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我所看到的朱镕基总理
早就听说过朱镕基总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但一直没有亲身感受。1998年和1999年终于有了两三次机会。
一
1998年8月外交部举行第九次使节会议，我作为驻越南大使回国参会。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请朱镕基总理在京西宾馆向大家做我国经济形势报告。那天我坐在会场中间靠后的座位，但仍能很清楚地看到朱总理的音容笑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朱总理。只见他走上讲台时，手里没有拿任何讲稿，坐下来一口气讲下去。
报告的内容不在这里重复，但有两个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谈到下岗工人的生活困难时，总理深情地背出了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的几句顺口溜：“一生跟着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他们全下岗”。作为13亿人口的总理，对百姓的疾苦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令我深受感动。
在谈到外贸出口时，总理说形势很严峻，今年的出口额度必须完成，这是立下了军令的。说到这里，总理话锋一转说，可外经贸部长却说要量力而行。此时外经贸部长就坐在台下。散会时，大家请领导同志先退场。那位部长从我身边走过时，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总理又点你啦！部长则说：我经常被点，这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听到这话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总理。当年周总理就经常当众点名批评外交部的部、司两级领导，大家总是把总理的批评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直到几十年后，现在仍有许多老同志写文章，回忆当年总理对自己的批评，讲述从中得到的教益。
二
1998年10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我奉命回国参加接待工作，并参加了两国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谈。双方主要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经贸合作问题。
潘文凯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由两国总理共同确定一个指标：到2000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到20亿美元。对于越方的这一建议，中方事先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外交部上呈的会谈参考要点中自然也没有相应的表态口径。
朱总理当场表示，中方对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历来持积极态度，由于两国都在实行市场经济，只要措施得当，即使不确定具体指标，贸易额也肯定会逐年增加。当时我坐在唐家璇外长旁边，感到这样的表态意味着中方没有接受越方的建议。
由于在那样的场合，没有我说话的资格和机会，便当即给唐部长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列举了三个数字：1997年两国贸易额为14.4亿美元，两国边贸金额为3.6亿美元，两项相加为18亿美元。
1998年10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这是我和越南驻华大使裴鸿福同潘文凯夫妇在专机上。
唐部长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会谈结束后，唐部长向朱总理汇报说：截至1997年，两国正规贸易额已达到18亿美元，距离潘文凯总理建议的20亿美元差距不大，而且还有两年时间，估计完成的困难不大。而且两国总理确定的目标只是一个大体意向，不是非达到不可的硬指标，即使完不成也无大的负面影响。
再说潘文凯总理的建议不是个人随便提出来的，估计在国内已经过高层领导讨论。如果不接受，可能会造成他没有完成任务的印象，回去不好交代。为体现此次访问的成果，不妨接受对方建议，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
朱总理听后觉得唐部长说得有道理，表示再考虑考虑。当晚在欢迎宴会上，朱总理又把下午的话题拉了回来，同意把20亿美元作为两国总理确定的到2000年双边贸易额的奋斗目标。
当晚宴会前，朱总理和周围同志随便聊天。谈起粮食收购问题时，他提到农业部一位领导写了一篇关于粮食收购问题的文章，其指导思想完全是同中央“唱反调”。朱总理说的时候情绪很激动，但过了一会儿又说，这些话只在这里说说就算了，不要再去追究。当年我就是因为说了一两句话，就被大棒子打了下去。现在决不能再这样。
通过这两件事，我对朱总理的作风有了一些直观感受。
实践证明，确定贸易额目标的做法对促进双方贸易的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双方曾多次确定贸易额目标。到2016年，两国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
三
1999年12月1日至4日，朱总理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考虑到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上没有较大规模地经济合作项目，我提前两个多月便约见越南计划投资部副部长武洪福，希望越方及早提出对这次访问的初步设想，以便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较大突破。
越方虽对朱总理大刀阔斧的作风早有耳闻，但估计中方不会大规模增加对越投资。故一个半月后，越方才提出三个带有试探性质的合作项目，一是在中部广治省兴建一个水电站，总投资1.7亿美元；二是在太原省兴建一个热电厂，总投资1.2亿美元；三是兴建一个年产2000万米布的现代化纺织厂。
国内主管部门经过认真研究，答复说，关于水电站和热电厂事，由于资金额太大，中方无力提供政府贷款。关于纺织厂项目，中方愿积极支持双方企业进行探讨，对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方可考虑提供部分信贷支持。
我感到，国内主管部门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由于资金有限，无法支持大的项目。
