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民军队建军以来，曾涌现出一大批功勋卓著、能征善战的王牌部队。而第二野战军第12军，是众多王牌军之中的佼佼者。

纵观各大野战军的王牌军，一般都有个特点，那便是其首任纵队司令（军长），很容易授予上将军衔。

以第四野战军的第38军、39军、40军为例，其军长李天佑、刘震和韩先楚，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以第三野战军的第20军、第27军为例，叶飞、许世友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再如第一野战军的王牌部队——第一军，其军长贺炳炎也在1955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然而作为第二野战军的头等军之一，第12军却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一个上将都没出。这绝非正常现象。毛泽东曾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对于12军的怪现象，全军上下都有些不理解。而首任军长王近山，则是众多将领中“闹衔”最厉害的一个。这一幕，还被拍进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亮剑》中。

12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兴建于解放战争初期。这支部队的基础是太行军区六分区机关以及直属队，随后陆续吸收了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秦基伟支队和向守志支队。经过整编，第六纵队实现了正规化，下辖十六、十七和十八三个旅，共计1.3万人。

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其首任司令员是相当重要的。俗话说得好，一个由狮子领导的绵羊，能轻松战胜由绵羊带领的狮子。一个好的司令员不仅能给部队带来优良的训练、精妙的战术，更能给部队带来一股独特的精气神。毛主席常说：“钢再多，气不能少。”装备可以低劣，但是决不能没有精气神。而六纵就是这样一支有着极强的精气神的部队。

1946年7月，著名的“疯子司令员”王近山就任六纵司令员，杜义德则担任政委。自红军时期以来，王近山便是一个以“逢敌必亮剑”而著称的将领。

而杜义德，则是一位兼具战斗精神和政治工作能力的悍将。刘伯承曾高度评价杜义德：

“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

当时干部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懂“文武双全”是什么意思，刘伯承还专门解释：“文武双全就是能文能武，既能指挥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

除了司令员和政委以外，6纵下属的三个旅长也个个不含糊，个个都大名鼎鼎，16旅旅长改由尤太忠代理，17旅旅长为李德生，而18旅旅长则为肖永银。

一时间，第六纵队可谓是人才济济，将星如云。

无论是王近山还是杜义德，都是从死人堆里杀出的悍将，深知训练的重要性。王近山主抓训练，他一有空就下到部队，亲自教授士兵们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土工作业五大技术和夜战。而杜义德则狠抓政治教育、亲身示范。两人珠联璧合，使六纵得到了飞快的进步。

解放战争爆发后，六纵很快就迎来了表现的机会。1946年9月，刘峙、陈诚和白崇禧联合制定作战计划，动用30万大军，兵分两路，向我晋冀鲁豫根据地杀来。而刘邓大军满打满算，也只能抽出5万人马。5万对30万，敌情极其危急。

刘伯承仔细观看地图，随后提出先歼敌一路的想法，并将目标指向了较为孤立的整编第三师。整3师曾在抗战期间参加过滇缅公路对日作战，部队拥有一部分美械，全师14000多人，拥有炮团、工兵营、通讯营和战车营。在中原突围时，整3师利用战车快速突进，给我军后卫部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虽然整3师非五大主力，但也绝不好对付。

至于由谁来打头阵，刘伯承也举棋不定，这可是一场不好打的硬仗。如果打不好，部队的骨干都可能散架。在作战会议上，刘伯承希望有纵队司令可以主动请缨。然而由于战斗难度太大，要啃的骨头实在太硬，众将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然而就在这时王近山霍的一下站了起来，他主动请缨：

“第三师就交给我们六纵吧！我和政委商量了，我们纵队打，我们六纵，比起二纵、三纵、七纵来，是个年轻的纵队，拿我们去和敌人拼，是值得的！只要主力纵队能保存下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就能坚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拿我们去拼！”

随后，王近山虎目灼灼，大声地发出誓言：

“老师长、邓政委，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我就不回来见你们！我们六纵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坚决打！如果纵队打得只剩一个旅，我当旅长，杜义德当旅政委；打成一个团，我党团长，老杜当团政委；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全纵队打光，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

王近山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就在这时，杜义德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如铁塔一般站在王近山面前。他也不用说话，只要紧紧站在王近山身边就够了。

不爱激动的刘、邓首长，听了王近山的话也激动了。刘伯承将自己的手猛地往下一劈：“打！我支持你打！”

1946年9月7日，在绵绵的秋雨之中，残酷的大杨湖战役打响了。六纵以十八旅为矛头，向敌人阵地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猛攻。到了天亮时，第59团的2个营全部被打光，我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伤亡。

敌军的战斗日记惊叹：“是役战斗之残酷景象，于是概可想见矣！”

虽然六纵装备远不如整编第3师，但在精神上，我军却彻底压倒了敌军。战士们前赴后继地向前冲锋，整个战场杀成了尸山血海。但最终，六纵笑到了最后，整编第3师全军覆没，师长赵锡田被俘。

在这场战役中，年轻的六纵异军突起、一战成名，一跃成为中原野战军的头等纵队。而六纵也成为首长刘伯承的心头肉，每当有恶战，必要六纵出马。

然而就在这时，蒋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我军在汝河南岸的桥头堡，而紧跟在背后的蒋军三个师距离我军也不过一天的路程。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千钧一发，空前危急。

当时王近山因病休息，代理指挥的杜义德当机立断，他命令肖永银的十八旅在前面开道，尤太忠的十六旅断后，掩护全军渡河。开路和断后，最考验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因为两者都是硬仗，伤亡极大。激战一整天，肖永银的十八旅枪上刺刀，手榴弹揭盖，遇到敌人就打，打下一个村庄，再扑向另一个村庄，最终杀开一条血路。

