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干担任湖南一师校长期间，该校成为了众多怀抱梦想与志向的青年才俊的聚集地，其中毛泽东尤为杰出。然而，一场因学杂费问题引发的浪潮，意外地造成了张干与毛泽东之间的尖锐对立。

1915年6月，湖南省议会出台了一项新规，自当年秋季学期起，每位学生需缴纳10元学杂费。这一新规对于家庭经济困难或无法得到家庭支持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特别是那些从四师预科转入，需要额外多读半年书，多支付半年学杂费的学生，他们面临的压力尤为巨大。

学生们纷纷表达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普遍认为这项规定是校长张干为了迎合当局而主动提出的建议。于是，一场旨在驱逐张干的学潮迅速在校园内蔓延开来。

同学们积极印发《驱张宣言》的传单，希望通过舆论的力量来推翻张干。传单中罗列了张干的“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所谓“劣迹”。

然而，毛泽东在阅读这份传单后，却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样的攻击并未触及张干的要害，若真想驱逐校长，应当聚焦于其办学无方的批评。毛泽东迅速起草了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在其中他尖锐地批判了张干对上级的奉承和对下级的专横，以及办学无能、耽误青年学业的种种弊端。他组织同学们连夜印刷，并在次日清晨在校园内广泛散发。

这份宣言如同锋利的刀刃，直指张干的痛点。同时，学生们还向省府派来的调停督学提出了“张干一日不离职，我们一日不上课”的口号。面对学生们的坚决抗议，督学不得不答应在下一个学期更换张干的校长职务。

张干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羞愧和愤怒。当他发现《驱张宣言》出自毛泽东之手时，立刻决定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但是，张干的这一决定遭到了教员杨昌济的坚决抵制。

杨昌济联络了王季范、袁仲谦等先生，他们义正词严地为学生辩护，并在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为学生发声，迫使张干撤销了开除决定。另一方面，学生们持续发动罢课行动，坚守“张干一日不离职，我们一日不上课”的承诺。

迫于压力，张干同意不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仍给毛泽东“记大过一次”处分。这场学潮让张干自觉无颜继续呆在一师，他主动向省府递交辞呈。这场学潮不仅是学生们对不合理规定的抗争，更是毛泽东等青年学子对教育公平与进步的追求。

而张干在这场冲突中，虽有其立场和无奈，但也不得不面对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和压力。这次事件也成为了毛泽东与张干之间一段特殊的经历，为他们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张干自一师卸任之后，依旧在教育这片热土上砥砺前行。他历任县视学、省督学等要职，凭借其严谨的学术风范和深厚的教育底蕴，无私地奉献于地方教育事业。

继任省立五中校长期间，面对校图书馆不幸遭遇火灾，以及衡阳当局无端指责校内共产党员并派遣军警入校搜捕的严峻局势，张干挺身而出，坚决抵制这一错误行径，充分展现了他的英勇无畏和坚守正义的精神，成功守护了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

随后，张干走马上任省立六中校长。在此任期，他倡导并确立了培养人才的核心理念：

培育学生热爱祖国、民族的坚定信念，倡导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激发互助服务的崇高精神，旨在培育文武兼备的栋梁之才，为抗战建国事业储备力量。

在张干的精心治理下，省立六中声名鹊起，被誉为“湖南第三佳校”。1944年，面对日军侵犯邵阳的危急关头，张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果敢地将学校迁至他的故土黄土坳及白宁，两次变更校址，在烽火连天中展现了坚韧不拔的斗志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5年，当重庆和谈的消息传至六中，张干欣喜若狂，即刻发电报给毛泽东主席，表达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热切期望，并竭力推动和谈的成功。

1949年7月，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体力的逐渐衰退，张干告别了省立六中校长的岗位，返回了故里。在家乡，他利用有限的积蓄购置了一块田产，以期安度晚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的身份意外地被划分为地主，这一变故使得他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维持生计，张干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前往长沙，受聘于妙高峰中学担任教职。

尽管如此，生活的艰辛依旧如影随形，有时甚至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张干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始终坚守着对教育事业的深情与执着，虽屡遭挫折，却始终不曾动摇。

在1950年的国庆佳节，毛泽东邀请了他的恩师徐特立、王季范以及同窗周世钊共赴北京参加观礼。

在亲切的交谈中，毛泽东对早年教育过他的老师们表达了深切的关怀，尤其是对张干的情况询问得尤为详细。周世钊回应道：

“张干先生尚在人间，他一直坚守在教育岗位上，目前在妙高峰中学教授数学。”