据我所知，每年我国援外的总金额是在年初就已敲定的。如同一个蛋糕，切给这个国家多些，切给其他国家的便会少些。因此我对国内主管部门的答复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内心仍期盼朱总理来越南后，凭借他大刀阔斧的作风，能在现场做出一些超乎意料的决定，使两国经贸关系有较大的突破。
朱总理访越的第一站是南方的胡志明市，第二天才抵达首都河内。在同越南总理潘文凯会谈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而越方更希望知道朱总理带来了什么令他们鼓舞的消息。
朱总理除了按照在国内已经商定的意见，宣布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赠送给越南政府1000台康佳牌24英寸彩电和1000辆轻骑牌摩托车外，在现场还做出了几个出乎人们意料的决定：
（一）对越方提出的兴建三个大项目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朱总理说：“最近越方提出了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只要是对越南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有益，中国政府都愿意真诚同越方合作，并提供资金支持。”
在会见越共中央顾问杜梅时，朱总理还说：“越方提出希望中方援建热电厂、水电站和纺织厂，这些基础设施有助于越南经济发展，大约需要3亿美元的投入。尽管中国目前也有困难，但我们愿意积极考虑向越方提供贷款援助。”
（二）对于长期存在的中方不同意在边贸活动中使用越币结算的问题，朱总理充分考虑了越方的愿望，同意把越币也作为边贸结算货币。越方对此十分满意。
朱总理对使馆的同志说，这个问题要想开一点。因为我们总是要跟我们的邻居越南开展贸易关系，将来总是要来承包，总是要来旅游，总是要花越币的。没有关系嘛，不要太小气了嘛。你就做一下这个币怕什么呢？他特别强调要多从全面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全局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三）对于双方商定的合作项目，改变以往由中方指定一家中国公司负责承办、越方不得挑选的做法，同意越方在若干个中国公司中任意挑选合作伙伴。朱总理对使馆的同志说：“我们应该鼓励竞争，不能老吃大锅饭。”“有些公司自己不行，就不要硬扶持他们。”
（四）更出乎意料的是，朱总理在会谈时主动表示中方愿意帮助越南的一个氮肥厂和一个钢铁厂扭亏为盈，并进行技术改造。这两个厂都是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援建的，由于年久失修、设备严重老化和管理不善，导致这两个厂连年亏损。
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双方有关公司就这两个厂的改造和扩建问题谈了多年，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搞得很不愉快。越方在朱总理访问前曾专门向中方表示，建议两国总理会谈时不要提及这两个厂的问题，以免影响会谈气氛。
然而朱总理却在会谈中主动表示，他将从国内挑选有实践经验和有实干精神的专家到现场考察，通过加强管理和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尽快扭亏为盈，帮助越南政府“卸掉一个包袱”。越南总理潘文凯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感谢，但并不清楚如何着手这项工作。我和使馆的同志也不知道国内有关部门将怎样具体实施。
朱总理回国后的第九天，即12月13日上班后，使馆收到了朱总理亲自给越南总理潘文凯的信。
信中说：“为尽快落实我们在河内达成的共识，中方决定派邯郸钢铁厂和安阳氮肥厂的专家于今年12月20日赴越南，协助越方进行技术改造，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使上述工作顺利展开，两国相关部门及有关企业之间有必要相互沟通和了解。
为此，我建议总理同志考虑派工业部长、钢铁工业总公司、化肥工业总公司负责人和两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及少数有关专家，在中方专家赴越之前来华访问，参观中方有关企业。届时我将会见越工业部长和中越双方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
收到朱总理的邀请信，我极为兴奋，当即让研究室把来信翻译成越文，并让经商处联系越南工业部，提出我希望在当天上午约见邓武诸部长。但对方回答说，大使要见部长，请先给工业部发来照会。
我听后很是不满，立即给邓武诸的秘书打电话说，我有急事要见部长。对方说部长正在开会。我因为同部长关系很好，便说能否请部长出来一下，我同他说几句话。不一会儿，邓部长出来接了电话，当即商定上午11点半我们在工业部见面。
邓部长看了朱总理的信，同样兴奋不已，表示将立即向潘文凯总理报告。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说，他认为越方一定会接受邀请。
越南总理潘文凯果然完全同意朱总理的意见，随即派由工业部长邓武诸率领的考察团按照中方建议，准时抵达北京。事后得知，邓武诸部长一行抵达北京机场时，朱总理已在人民大会堂等候。中方特别安排了开道车引路。
朱总理同越南同志及在场中方人员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全面具体的部署。朱总理还当着越南客人的面，批评了中方官员。后经国务院批准，中方同意提供专款用于两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述计划顺利完成。
邓武诸部长对我说，他见过不少外国总理，但态度如此诚恳，抓工作如此大刀阔斧，如此雷厉风行的，只有朱镕基总理一人。越南驻华大使裴鸿福对我说，朱镕基总理访问越南把两国经贸合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参与中越边界谈判的往事
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有机会直接参与了中越划分北部湾的谈判和陆地边界谈判。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两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谈判的准备
1974年下半年，中越两国政府举行了关于划分北部湾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1977年至1978年，又举行了同样级别的陆地边界谈判。在这两次谈判中，我均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翻译。