而执行阻击任务的十六旅打得更苦，连长牺牲了，排长自动出来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出来顶上去。一个班只剩一个战士的时候，就单独同敌人作战。一场激战过后，遍地都是敌人的尸体。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在六纵的奋战之下，中野指挥部和中原局机关终于渡过了汝河。而六纵则在一夜之间牺牲了数千人，牺牲的人挖了个坑，用毯子一卷就埋了。

战后尤太忠骄傲地对记者说：

“刘、邓首长在大别山主要靠六纵，他们跟我们住了一个礼拜。开始跟另一支部队，很被动。后来邓政委很生气，对我说，真背时（湖北、四川话：倒霉的意思），我不跟他们走了，我们跟你们六纵走，跟你们在一起”。

杜义德对此也自豪地说：“为什么跟我们六纵走？因为我们六纵打仗坚决！”国民党也说：“要找刘邓，先找六纵。”

在后来的战斗中，第六纵队也屡立奇功。连敌人的国防档案也不禁夸赞：

“刘伯承部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下辖三个旅，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该纵，长于攻坚，指挥以及纪律均佳，共军称之为主力纵队。”

1947年，王近山伤愈复出，他带队进行了襄阳战役。他不拘一格，采取“刀劈三观”的精妙战术。而这一次大放异彩的，则是李德生的第十七旅。在短时间内，襄阳天险尽失、四门皆破，守将康泽、郭勋祺皆被俘虏。襄阳战役歼敌2万余人，是当时闻名全国的五路大捷之一，朱德评价此役为“小型模范战役”。

在淮海战役中，王近山和杜义德的第六纵队依然担任着主攻任务。面对黄维兵团的美式装备，王近山和六纵丝毫不惧，他们与华野七纵珠联璧合，与敌军在大王庄反复拼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8年12月15日，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黄维兵团彻底走进了历史的墓穴。然而这一次，王近山没有大捷的喜悦，真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啊，多少骁勇的战士战死沙场。一将功成万骨枯。王牌六纵成就的是功勋，但代价却是战士们的流血和牺牲。

三大战役后，中原野战军被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王近山就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并12军军长兼政委。而杜义德则被调往第十军，“改行”当了军长。12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为肖永银，原16旅改称34师，师长尤太忠，17旅改称35师，师长李德生，原18旅改称36师，师长邢荣杰。

随后，12军又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在完成剿匪任务后，又即刻奔往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当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之时，王近山命李德生带领12军火线驰援，最终大获全胜。众人皆知上甘岭有个秦基伟的15军，但很少有人知道，12军才是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那支部队。

战争结束后，12军众将被调往全国各处任职，并均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可谓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回国后，王近山历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

杜义德转向了海军，历任解放军海军副政委、解放军海军第二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改革开放时期，就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原12军诸将中，李德生是成就最高的一个。1969年，53岁的李德生被周恩来亲自调往中央，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其后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副主席，登上了他人生中的巅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尤太忠则历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军长，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成都军区司令员， 广州军区司令员，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履历上看，也是个封疆大吏。

肖永银则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在55年授衔时，王近山和杜义德都被授予中将军衔，而6纵“三剑客”——肖永银、李德生、尤太忠则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个上将都没有。

但在1988年恢复军衔之时，尤太忠和李德生均荣膺上将军衔，唯有肖永银与上将失之交臂。有人问及此事，肖永银却毫不在意地笑着说：“我是落后司令嘛！”

更令人感动的，是12军诸将之间牢不可破的情谊。他们不仅仅只是领导、下属、战友，更是情义无双的好朋友。

王近山曾因犯了错误，而被下放到农场。对于王近山的遭遇，他昔日的下属们都牵肠挂肚，也从未忘记过他。

1969年，时任27军军长的尤太忠请求许世友，希望让王近山复出。对此许世友欣然答应，并且告知了毛主席。最终，王近山被重新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到达南京时，三位军职干部——尤太忠、肖永银和吴士宏亲自来到火车站迎接。

王近山就职后，从职位上说，是比不上自己的老部下肖永银的。王近山对他一直很尊重，始终称他为“肖司令”。但在肖永银心中，王近山永远是他的“王司令”。

1973年，女儿王媛媛在与父亲王近山闲聊时，无意中提到了李德生的名字。当“李德生”三个字从王媛媛的口中说出后，一向平易近人的王近山突然大发雷霆，只见他用力的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大声呵斥道：

“李德生是你能随便叫的吗？”

1974年，李德生则有意无意地在邓公面前提及王近山的境遇。一开场，李德生就回忆起了在六纵的日子，然后又聊到了当年精彩的定陶战役。邓公听得大为感慨：

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贡献的同志，我来给他安排如今大会常委会的人选，中央讨论过了，大概没有军队代表的位置，就给王近山安排当全国政协常委。

1978年，王近山因癌症去世，肖永银悲痛万分，亲自为他写了一篇悼词。当时，王近山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肖永银觉得太扎眼了，于是他用笔圈掉了“副”字

然而，这个改动却不是肖永银有权做出的。悼词写完后，他命人传真到邓公办公室。很快，邓公打来电话：“人已死了，不能下命令搞个名堂，就叫顾问吧。”这一改动不同寻常，王近山葬礼的规格立即从正军调整为大军区正职。

或许正是这样的情谊，才使得12军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2军众将虽然都已去世，但是革命先辈所留下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却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纵横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