毛泽东听罢，感慨万分，他回忆道：

张干这个人，才华横溢，三十余岁便担任第一师范的校长，实非易事。我年轻时对他有些不满，以为他会追求权势，步步高升。他若有意，晋升之路本应平坦无阻。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坚守教育本职，这足以证明他的高尚品质。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他都在默默耕耘于教育园地，这份坚守实属难得。

当王季范提及当年“驱张”风波时，毛泽东带着自责的语气说：

回望过去，我们当时将张干先生逐出校门，实在是没有必要。每位师范生缴纳的10元学杂费，也不应归咎于他。

随后，周世钊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张干一家六口的艰难生活状况以及他的担忧。毛泽东听后，关切之情溢于言表，连声说道：

为何不早点告诉我呢？像张干这样的资深教育家，我们理应给予关怀和照顾。

此次谈话过后不久，毛泽东亲笔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嘱托他前往慰问自己的启蒙恩师第一师范的老校长张干，以及历史教师罗元鲲，同时也要关照国文教师袁仲谦的家属，并在生活上予以适当帮助。

王首道收到信后，迅速行动，分两次为张干一家送去了1200斤救济大米和50万元（旧币）的资助。张干对此激动不已，随即写信给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由衷的感激之情。

大约一个月后，毛泽东回信张干，关切地写道：

您生活上的困难，我时刻挂在心上，已经通知省府给予必要的帮助。

1951年秋，毛泽东邀请张干赴京相聚。在北京，毛泽东不仅邀请了张干，还有师友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一同游览中南海，并在丰泽园设宴款待。

毛泽东待人以礼，坚持让张干坐在上席，自己则坐在下席。他叫来女儿李敏、李讷，温和地说：

你们常提起自己的老师如何优秀，这位是我的老师，他同样非常出色。

他幽默地补充道：

你们应该称呼他为“太老师”。

毛泽东继续说道：

“张干和罗元鲲先生，他们都没有投靠国民党，保持了良好的品行。我从未听到过关于他们的负面言论。”

张干心怀愧疚，不安地自责道：

在第一师范那段学潮风波中，我主张将你开除，实在是我的过错……

毛泽东连忙挥手打断，不让这位老校长继续自责：

那时我年轻气盛，看待问题过于偏激。如果现在我能多一些圆融，那时的‘驱张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必再提。

张干心中的重石终于放下，他感慨地说：

无论如何，都是我的不对。作为教师，我深感愧疚！

毛泽东立刻回应：

老校长，您太过自责了！

接着，他引用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中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毛泽东真诚地说：

我这颗‘寸草心’，无论如何也难以回报老师的“三春晖”啊！

张干听后深受触动。毛泽东继续说：

您年事已高，不应再从事教学工作。学校应当给予优待，继续发放薪水。

张干在北京逗留了近两个月，期间他登上了国庆节的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地区的名胜古迹，并且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俯瞰了长城的壮丽风光。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受毛泽东之托，亲自为张干等人进行了身体检查。在张干准备返程时，毛泽东又派人送来了药品和被服等物品。张干在感动之余，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承蒙厚爱，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张干从北京返回后，先后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议和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他积极参与国事讨论，应邀发表报告，深受人们的敬重。

1967年，张干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张干心中最为挂念的依然是与毛泽东之间那份难以割舍的情谊。他将儿子们召集到床边，用虚弱却坚定的声音嘱咐：

你们必须给毛主席写一封信，传达我对他深深的感激之情。能够得到毛主席的关怀，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张干在回忆的旋涡中徘徊，从当年在一师的学潮风波，到后来毛泽东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悉心照顾，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他曾经因一时的冲动而想要将毛泽东开除，然而毛泽东却以宽宏大量，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了援手。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张干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一切的改变，都离不开毛泽东的深情关照。

张干的儿子们含着泪水，答应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他们深切理解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敬与感激，也深知这份师生间情谊的宝贵。

在张干逝世之后，他们带着沉痛的心情，依照父亲的遗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件。信中传达了张干对毛泽东的深深感激，以及全家对毛主席的敬慕之情。

毛泽东在收到这封信后，对张干的离世感到悲痛。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历经时代的风云变幻与历史的沧桑。这份情谊不仅感人至深，更成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美谈。

张干与毛泽东的故事，展现了伟人的博大胸襟和高洁品质。毛泽东以宽厚的胸怀包容了曾经的“对峙”，用实际行为阐释了尊师重道的真谛。

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教导我们珍惜师生间的情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