为搞好这两次谈判，中方事先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成员分别来自外交部亚洲司、条约法律司、公安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测绘局和海军司令部。这些人后来基本成为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固定成员。
中越陆地边界全长1347公里，是由中国满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签约划定的，是已定界。由于当时技术所限，条约文字记载和附图对边界线的标示均不够精确，再加上近百年来边界两侧地形地貌和界碑的位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越两国政府同意以中法界约为基础，参照现实情况，通过谈判重新确定边界线走向。
为了解决陆地边界和划分北部湾问题，中方工作班子需对中法界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把中法界约的中文文本和法文文本搜集齐全，印刷成册，人手一本。所谓中法界约，实际上包括从1887年签订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到1895年的《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总共有12个文件。
为确保准确，我们还到北京图书馆查找了大量历史资料。图书馆领导听说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都极为重视，为我们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有时深夜去查找资料，对方也都热情配合。
图书馆根据我们需要，把能够提供的资料约上万页全部复印出来，装订成册，无偿赠送给外交部，分文不取。我记得赠送当天，图书馆一位副馆长激动地表示：对北京图书馆来说，还有什么比能够直接为政治服务更光荣的呢！
与此同时，外交部还派人到法国外交部图书馆，查找中法签约的相关资料。还请郑州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到北京，协助把我们理解的边界线走向标在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上。
1975年春，上述工作班子兵分两路，到广西和云南进行现场边界考察。我参加的是广西组，由我国前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带队。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极为重视，区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同志亲自听取沈平大使的汇报。
为了在人力上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韦国清同志当场决定补充任命两位自治区外办副主任，参与我们考察的全过程。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广西西部起，走过了六县一市，即靖西、那坡、大新、龙州、宁明、凭祥（市）和东兴，对中越边界广西段的重点地区进行了现场考察。一方面进一步熟悉了界务，同时对如何解决一些争议地段的领土归属提出了初步方案。
谈判现场
北部湾划界和陆地边界谈判分别在北京东交民巷42号宾馆和台基厂头条3号宾馆（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是德高望重的外交部老领导韩念龙副部长。越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先后由副外长潘贤和常务副外长丁儒廉担任。越方翻译是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阮庭榜。
现场布置得朴素、庄重。大厅中央摆有一张谈判长桌，上面铺有绿色桌毯，两个代表团正式成员相向而坐。每个座位面前都放有带盖的茶杯，服务员事先把茶水沏好，谈判中间还酌情为每人添加。两位团长坐在中间，翻译坐在团长的右边，记录人员坐在后排。
开始时，双方团长说几句寒暄的话，然后分别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各自阐述对解决两个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主张。读一段翻译一段。尽管对双方发言时间长短未做规定，但一般都在30分钟左右。
双方商定互不交换发言稿，而是各自做现场记录。如有些地方没听清楚，可以要求对方重复一遍，或在会后由双方工作人员对记录进行核对。
团长发言后，休会大约20分钟。各自就对方的发言进行背靠背的讨论，研究如何进行评价。这时宾馆为双方代表团准备了茶点、水果和饮料。但大家都忙于准备下一阶段的评论，无心去品尝茶点。
当时中越双方缺乏相互信任，谈判的立场和主张距离颇大，难于靠拢，所以评论时基本上都是互相批驳。到1978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谈判中的用语更加尖锐和激烈，几乎每场都是不欢而散。
为使谈判取得进展，中方曾试图通过会下的接触缓和气氛，加强沟通。为此曾安排过两场电影招待会，还请越南代表团成员去观赏香山红叶。但在当时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下，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不久中越关系全面恶化，双方谈判彻底中断。
陆地边界谈判重大突破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面对新的形势，两国都感到需要抓紧边界领土问题的解决。中方任命的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先后是副外长唐家璇和部长助理王毅。越方的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武宽。
两国领导人确定了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原则，即“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并公布了具体解决问题的时限，要求在1999年内解决陆地边界问题，2000年底前签订划分北部湾协定，从而大大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新时期双方谈判的突出特点是不再进行激烈的争论和批驳，而是本着务实的精神和坦诚的态度，谋求双方主张的共同点和汇合点。
