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gǔn]—就是那个治水的，大禹的爹。鲧被处罚犯的罪名都是我们熟悉的但是错误的。在战国到秦汉时期，出了《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两篇伪书，也就是说，这不是远古流传下来的资料，而经过清朝学者和当代学者考证认为是时人伪造的，因为里边描述的舜的事业，太广大了，完全是汉朝的模式。在《尧典》里，尧说：“四岳，谁能治水啊？”四岳说：“鲧可以。”尧说：“不合适。”四岳说：“让他试试才知道。”结果鲧治水了九年，也没有成功。舜就把他殛于羽山了。司马迁把这些也都引录到了自己的《史记》。
但，因为这是战国时人伪造的，所以鲧并没有所谓治水九年。并且也不合理，如果有问题，怎么拖了九年不调整。
《国语》中说，春秋中期的周灵王二十二年洛水泛滥，要淹毁灭王宫，周灵王想修堤坝阻水，他的太子晋就反对，说共工从前堵水，非要变化大自然既有的设置，把高山的石头取了，弄去堵水，壅防百川，堕高堙低，以害天下，老百姓都不肯帮忙，于是祸乱并起，共工氏因此灭亡。后来，鲧播其淫心（就是逞能，治水按自己的意愿来），延续共工的过错，尧于是殛之羽山。云云。但是周灵王没听他的。
那么，鲧按春秋时代的周太子的观点，犯的是“播其淫心的堵水罪”。
《国语》中又说，十七年后，子产对晋国人讲：从前鲧违背了帝的命令，被殛于羽山，化为黄能，入到了羽山下的羽渊里，所以夏商周三代人都祭祀他，现在你们国君病了，祭祀了好多神，都不管用，应该祭祀一下鲧。
则鲧犯的是“不执行命令罪”。这里的“帝”不一定是上帝，尧和舜有时候也被称为帝。同样《左传》引述了子产这段话，但是把帝改成了“尧”。
“播其淫心的堵水罪”的罪名，春秋时代的人也许基本能接受，但战国人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到了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人们已经开始修运河（吴国邗沟、魏国鸿沟），筑河堤，不觉得改变山川是“播淫心”的罪过了，而是军事和民用的需要，都是国君下达的指令。鲧的治水方法，不能被论为罪了。
所以，战国中期的屈原在《天问》中指出鲧的失败是整体组织工作没搞好。首先，他作为战国人，他对于“堵”的方式并不排斥，但对于工作模式看出了问题。于是他用问的方式提到：“鲧本来不胜任治水，众人却让他干，都说：“不怕。”（这大约是屈原看了伪书《尧典》。）那为什么不考核着他来进行呢？（这也是受了《尧典》九年治水的影响。）如果边考核边行动，不行就赶紧停止，行就能取得成功，帝怎么会惩罚他呢？结果，永遏在羽山上，一直待了三年也不释放。鲧最后着急了，向西回去，他如何能跃过那些山岩？他化做黄熊，有什么巫医能为他做到这一点？”
意思是，从人事选择到工作考核上都没搞好——这是因为《尧典》凭空编这些对话细节和九年什么的，被屈原看出不合理，太粗疏，于是觉得鲧完全承担罪责很冤屈。对于子产说的化为黄能，然后入于羽渊，屈原则表示不相信有这巫术。
屈原只是说处罚得不合理。
尧舜都是圣人，鲧没有错误，怎么能处罚他呢？于是，更晚的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则给出了鲧的罪名，说尧把天下禅让给了舜，但只叫鲧当一个诸侯。鲧就生气了，于是对尧怒道：“得天道者为天子，得地道者为三公。我是管着地的，我怎么也应该当三公。”于是他嫌给自己的官小，就用野兽犄角修了城，在外面给舜捣乱，舜召他他也不去。于是舜把抓起来，殛于羽山。
