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董卓挟天子而令诸侯，就基本控制着东汉政权。在袁绍的号召下，关东联盟虽然发动了对董卓的战争，但也不可能动摇他的统治。董卓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军队内部矛盾的激化。进入长安以后，董卓集团基本呈现守势，鲜有主动出击平叛关东势力。

董卓个人还“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酈，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说明此时的董卓已经在考虑其主政失败后的退路了。吕布率领并州兵依附于董卓，自然受到董卓的重用。两人“誓称父子”，不久升任中郎将，因此吕布当时对董卓应是忠诚的，不然董卓也不会“以布自卫”。吕布曾因事被董卓掷以手戟。从这个角度来说，董卓确实很信任吕布，但由于出身、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二人相处缺少一般意义上的“以礼相待”。然而董卓还是让吕布替他看守中阁，可见董卓并没意识到二人间的嫌隙。这个时间关东联盟早已解散，从外部用军事手段攻入长安将献帝与百官脱离董卓集团几无可能。

最先提出刺杀董卓的并非王允，而是后来成为曹操的著名谋士荀攸：

董卓无道，甚于桀纣，天下皆怨之，虽资强兵，实一匹夫耳。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殽、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

后来王允曾与黄琬、郑泰曾构想通过军事角度的人事调度从董卓集团借兵攻伐董卓：

允见卓祸喜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乃上护羌校尉杨瓚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

此事由于董卓的觉察而失败，随后伍孚采取单独行动也失败身亡。王允一开始的构想则是选择一猛将来帮忙，他们便把眼光投放在了吕布的身上，于是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 “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

可见王允不管在董卓还是在党人名士心中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经过几次接触之后，吕布酒过三巡便对王允等人倾诉董卓差点将他杀了的事情。因此，王允等人对吕布抱以更大的希望，试图让吕布为他们的内应。

吕布先是出于“恩犹父子”犹豫不决，因为董卓是他的义父，弑杀义父可是不义之举。王允便说：“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吕布便应允倒戈。就此，针对董卓的行动已经形成了内外之势。

不过，吕布之所以与王允等人结盟，并非仅仅是面对董卓淫威而自保，并、凉州军事集团的矛盾是一个潜在的因素。并州军集团被纳入凉州兵团的怀抱，并不是并州军将士的意愿。相反，他们恨董卓指使吕布杀害丁原。作为胜利者的凉州兵团的士兵，在并州军面前必然是傲慢的：

初，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者甚众。轸，字文才。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

如此一来，并、凉州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厚了。从阳人一役，可以发现并、凉州军事集团的矛盾十分明显。正是因为并、凉州军事集团日积月累的矛盾，最后导致了吕布脱离董卓集团倒向王允。

董卓死后，董卓集团以董卓女婿牛辅为首领，然而牛辅能力有限，董卓集团夜间受惊自乱阵营，牛辅逃跑被胡赤儿谋害。自此，董卓集团四分五裂，开始进入群龙无首的阶段。牛辅部曲李傕、郭汜等人派遣使者到长安请求赦免，王允不肯答应，于是李傕等人受贾诩建议决定与长安的王允、吕布等并州势力交战后再做去留决定。

战争的结果是王允等人被杀，吕布败逃，凉州武人完成了对并州人的清算，再次掌控了东汉政权。李傕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任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这样就形成了李傕、郭祀、樊稠和张济共秉朝政的局面。而此时的关东联盟的州牧、太守处于割据内斗之中，此刻正是董卓集团残余势力重振旗鼓的最佳时机。但凉州集团却完全不顾这个天赐良机的局面，反而开始玩起了内斗，最终导致凉州将领相互猜忌，甚至互相残杀，最后纷纷落败

当时张济领兵出屯弘农，段煨屯兵华阴，凉州兵团将领只有李傕、郭汜、樊稠居长安把持朝政。次年，李傕、樊稠的矛盾激化，李傕借故将樊稠杀害了，“由是诸将各相疑异”， 最后，也导致了李催与郭汜带兵相互攻击。李傕、郭汜“相攻击连月，死者万数”。 此后，凉州兵团主要将领各行其事，不能团结一致，以致后来张济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战死。郭汜被其部将伍习所杀。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征讨李傕，夷其三族。

自此，凉州武人相继败亡殆尽。从李傕、郭汜等人的溃败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凉州军内部的离心力在不断扩散，使凉州军内部的有效力量在相互争斗中消耗殆尽。由于忙于处理内乱，他们忽略了献帝的朝臣，把他们留在了东方。虽然后来他们想再去找献帝，但已为时已晚。至此，凉州军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关中很难有立足之地。献帝回到雒阳后，李傕等人并没有做出正确的长远规划，仍然我行我素。随着凉州军的衰弱，凉州军相继解体。

我们发现，凉州武人内部离心力的扩散，主要原因来自凉州武人反复偏执和容易造反的特点。然而，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与凉州武人羌胡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羌护化的凉州军将领具有前文段類所说的反复无常这一特点。这也说明董卓组建凉州军并不容易，他以个人实力与魅力，成为凉州和羌胡心中真正的强者，使这些人臣服于他。

相反，董卓死后，凉州兵团内部没有人能像董卓一般让众人信服，所以群龙无首。然而，李傕、郭汜等人只是牛辅帐下的将领。虽然他们主动带领凉州军夺回了东汉政权，但凉州军中一些与牛辅同级的将领并不愿意跟随李傕等人。何况李傕、郭汜等人此前官职相当，功绩相近，难以互相拜服。恰如前文所述凉州三明的军功无法转变为政治地位，凉州集团武将的军功也无法缔结政治秩序。

由此可见，董卓集团是一个以董卓个人威信为纽带的松散团体，它的成员固然有出身边郡同州的地域共通性，但这份共通性在实际层面并没有多少体现。随着董卓被杀，董卓集团再无人能真正接替董卓之位，董卓集团也只能消散在历史长河中。

东汉长期以来的羌祸，使得边都的地位不断下降为中原地区的缓冲地带。同时儒术治国的风气使得武人的地位也日趋尴尬。在此背景下，边郡武人成为了被边缘化的特殊群体。而这一背景衍生的王朝危机又催生出边郡武人在对羌战争中建功立业。然而权力仍然掌握在关东中原的世家大族手中，舆论话语权则由士林阶层把持，边郡武人有着有功无名的尴尬。

恰在此时，东汉长期以来的戚宦之争与灵帝时期特殊的储位选择之争随着灵帝驾崩而爆发。新旧宦官势力、不同集团的外戚势力在雒阳的皇宫中展开了争夺权力的厮杀。在此特殊的背景下，边郡武人董卓突破了其身份的尴尬，由其同类所组成的集团在这一机会下进入雒阳的权力核心中，并利用了长期以来的矛盾构筑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式的统治。董卓集团的崛起实质上是东汉弊政的集中体现。

然而即使掌握权力，也无法战胜已经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士人力量。无论是完成为了武人化的关东牧守，抑或是寄生于董卓集团下阳奉阴违的士人官僚群体，这些董卓集团的对立面都对其统治造成了不小的威胁，使其无法延续东汉的外戚政治。虽然董卓集团并没有因为这些敌对势力而败亡，却因为边郡武人天生的自身矛盾而走向瓦解。董卓集团的败亡实际上是边郡武人尝试介入政治的失败。董卓通过拥立天子、亲信手握重兵、将自身塑造成外戚并辅以与名士合作构筑的统治模式虽然失败，但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曹操集团通过同样的模式实现了汉魏嬗代。后者较之于前者之完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