越方的团长武宽也很讲求实际。唐家璇担任外长后，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担任团长，武宽作为越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对双方团长级别不对等并未表示异议。这一方面体现他对这样的事情并不计较，同时他也知道王毅是中国外交部的后起之秀，因此处处表现出对王毅的尊重，甚至当面请教王毅对东亚金融风暴的分析看法。两位团长相互尊重，关系融洽，也是促使谈判取得进展的重要条件。
1995年12月，我出任驻越大使。此后几年里，陆地边界谈判进入了实质性解决问题阶段。双方团长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具体问题均由下设的联合工作组来谈。国内考虑到谈判桌上难免会有争执和讨价还价，决定大使不参加直接谈判，以给大使留有一个做工作的回旋余地。
联合工作组谈判轮流在北京与河内举行，几乎每个月要谈一次。在河内举行时，使馆要负责中方联合工作组的迎送和后勤服务，我也要参加内部关于谈判方案的讨论。每轮谈判结束后，我都设法了解越方对该轮谈判的评价，以及对下一轮谈判的打算。
为此，我多次请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主任陈公轴共进午餐，互相交换个人看法。事先告诉他只有我一个人到场，示意对方也只去一个人。现场我不带笔记本，不做任何记录，并说清楚两人的谈话都不代表政府，这样可以营造一个宽松的气氛，让双方敞开发表意见。
实际上，对方发言时，我思想高度集中，努力在脑子里记住他的谈话内容，回去后马上追记下来，报告国内。实践证明，这样的谈话对国内很有参考价值。
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国内还曾两次指示我向越共总书记黎可漂转达我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我便约见黎总书记的助理、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社长陈庭严，提出我有重要事情要见他，而且只我一人前往。对方明白了我的意思，等工作人员把我请进会客室后，便立即退出。
我把国内的意见逐字逐句读给陈助理听，他逐字逐句地记，就像外语课堂上练习听写一样。然后他再把记下来的内容读一遍，由我确认无误。有一次黎可漂总书记见到我时说，我转达的意见他都知道了。
1999年11月，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在缅甸仰光召开驻东南亚各国使节片会。这是王毅同部分大使合影，左起依次为驻柬埔寨大使晏廷爱、驻文莱大使王建立、王毅、李家忠、驻印尼大使陈士球。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到1999年11月底，陆地边界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仅剩下最后几个具体问题。当时朱镕基总理正在新加坡访问，计划12月1日抵达胡志明市，开始对越南进行访问。国内希望在朱总理到达胡志明市前，双方能把陆地边界的所有问题全部谈妥，由朱总理在胡志明市向媒体发表几句谈话，宣布中越边界谈判的全部工作已经完毕，不日即可签署正式条约。
为此，部长助理王毅于11月30日紧急赶往胡志明市，同越南副外长武宽就最后几个问题进行会谈。从晚7时开始，一直谈了5个多小时。我和我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胡乾文在总领馆焦急地等候，担心一旦谈不成，会影响第二天朱总理发表谈话。到午夜12时20分，车队回到了总领馆，我们二人跑上前去询问结果如何，王毅同志说：“都解决了。”大家都十分兴奋。
1999年12月3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毅和越南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越南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武宽在越南政府宾馆举行中越陆地边界条约草签仪式。这是两位团长在草签后互换条约文本。在场的人热烈鼓掌，祝贺两国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
1999年12月30日下午，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在河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外长唐家璇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分别代表两国在条约上签字，越方出席的有政府总理潘文凯（左7）、越共中办主任陈庭欢（左8）、越南主席府办公厅主任阮景营（左9）、越共中央对外部长阮文山（左10）。中方出席的有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毅（左4）和总参作战部长吕登明，以及广西和云南外办主任等。
1999年12月30日上午，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毅和武宽在河内政府宾馆举行中越陆地边界条约草签仪式，并在条约附图的每一页上签名。由于条约和附图都是一式两份，附图又很厚，有100多页，每位团长在双方的文本和附图的每一页上都要签字，所以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但大家都很高兴。
下午，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在河内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我国外长唐家璇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分别在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越方出席仪式的有政府总理潘文凯、越共中办主任陈庭欢、主席府办公厅主任阮景营、政府办公厅主任段孟姣等多位高级官员。我方出席的有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总参作战部长吕登明、外交部大使张愉、广西外办主任黄永强、云南外办主任彭仁东等。我和越南驻华大使裴鸿福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当晚越方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贺两国陆地边界条约的签订。越南与我国接壤的6省省委书记和人委主席（省长）都出席了。大家频频举杯，庆祝两国关系中的这件大事终于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第二天，越共总书记黎可漂会见了唐家璇外长，热烈祝贺和高度评价两国陆地边界条约的签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