这里，鲧的罪名是造反罪。但是这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如果是犯了造反罪，前面春秋时代的子产怎么说夏商周三代还都祭祀他呢？
《山海经》（应该是战国到秦汉时人写的）又说了鲧的罪名：鲧盗窃了帝的息壤，去填灭洪水。这种土壤能自我生息繁殖，铺在地上不断增长，把水都湮干了。但是他这么做没有等待帝的命令。帝发现以后，大怒，令祝融把鲧杀死在羽郊。然后帝又让人再布土去定九州。
总之，战国人没说鲧工作方式或工作结果有问题，而是造反罪和盗窃罪。盗窃当然也是出于好心，只是违反了审批程序。这里说的“帝”，也可以指尧帝或者舜帝，不一定是上帝。
战国人说的盗窃罪不可思议，（因为息壤这种宝贝是没有的），但是息壤这种治水方法，还是接近于堵，随后帝再次叫人去“布土”，也是接近于堵，等于是对周灵王的太子说的“播其淫心，犯共工的错误”没有给予呼应。
而且各处对于鲧都是用了一个“殛”字，这个字意思比杀要广，废掉官职、杀死、流放、削弱一部分神性，似乎都可以叫殛。比如子产说帝在羽山殛完鲧，鲧就化做黄能，入到羽山下的深渊里去游泳。所以殛不等于杀。殛是一种广义的处罚的意思。譬如《尚书》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难道要把夏朝人都杀光？
屈原在《离骚》里边又说，鲧这人脾气直，好直言（跟我屈原一样），“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那就是最终还是死在羽山一带了，而且死的原因不是治水成功不成功的问题，也不是被胡乱推荐或不及时有效地考核，而是因为好直言，惹了人，被流放至死。
基于子产和屈原的话，鲧还是被流放到羽山，然后死在那里了。至于被流放的原因，则是违反帝命或好直言，而未必是因为堵水。周灵王的太子说的堵水，更是他想劝谏周灵王不要逞能、随心所欲、违背既有形势，他说鲧“播其淫心”，实际在说周灵王是心欲过度。周灵王这人确实嫌着没事，当时晋国本是诸侯的霸主，他却命齐国站起来挑战晋国的霸位（时间是王宫筑坝前几年），最终齐晋打了一场，齐国惨败，周王室此后也开始不被晋国拥戴（他儿子继位时，晋国来朝拜，连礼物都不带着），周王室日益卑落。周太子的一大段进谏，后面说的都是他逆势而动，惹乱子。
在春秋、战国不同时代，鲧的罪名都不相同，我们实在不知该怎么取舍了，但其中“九年治水不成功罪”（来自于不可靠的《尧典》）“造反罪”“盗窃罪”是应该排除的。“好直言”，也只是屈原那么说说，实际是替自己叫屈。尧舜怎么能把“好直言”的人给殛掉了呢。
鲧为什么没治好水，或者更准确地说，鲧在治水中犯了什么错误，我们恐怕只能选择子产含糊其辞地说的“他违反了帝的命令”（这个帝在《左传》中说是尧）了。而且鲧又得到夏商周三代的祭祀，他应该不至于搞出太大乱子。实际上，治水是个复杂的事情，堵水也好，疏导也好，因地制宜，并无绝对的正确错误之分。周灵王太子的说法后来得到《淮南子》等书的呼应，乃至成为古代主流的说法，其实主要在于讲治国，治国之道不在于壅堵，而在于因势利导。古人把治国和治水混杂起来，以治水的成败来比喻治国的得失，本来就是一种中国古人习惯的类比思维，因此我们有理由不把鲧和“堵水”二字挂上钩。
实际上，父爱如山，既然大禹要成功，他爸爸鲧就总得不成功，鲧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人们安了些罪名，处理掉了。而我从鲧那里感受到的，还是只有这四个字：父爱如山，鲧死的罪名都不成立，只为儿子暖场。
文/潇水：知名历史小说作家，历史战争特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