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大浪淘沙。有人坚持到最后，功成名就，也有人本来起点很高，职位很高，却中途脱离组织，默默无闻。
廖如愿就是后者，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省部级干部，在湖南点燃革命烈火，又赴满洲领导工作。可在建国后，他只当了一名茶叶商人，昔日同事却成正国级......
那么，廖如愿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廖如愿
红军正部级领导，点燃革命烈火1904年，廖如愿出生在湖南省安化县杨林乡卢家坊的一个地主家庭。
廖如愿家境不错，自幼得到很好的教育，17年那年考入武昌旅鄂中学。他入学那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新式思想在武昌迅速传播，涌现出大批早期革命的中坚人物。廖如愿也深受影响，于1923年入党，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
廖如愿的起点非常高。1925年，他毕业返乡，在组织的安排下负责在安化秘密建党。他创办了农民夜校，提高农民觉悟，又成立农民协会，与地主乡绅抗争。他还组织了“三都学生会”，培养出了包括滕代远在内的大批优秀青年。滕代远后来成为井冈山主要领导人，建国后任铁道部长。
1927年，廖如愿被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正式走上领导岗位。当革命陷入低谷的时候，他一手建立起益阳特委，因为表现突出又兼任湖南省委农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他在老家安化发动年关暴动，革命烈火在三湘大地猛烈燃烧。
1928年，廖如愿又出任湘鄂赣边特委组织部长，带领游击队转战湘赣边界。然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支游击队遭受巨大损失。廖如愿无奈回乡，又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无法藏身。
中共长江局考虑到这种情况，调廖如愿赴东北工作，建立党组织。
1928年9月，廖如愿抵达营口，建立起党支部，与上海党中央取得联系。半年之后，他升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他的上级、战友和同事，正是担任省委书记的刘少奇。
对于刘少奇，大家都很了解，他长期担当领导职务，1959年当选国家主席。
刘少奇、廖如愿领导的满洲省委，是中共在东北设立的最高领导机构。与南方地区相比，东北的革命工作开展得晚，军阀势力更为强大。面对如此艰难处境，刘少奇、廖如愿等人沉着机智，将红色火种撒向东北大地。
从事革命工作往往伴随着巨大风险，刘少奇就有一次身份泄露、被捕入狱的经历。
那是在1929年8月22日，刘少奇去奉天的一家纱厂，准备发动罢工运动。这家纱厂是东北最大的官商合营企业之一，有3000多名工人，过半是童工。这些工人饱受压迫，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却经常被拖欠工资。
刘少奇此行的目的，就是团结工人阶级，把大家组织起来罢工。可他来到纱厂门口，发现提前约好的厂领导没来，工人们也没有下班。就在他感到疑惑的时候，几个厂警冲了出来，不由分说控制了他，把他押到了沈阳警察局。
敌人认定刘少奇是“煽动工潮”的领导人，把他关进了看守所。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刘少奇毫无畏惧，只说自己名叫成秉真，是来沈阳投奔亲戚的，口渴了才到厂里讨口水喝。与此同时，刘少奇大声抗议：“你们平白无故抓人，没有道理！”
敌人暂时拿刘少奇没办法，另一边廖如愿及时展开营救。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警察局的司法主任，以“成秉真”亲戚的身份为刘少奇开脱，给了他一些好处。
司法主任收了廖如愿的好处，也拿钱办事，在案卷中为刘少奇定性：无故徘徊在厂外，非奸即盗。
就这样，一场政治事件化解为治安案件，刘少奇随即获释。由此说来，廖如愿算得上刘少奇的救命恩人。
1930年，刘少奇离开东北，廖如愿也有了新职务，调任东满特务书记。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广泛发动群众，吸收400人入党，建立起三支游击队。这些革命力量迅速成长，形成了东北义勇军的雏形。
一年之后，廖如愿改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见证了“九一八”事变这一历史性巨变。
