书籍,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个人的政治判断往往会受到时代局限的影响。他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

出家遁世再出山
袁世凯死后,杨度选择了遁入空门。在杭州灵隐寺剃度,取法号"悟觉"。
在寺院的日子里,他不仅诵经礼佛,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人生和国家的命运。通过研习佛经,他逐渐放下了过去的执着,开始用更包容的心态看待政治变革。
1922年,孙中山邀请他担任特使,处理一场棘手的政治危机。这一经历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随即加入了国民党。

在担任孙中山特使期间,杨度善于化解矛盾,常常能在看似无解的争端中找到突破口。
有一次,他仅用三天时间就调解了一起持续多月的军阀纷争,赢得了各方赞誉。这些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政治改革需要智慧和耐心。
1927年,他奔走营救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政治立场。次年,他以卖诗画为掩护,在上海展开了秘密工作。

在秘密工作期间,杨度过着双重生活。白天,他是位温文尔雅的文人,与达官贵人谈诗论画;夜晚,他则化身为情报员,冒着生命危险传递重要信息。
表面上依附于杜月笙,实则为共产党收集情报,成为了一名隐蔽战线的战士。一次,他差点被特务发现,幸亏机智地用一幅字画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

最后的抉择
人生的最后阶段,54岁的杨度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接触共产党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个政党的理念与他多年来追求的救国理想不谋而合。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积极参与地下工作,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质疑他是在投机取巧。面对质疑,他选择了沉默。在他看来,救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
晚年的杨度染上了鸦片,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使在病榻上,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他常常与探望的同志讨论时局,分析形势。

有时,他会陷入深深的自责,觉得自己没能为党做更多的事情。
但周围的同志都劝他:"您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贡献。"在上海,这个见证了他人生起落的城市里,他走完了不到六十年的人生旅程。

杨度的一生就像一部近代史的缩影,充满了选择与无奈。
他不停地尝试各种救国道路,从君主立宪到袁世凯称帝,从国民党到共产党。
这些选择在当时看来或许充满争议,甚至让他背负骂名。可他依然选择前行,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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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鹏
杨度,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是帝制的狂信徒,袁世凯称帝,杨度有一半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