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至今，能称为先生的女性也有不少，宋庆龄、林徽因、杨绛等等，但我觉得，还有一位女性也应该在此列，她便是立功辛亥，首倡女权，行医济世，有着“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美誉的张竹君。

她是中国第一位有行医执照的女西医，也是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性，辛亥革命前期，她抨击时政，倡导女权，宣传新学，作为同盟会元老，她在武昌起义时，奔走于各个战场上救护伤员，出生入死，无所畏惧。

民国建立后，她参与组建“女子参政同盟会”，同唐群英、沈佩贞和吴木兰等女杰一起，为女权运动的中坚人物，在当年大闹国会、掌掴宋教仁等暴力行动中，她都是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

“二次革命”失败后，张竹君深感失望，对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也反感至极，于是，她致力于中国的医学事业，以医生为业，治病救人，绝少在社会上公开露面，直到去世。

张竹君是广州府番禺人，父亲为朝廷三品京官，富裕的家庭为她提供了优渥的生活环境，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广州是清朝后期最繁华的对外交易港口，所以，她接触外来新思想的机会也很多，这也造就了她洋派和时尚的开放性格。

她幼年曾患重病，幸得博济医院的西洋医生救治而康复，所以便立志当一名西医来拯救民众，长大后便进入博济医学堂学习，毕业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

在闺蜜徐宗汉的帮助下，她在广州开办了禔福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性；并且，她在武昌起义时，火线上成立“中国赤十字会”，奋不顾身地率领姐妹们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抢救伤员，所以，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就说：

“按竹君在广州成名，实远在庚子辛丑间，当时一般志士咸称之曰‘妇女界之梁启超’。”

将其誉为与梁启超并肩，这评价天之高，梁先生是以一支笔纵横天下，看来，张竹君当时不仅悬壶济世，而她以笔为枪，抨击社会黑暗，唤醒民众觉醒，争取女权方面，肯定也是冲锋在前的女中豪杰。

作为广东女学之先声，她与同盟会大佬胡汉民和马君武最为相善，经常在各地举办演讲会，并在她开办医室旁边专辟一个场所，每个周末定时演讲，影响甚大，时载“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

在行医和演讲的同时，她为了实现女性自立践行之目的，开办了手工艺传习所及工艺场等，为女子技能的提高提供场所，以为“自立切实可行之道路。”为了团结和保障女性学习和生活，另设“女子兴学保险会”，藉以互助而共渡难关。

张竹君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引得社会一片惊叹之声，而她实业救国的理念，通过实践证明，是一条妇女自由独立的可行之路，当时的《警钟日报》就赞曰：“然近日所可推为实行家者，于男界得一人也，曰张季直；于女界得一人也，曰张竹君。”

张謇

张季直就是晚清状元张謇，南通著名的实业家，当年毛主席曾说，“重工业不忘张之洞，轻工业不忘张謇。”时人将张竹君比肩张謇，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以至于后来乘船时遇到抢匪，搜证件时一看到她的名字，竟然“纳头便拜”，为此救了一船之人。

武昌起义爆发，当时革命党无一大佬在武昌，在香港的黄兴急于前去主持战事，但四周俱被北洋军阻断了路途，最后还是张竹君设计，让黄兴扮作她的助手，闺蜜徐宗汉则扮成护士，三人冒死前往，一路有惊无险地到达汉口，而后来的徐宗汉也成为黄兴的妻子。

到达汉口前线后，她冒着枪林弹雨，率领着红十字救伤队救治伤员，在自己被病菌感染后左手肿大，发烧反复之际，依然不顾生命危险，奔走于各个救治的场所，出现在最需要她的地方。

张竹君(前排右五)与红十字会救护队队员在汉阳十里铺前线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她颁发了“立国纪念勋章”，以及一堆的荣誉，而张竹君的好友们都成为民国政要，权高位重，而她却出乎人们预料地由绚烂归于平淡，选择了继续从事治病救人的事业，此等胸襟，有几人能比。

张竹君的婚姻也是时人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她一直坚持自己治病救人的一贯宗旨，又投身革命，舍生忘死，无暇顾及自己的婚姻大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好时光便在终日奔忙中，悄悄逝去。

要说作为她这样优秀的人，仰慕和追求者当不在少数，她以前同一卢姓之人是有过一段即将婚嫁的罗曼史，但阴差阳错地竟擦肩而过；而她同马君武也曾似乎有过隐隐约约的情愫，胡汉民甚至不无忌妒地比喻为“驴马争獐”，但无论其中发生过什么“狗血之事”，最终张竹君的婚事还是被时光蹉跎了过去。

博济医局颁发给张竹君的行医执照

虽然张竹君终生未婚，但却是儿女绕膝，成天都沉浸在天伦之乐中，因为，她收养了许多孤儿，这都是她的子女，她精心地培养和教育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给孩子们母亲般的温暖，她是孩子们心中最敬爱的“妈妈”。

后来的她远离了政治纷争，广开义诊，施诊给药，终生为民治病，一生救治过病人无数；抗战期间，身在上海的她参加了救治伤员，救济难民，但是，她除了治病救人外，极少过问政事，直到1964年在上海逝世，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一生，享年88岁。

综观张竹君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对社会和民族充满慈爱和奉献的一生，她不但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

在民国立国之初，作为一位为建立民国作出卓越贡献的新女性，她功成不居，视功名和富贵如浮云的胸怀，是那个时代中极为少见的，也是值得我们钦佩与敬仰的。

从表面上看，张竹君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才返回上海，以行医为终生职业，是对革命的失望还是有其他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不敢臆测。

也许，她是看不惯后来有些民国元勋们争权夺利，也许，她太热爱自己的事业，也许，是她悲天悯人的情操，让她不忍心看着病人遭受痛苦，也许，她自认为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不适合从政，但是，真正让张竹君激流勇退的原因，必定是她心中的大爱使然！