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有五大著名的书法流派，分别是吴昌硕的“吴派”、康有为的“康派”、于右任的“于派”、李瑞清的“李派”以及郑孝胥的“郑派”。

其中，于右任和郑孝胥在书坛还被尊称为“北于南郑”，但由于郑孝胥比于右任年长20多岁，所以无论是资历还是名气，郑孝胥都要远胜于右任。

一个人名气大了，赚钱也就变得容易许多，郑孝胥的润笔费之高令人咂舌，每个字动辄数十两白银，而相比之下清北教授的月薪也不过二三百两。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交通银行成立，创始人梁士诒为了给交行打造一块响亮的招牌，于是便慕名前来，求郑孝胥为交行题名，结果郑孝胥要价一个字一两黄金。如今这四个字已经流传了百年，在大街上更是随处可见。

然而，尽管郑孝胥的书法造诣很高，但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却令人诟病。

翻开郑孝胥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清朝光绪八年的乡试解元，后因春闱不中，在陈宝琛的推荐下投奔到李鸿章门下，充当幕僚。

首次落榜的郑孝胥并没有放弃，在这之后，他又曾四次上春宫，结果皆不第。

直到光绪十五年，年近30的郑孝胥才考取内阁中书，成为了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得意门生。

郑孝胥原以为自己的人生将从此刻起飞，怎料接连担任的数个职位却让他很不满意，于是，深感生平抱负无从施展的他，内心一度非常苦闷。

直到光绪十七年，李鸿章之子、时任出使日本大臣李经方奏调郑孝胥一同赴日，担任驻日使馆书记官，郑孝胥的人生轨迹才有了新的转变。正是这段外交经历，使郑孝胥练就了出色的政治敏锐力，尤其在中日关系的问题上考虑颇深。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期里，郑孝胥的书法作品也广传于日本，许多日本人都对他的书法作品赞赏不已。以至于郑孝胥回国后，许多日本名人和收藏家甚至还不远万里来华向他求字。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当条约的内容传回国内后，举国哗然，群情激奋，国人纷纷要求“废约再战”，而那时，郑孝胥也在其中。

当得知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郑孝胥顿感痛心疾首，当即便准备带人前往台湾，抗日守土，但因各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郑孝胥是积极的、爱国的。

事实上，郑孝胥在光绪一朝官做的并不算大，但他的书法造诣却很高，以至于就连皇帝的圣旨和赐文也都经常由其手书。直到宣统三年，郑孝胥才被任命为湖南布政使。

结果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才刚上任没多久，就遇到了武昌起义。此后，郑孝胥便寓居上海长达10余年之久，以鬻字谋生。但也正是这郁郁寡欢的13年，让郑孝胥得以有充足的时间去更加精进自己的书法，并逐步达到了个人书法造诣的巅峰。

可以说，如果没有下面这些事的话，郑孝胥在中国历史的名声应该会很不错。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略者驱逐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占领了东北全境。

此后，日本关东军便频繁与郑孝胥接触，表示要支持末代皇帝溥仪复辟，这让郑孝胥这位“前朝遗老”看到了清王朝复辟的希望。

诚然，作为前朝遗老，郑孝胥希望清朝复辟是可以理解的，最多也只能说他思想迂腐，不能顺应时代潮流而已，但倘若复辟的前提是要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那么他就是汉奸。而事实证明，郑孝胥就是这样的人。

在伪满洲国建立前后，郑孝胥在日本关东军和溥仪之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积极拥护伪满洲国的成立。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居功至伟”的郑孝胥则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正式沦为了令国人所不齿的汉奸。他昔日的那些好友们，在得知他成为汉奸后，纷纷与之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然而，在伪满洲国时期，无论是贵为“皇帝”的溥仪，还是身居高位的郑孝胥，亦或是其他的前朝遗老，他们的待遇和薪俸都远不及日本官员，并且经常受到日本官员的欺压，甚至是凌辱，其言行举止也都受到监控。

但即便如此，郑孝胥最终还是没能得到日本人的重视，1935年5月下旬，日本人换了一个更听话的张景惠正式接替了他。三年后，即1938年3月28日，郑孝胥病死于长春，终年78岁。

反观郑孝胥的一生，倘若其没有“伪满洲国”那段历史的话，他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出名的政治人物，一位受人敬仰的大书法家、大诗人，但由于这段令人不齿的历史，却将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