事变发生后，廖如愿火速赶往省委机关所在地——沈阳小西边门附近，与省委书记张应龙、宣传部长赵毅敏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公开发布一份宣言，揭露侵略中国东北是日军蓄谋已久的阴谋，号召东北民众团结一来，共同抗日。
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见报。这是中国表明抗日决心的第一份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发表的第一份宣言，史称《9·19宣言》。
廖如愿作为满洲省委的高级领导人，全程参与了这一历史事件。遗憾的是，这也是他政治生涯最后的巅峰。
1931年11月21日，廖如愿和宣传部秘书杨先泽出门办事，经过俄国驻沈阳领事馆门口。这时日军宪兵队突然出现，要求进行搜身。廖如愿袖筒中藏着两份抗日传单，被日军搜出，当场被捕。本来杨先泽走到前头，没有被日军认出来。可他一看廖如愿被捕，仓皇逃跑，被日军追上，也抓了起来。
杨先泽被捕后，在日军的言行逼供下承认自己的身份。不仅如此，他还供述赵毅敏是他的直接领导，交代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全部情况。
22日上午，省委书记张应龙被捕，也叛变了革命。他交代了自己的住址，住在他家的赵毅敏也随即被捕。
赵毅敏
廖如愿是第三个叛变革命的。起初他一口咬定，说自己叫黄云腾，从营口到沈阳。他刚来沈阳不久，看见路面上有两张纸张，没有看清上面的纸，准备拿回去包东西。可日军信不过他的说法，对他使用了酷刑。
廖如愿经受不住，只好供出了一处赤色救济会的地点。这是满洲省委的接头地点，廖如愿一位早已废弃，供了出来。不幸的是，外面的接头党员毫不知情，被敌人设哨逮捕。
这起事件给满洲省委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上到省委书记，下到基层党员，共有44人被捕。廖如愿随口说的一句话，加剧了悲剧的发生。
正因如此，廖如愿和张应龙、杨先泽一样，被新组建的满洲省委开除党籍。
1933年冬，廖如愿被押往奉天第一监狱服刑。一年之后，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发布第8号特赦令，廖如愿被释放。
一同被特赦的还有原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等人。新中国成立后，赵毅敏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杨一辰曾任河南省副书记，拨云见日。
赵毅敏、杨一辰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出狱后继续奋战在东北的白山黑水。可廖如愿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被开除党籍，只好回到湖南老家。
回乡之后，廖如愿试图与组织取得联系，可当时红军已经转移，湖南省委机关转入地下，他多次寻找也没有结果。
1938年，廖如愿“自立门户”，组建起资江抗日游击队，举起抗日大旗。他一度将队伍壮大到300余人，但因为缺少军备，抢了国军的物资。国军派出一个师“围剿”，游击队伤亡惨重，廖如愿被迫远走湖北。
与组织失联，游击队就被摧毁，廖如愿情绪低落，痛苦消沉。1941年，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在汉口经商，做茶叶买卖。他赚了不少钱，但始终牵挂着革命，内心无比纠结。正如他所说：“我精神上是劳动者，但也已经堕落。我几次跑到解放区去，可念及一家老小，加上自身惰性，苟安了一段时间。”
1949年初，廖如愿回到家乡安化，与中共安化县委取得联系。组织派他去资江策动国军起义，没有成功，他也再次错过救赎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廖如愿被扣上“大资本家”的帽子，日子过得不好。他几次向组织申述，请求恢复组织关系，列举了他在各个阶段的贡献。然而由于资料不全，再加上廖如愿有叛变的前科，他的身份始终没有得到证明。
廖如愿不是没想到去找刘少奇，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与日理万机的领导人不匹配，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廖如愿不愿麻烦刘少奇，他却因刘少奇受到牵连。1967年7月，他被列为重点证人，要求交代与刘少奇的关系。他坐了牢，但始终坚持原则，拒绝做伪证。
1972年，廖如愿被解除监押，一年后病逝。
1987年，廖如愿获得平反，中央组织部肯定了他在革命早期为党作出的重大贡献，恢复了他的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