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对待儒生的极端态度，可以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中窥见一二，这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从有限的史料中可以发现秦始皇对待儒生的态度经过了不同的阶段，虽有焚书坑儒，却并不一直都是如此，其事件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并且，秦始皇对儒生也未赶尽杀绝，而是依旧保留儒生担任博士官。

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除了保留秦国史书、博士藏书与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烧尽六国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凡是言论谈及《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学习方式规定为以吏为师，内容规定为法令。

秦始皇焚书焚的是六国史书和民间的《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没有将所有《诗》《书》诸子百家之书全部焚毁，保留了官方收藏。六国史书和诸子百家并非儒生专属，这说明焚书不是特别针对儒生，而是秦始皇对所有不符合统治标准的历史记载和学说思想进行统一的文化专制措施。最迫切的并不是焚书，而是禁止人们借诗书之口以古非今。

焚书之事起于周青臣赞同郡县制和博士淳于越建议分封制，引发“师古”还是“师今”的讨论。李斯围绕师古和师今展开，明确提出天下统一之后当师今而禁私学，避免君轻臣重的局面，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分析如何避免陷入春秋战国分裂的局面，批判儒生师古非今。这番分析和建议，秦始皇作为封建帝王自然深表认可，由此造成了焚书事件。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都在推动着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的进程，统一之后不论是治理疆域还是人口都急剧上升，对统治者继续推行何种治国之道提出了新的考验。由于秦国的历史惯性和秦始皇是法家思想者等因素，秦始皇最终选择了法家，焚书坑儒则是选择了法家的结果。

法家思想就是要求全国统一的，在焚书前的其他统一措施如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之类，都可以看作统一思想的前奏，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最能影响世道人心的思想就不可能放任自流。所以，秦始皇在法家学说的指导下统一全国思想，进而采取焚书举措也是其题中之义。焚书的实质其实就是秦统一天下的历史延续。

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全是焚书坑儒的极端，而是根据秦国发展阶段选择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态度，对待儒生的态度总体趋势是由亲近到疏远。秦始皇统一后对待儒生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焚书坑儒。

秦始皇继位时，虽然秦已是战国最强大的国家，但一直坚持历代秦王“招致宾客游士”的人才政策。秦国的发展历史，从西陲小国，一度被六国讥为蛮夷之国，最后成为统一天下的强大帝国，其中就与秦国不断招揽六国人才，汲取东方先进文化有重要关系。

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泰山封禅，在封禅前召集了一批儒生博士商议封禅大典，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儒生以及儒生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重视。这一时期，秦始皇还是尊重和任用儒生的，给予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

由于儒生们的意见不能统一，且关于封禅大典的礼仪难以实施，秦始皇又决定“绌儒生”。遭到闲绌的儒生无法参与封禅大典，在听闻秦始皇遭遇风暴时甚至发出讥笑，这样的分歧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明显崩坏。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从之前的尊重、重视转变为闲绌、轻视。

秦始皇和儒生更大的决裂无疑是焚书坑儒，触发焚书坑儒的导火索正是和封禅中儒生讥笑秦始皇性质一样以古非今、诽谤秦始皇之事。焚书坑儒中，秦始皇以封建统治者的强暴手段，焚毁儒生赖以学习倚为生存之本的《诗》《书》，堵塞儒生通过学习古圣先贤进而参与朝政的道路，同时坑杀流放诸多儒生，以达到威慑天下和统一思想的目的。

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巨大打击，儒生欲兴太平诵法孔子的盛况开始衰微，在朝廷中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基本上成为政治的点缀。秦始皇中前期博士的出现经常是商讨国家大事，但秦始皇后期博士出现的记载却大多是无关紧要的事。

在有限的历史记载中，秦始皇后期博士虽然还是有所出现，但和之前参与政治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几乎都是在问鬼神占梦之类的事。这些博士中有无儒生不能十分确切地考证。后期出现的这些博士不论是不是儒生，都可作为证明秦始皇后期对待儒生的态度是“存而少用”的依据。

秦始皇对儒生的态度经过前期的吸纳任用，到中期的打击流放，再到后期的存而少用，变化巨大，显现出秦始皇作为封建君主只为巩固自己统治的无常面孔。在这样的巨大变化中，儒生群体对待秦朝的政治态度也有所分野。

秦始皇前期，儒生是政治舞台上一股较有影响的力量。孔子之后的儒生“大者为师傅卿相”，具备浓厚的家国情怀，乐于参与政治。

引发焚书的周青臣、淳于越等人是儒生，刺激秦始皇坑儒的卢生虽有方士成分，不过据其论始皇之语，基本可以断定他们也是儒生。此外还有如百官之首的丞相王绾、齐人茅焦、谏秦始皇禅让的鲍白令之等都被认为是儒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进了秦朝的核心决策层。

与“为师傅卿相”的参政儒生相对应的是“隐而不见”的隐世儒生。张耳、陈馀好儒术，秦灭魏后知二人名士盛名，重金求贤。不过二人并未现身，反而是改名换姓躲到乡里当卫士。虽然监门也是秦朝官吏，但他们避世隐居的心理是明显的。

隐世儒生当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孔鲋，早期秦始皇诏封孔鲋为君，儒生礼遇由此可见。孔鲋在焚书后便逃亡隐居，直至“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作为孔子后人，孔鲋是儒家的代表人物甚至领袖人物，在秦始皇对待儒生态度的转变过程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秦始皇对待儒生友好时，儒生们参与政治，当秦始皇态度发生改变时，便退出朝堂，隐于世间。不止孔鲋一人如此，当时有一批这样的“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在秦末动乱中，隐世的儒生甚至还担任起反抗秦朝统治的角色。

秦始皇中前期，天下一统前，迫于统一全国的需要，秦始皇坚持着广纳人才的策略，这一期间的儒生是秦国人才的重要组成，儒生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到秦国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天下统一之后，国家的形势已不再是迫于和六国竞争的阶段，秦始皇视天下尽在股掌之中。

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全国一统，早已为国家的统一制定了标准，度量车轨之类在前，文字思想之类在后，法家追求的统一是全面整体的。儒家和儒生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法家有所出入，这自然带来了两家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便是焚书坑儒，儒学和儒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遭遇打击后的儒生虽有部分还在朝堂，但渐渐在秦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淡，不复之前重要。与此同时，一部分隐世的儒生开始走到历史的前台，在隐世中复起，朝着反抗秦朝专制暴政的道路上前行。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